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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于向来内敛的斯宾塞而言，“微微颤抖”已经是其文艺情结爆发的最高形式。类似的情形还出现过一次：大英博物馆印刷品保管员、许多当代作家的密友西德尼•考尔文（Sidney Colvin）在退休前烧掉了几百封作家来信，因为他认为其中涉及太多不宜被公众阅读的隐私。可想而知，在那段时间经常造访考尔文宅邸的斯宾塞需要经受多大的精神折磨，他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主人身边堆满作者手迹——它们正在或即将被主人喂进炉膛，火苗悠然吞咽着作者的记忆、读者的好奇，以及那些可以被斯宾塞当场换算出的英镑。考尔文一边烧，一边聊，间或喝一口苏打水，湿润被烟火熏干的嘴唇和喉咙，斯宾塞则只能“微微颤抖”着伺机进言，打捞起其中的幸存者——据说梅瑞迪斯和白朗宁的一部分信件，就是他救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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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尔文关系最铁的作家是史蒂文森，而后者本人也是斯宾塞店里的常客。1885年，史蒂文森从爱丁堡前往伯恩茅斯，顺道在伦敦逗留。“那天很潮湿，他无聊地坐在我店里的椅子上……刚才他看到我书架上堆满了他的《新天方夜谭》初版，六十多本，全都是我在图书馆清库存时用一先令一本的价钱收购的。看起来这幅景象让他很沮丧。”斯宾塞在回忆录中的描写很符合人们对这位喜欢四处冶游的梦想家的印象。梦想家梦游般地说自己的鞋子漏了，斯宾塞镇定地指出他应该脱掉鞋子晾干，同时给他弄来一点可以御寒的东西：白兰地加水，以及一本在售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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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在书目上找到了《新天方夜谭》，标价八先令，脸上的表情略微松弛了一些。“不过，斯宾塞先生，”他随即又锁起眉头，“不会有人来问价的吧，是吗？”九年以后，这一幕回忆在斯宾塞眼前愈见清晰，也让他一时不知该怎样面对这批书的单价已经飙升到一百多镑的事实。飙升的原因通常很残忍，这一次是因为史蒂文森刚刚病逝于太平洋南部的西萨摩亚，葬在当地一座能俯瞰太平洋的高山上，时年四十四岁。又过了很多年，斯宾塞购进了一本纪念册，编写者是那些陪伴史蒂文森临终的朋友，他们见证了梦想家在那段病入膏肓的日子里仍然每天上午都在写作，见证了他在近乎谵妄的状态下焕发的最后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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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与王尔德的有限交集，完全拜王尔德之母所赐，后者常常向斯宾塞订购旧书，并请他上门送货收钱。王尔德太太从不讨价还价，“年老色衰却富有同情心”，可是王尔德少爷截然不同。斯宾塞几次撞见他从门外进来，“纽扣上别着一朵向日葵，颈上飞舞着一条炫目的五彩领带”。苍白、松垮、阴柔之类的词儿一股脑儿从斯宾塞笔下涌出来，他显然对这位红透英伦的当代唐璜不以为然。王尔德也不见得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跟母亲闲聊了好一会以后才跟斯宾塞搭一两句——即便如此，“他似乎仍然觉得说话是桩莫大的麻烦事，而且不光是说话，就连呼吸，连活着本身都很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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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邂逅，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谈论王尔德落难之后的遭际时，斯宾塞的态度显得颇为冷漠，甚至不乏揶揄。作为经手转卖过大量王尔德狱中信件的书商，斯宾塞当然对他当时混乱潦倒的状态颇有感性认识。那些信时而流露出改过自新的念头，时而又任由情绪一落千丈。尤其是王尔德写给自己的出版商莱昂纳多•史密泽斯（Leonard Smithers）的信，就更是将绝望、嘲讽和苦涩释放得淋漓尽致。那段时间史密泽斯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迫卖一点东西给斯宾塞，这其中就包括王尔德的信——也就是说，骄傲的王尔德，不得不间接依靠出售自己的书信来养活自己。斯宾塞在这些信上看到了直接的、没有一丁点王尔德式装饰音的哀告，看到了一个彻底失控的诗人。“看在上帝的分上，至少给我送五英镑来，”其中一封呐喊道，“我直面着饥饿和死亡。”