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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福楼拜的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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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常被批评不关注现实，不关注时代，不关注生活，这当然是一个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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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布鲁姆有个观点，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传统，另外一个就是契诃夫传统，可以唤作现实主义，或者遵从现实生活逻