发出这封信之后不久，王尔德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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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之后，王尔德当然还彪炳史册，但斯宾塞其人生平已越来越模糊，我只能在网上查到他的生卒年约为1860—1952年—也就是说，在他的回忆录《四十年贩书偶记》（Forty Years in My Bookshop）出版之后（1923），他的书店应该还开了好长一段时间。据说，如今的新牛津街27号早已人去楼空，原址开着一家退伍军人职业介绍所。以如今的眼光看，这本回忆录树立了旧书业黄金时代的标杆，却基本上绕开它常常遭人诟病的阴影：赝品。只在该书临近尾声时，斯宾塞才小心翼翼地提到了一则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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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上门，送来一本威廉•霍恩《每日之书》的“原稿”，空白处写满查尔斯•兰姆的眉批，要斯宾塞估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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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考虑到兰姆1834年就去世了，而这本书直到1839年才出版，敢问您怎么给个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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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不知道呢，”对方还是那么理直气壮，“没准儿那是另一个兰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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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贩书偶记》，[英]沃尔特·T.斯宾塞著，Houghton Mifflin 1923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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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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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在阅读中谱写出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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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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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读。谁（Leslie Stephen?）说过吉本是在阅读中谱写出他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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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Kazin，Journals，December 4，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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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冷雨过后，窗外虫鸣竟水洗了似的如缀满夜空的星星那样清晰分明了。入夜，忽然有心情从书架取出《托尔金的袍子》的作者里克•杰寇斯基（Rick Gekoski）“书忆体”回忆录《在狗之外》（Outside of a Dog: A Bibliomemoir）。翻过扉页，目光落在给了杰氏书名灵感的美国喜剧大家Groucho Marx幽默温馨的两句话上：“Outside of a dog，a book is man’s best friend. / Inside of a dog，it’s too dark to read”（在狗之外，书是人的挚友；在狗之内，暗得无法展读），这才意识到在寂寞的角落里它等了我两年。愧疚不该如此怠慢这册难得的作者签名本，尽管那字迹优雅、一语双关的“Another one，of me …”是2009年8月25日题赠给一个名叫Byron的人，与我丝毫无关。这又何妨？我在乎的只是“又一个杰寇斯基”，还有他呼吸一般鲜活的暗蓝色笔迹。也许，甚至从根本上说，秋天才是该真正捧起一本“回忆录”的季节，因为只有秋天才会令夏多布里昂从中读出“同我们的命运有神秘的关联”这样的含义：“它如同我们的落叶般的岁月，它如同我们的落花般逐渐枯萎的年华，它如同我们的云彩般飞逝的幻想，它如同我们的逐渐变得暗淡的智慧，它如同我们的阳光般逐渐变得冷漠的爱情，它如同我们的河流般冻结的生命。”（《墓畔回忆录》，东方出版社，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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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季节适宜可眼下自己的行为未必对得起“时代精神”。 在“现代科学”终被“技术即科学”（techno-science）所取代的“后现代”，人类挟互联网投下的“信息炸弹”（la bombe informatique，哲学家Paul Virilio语）唱起“古腾堡”挽歌之时；在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直面荧屏当道（电视、电影、电脑）无奈发出的“视觉的文化将要终结想象的文学”（a visual culture will end imaginative literature）这一断言一天天逼近真实之时；为什么我偏偏还要在乎无籍籍声名的杰寇斯基和他这本同样无籍籍声名且装填在渐渐老去的纸张里的“回忆录”？是恋恋不舍纸质书这一思想存在的亲切熟悉的形式？是想在“回忆”凝结的“历史”中寻到某种可靠的、不再令我目眩的心灵寄托？哪怕是暂时的？似乎不是。纪德说：回忆录向来只有一半是可信的。它从不为心灵提供“可靠性”的港湾。当然我也没带着一厢情愿的野心期待普普通通的它会像圣西门、卡萨诺瓦、夏多布里昂、丘吉尔长河般“回忆录”那样描绘出令世人惊叹的“历史”长卷。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只有在“此在”死亡时才成为可能。杰寇斯基还硬朗地活着，连期待都不应该期待。我更缺乏“理论书评者”（a theoretical reviewer）的高度：把社会当成戏剧，以种种花哨的角度在相关不相关的文字里萃取所谓“社会形成之时文本所起的作用”或“在社会戏剧里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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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此，我还能为我放不下杰寇斯基找出一个恰当的理由吗？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个灵魂，“于是恰如一个陌生人，我读我的存在仿佛它是书页。/ 不知何之将至，/ 忘了什么已然消逝，/ 在阅读书页的边上记下 / 我的所感我的所思 / 再读它时，我诧异：‘那竟然是我？’”（《歌集•1930/8/24》）对，我想看看《在狗之外》的杰寇斯基的灵魂如何不同于《托尔金的袍子》的杰寇斯基的灵魂。我想走进“又一个杰寇斯基”，暗自期许也能诧异地悄悄对他说：“那竟然是你？”窸窣作响的书页背后能否撞上这样的运气，由不得我，得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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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注定是散漫的。“回忆录”却必得有个明晰的开端。“书忆体回忆录”的开端除了直指书与生命难弃难离的纠结外还能期待它指向何方？果然，“引子”拉开，书的天堂就露出了别样的景致：1974年英国渥威克郡矿泉疗养胜地Leamington Spa。摄政时期排屋中的大宅刚刚翻修一新。四间卧室全摆满了书。俯瞰花园的阳台内侧、大理石壁炉前铺着暗红色加拿大松木地板的大客厅摆满了书。厕所、厨房、过道……“堆积起的书像胚芽样生长繁衍”（p.3）。刚从拍卖行运抵的大书橱精美绝伦，纯正维多利亚时期桃花心木打造。能存放千部书的十五格空间竟在一个挥汗如雨的周末又被占领。甜蜜自得地巡视吧：高中和大学时几乎翻烂、笔记满满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牛津发奋时几乎手不释卷的全套马修•阿诺德；队列长长的劳伦斯乔伊斯艾略特；助他戴上哲学文学圣殿牛津茂登文学博士桂冠的完整的康拉德（大部分还是初版本）；渥威克大学执教时一页页血汗批注的数百册哲学、心理学、文学和艺术……洋溢着诱人书卷气的童话式幸福若照此延展下去，《在狗之外》必定滑进平庸。杰寇斯基够狡黠，笔锋一转，就让我听到“失乐园”悲怆的命运敲门声。从书的角度说，离婚把他几近赤裸地放逐了。竟还要挥别他的格雷厄姆•格林！这是剜他的心。左臂弯枕着新生的孩子，左手扶着奶瓶，右手翻完十五部漫长的书页。多少个难眠之夜？记不清了。可他记着格林那一张张书页里还映着孩子酣甜的睡影哪。愤怒。眩晕。悲痛。他爱书人的灵魂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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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巴黎酷暑中，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也是奄奄一息。弥留之际，她含混不清地问床边的人：“答案是什么？”得不到回答，她再问：“问题是什么？”半个世纪后的此刻，书的繁华散尽，现实毫不吝啬给了杰寇斯基一个冷酷到残酷的答案。迈进新租公寓的书房，看着稀疏排列的书架，把拧亮的台灯转向它们，他陷入沉思。答案已有。那么，问题是什么？“看着看着（这寥寥可数的）书，我渐渐辨识出，它们装点的原来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个自我。”（p.9）“没有书我才是不可思议的。谁也无法把它们从我这儿拿走，它们就在我体内，它们就是现在的我……我想要知道的是我读过的那些书怎么造就了我。”（p.9）这多少有点儿探得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第六节智慧堂奥的味道了：“而只有拒绝的东西才可能给出存在于可能性中的东西，黑暗拒绝可视性，而它也同样可以保持视觉：在黑暗中我们看见了众星。”大彻大悟间，那个只有依赖物理性拥有书籍时才存在的外在的“读者”死去了，而他从未意识到的另一个不依赖书的存在而存在的“读者之内的读者”（the reader-in-the-reader，哈罗德•布鲁姆语）奇迹般倔强复活了。接着，十九章260页的文字坦率到几乎露骨地描述了他所笃信的“阅读”与“自我造就”这一彼此交融且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中六十余年人生岁月同那二十五部（当然它们又牵引出更多）重要的、看似毫不相干却无一不带着“命中不可避免的光环”出现的书“既惬意又困惑”的相遇、相恋和相依相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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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说过：“童年是作家银行里全部的存款余额。”（Childhood is a writer’s bank balance.）若用“人生”替换掉“作家”，那么幼小生命初次相遇并存留下深深印痕的那本书便不折不扣成为一个读书人在时间维度里存入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财富。幸运的话，这财富会如一粒强劲的种子，预设并培植着此后 “私人阅读史”与“自我的生成及演化史”之间交互展开的全部生命个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视文化咄咄逼人入侵文字阅读领地之时，终将成为美国大众文化偶像的苏斯博士（Dr. Seuss）送给四岁的杰寇斯基这样一粒强劲的种子——《大象霍腾孵蛋》（Horton Hatches the 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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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央求：再来呀！再读一遍！要是太晚了或者求了太多次，我就舒舒服服蜷伏在被单下自言自语重复最后读到的那句特别宽慰人的话：“Because Horton was faithful he sat and he sat… ”（就因为答应过人家了，霍腾他坐在那儿不弃也不离）我太爱这诗行了，我琢磨，这是由于父亲Bernie活脱脱就是霍腾（p.13）。“而我（喜怒无常的）母亲就是那只懒鸟Mayzie”（p.14）……“连一本苏斯博士都没读过，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他笔下的角色个个天马行空、狂野不驯，人见人爱。孩子们毫不循规蹈矩、完全自作主张的天性体现得那样淋漓尽致。他的世界随时随地都可能分崩离析：他是吟咏无序和不可测性的儿童桂冠诗人。”（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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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岁月在马修•阿诺德视为提供了“美与甜蜜这完美人性所必备特质”的牛津大学燃烧净尽之后，越来越厌恶学术圈的“虚伪”和自命不凡的所谓“文化人”而决定给自己“去去智”（becoming less intelligent，p.216），以期从“学院生活”之外重新找回渐被高深莫测抽象理论统驭的学院派文学教学“制度化了的”那个“真我”。1984年杰寇斯基没有一丝留恋地辞掉渥威克大学英文系教席，因为曾经的理想中的学术殿堂“僵化了我情感和思想的活力，耗干了我乐趣的源泉”（p.223）。他大胆自豪地拥抱“珍本书商”这一前途未卜、令人有些错愕的边缘角色时，思维无极限的Dr. Seuss是否在他潜意识里还魂？我不知道。但显然脱离母性的乳房期又告别失去成年人体温的奶瓶期之后，耐心、平和一如霍腾的父亲为小杰寇斯基带来了充满神奇力量与幸福滋味的“爱”的恒久替代品——文字阅读。六十年后，逆时间之流而上静静梳理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他这部“思想性和个人性回忆录”的基石时，杰寇斯基吃惊地发现——“（阅读那些书）不断重复的动机竟是探寻对爱的本质的理解”（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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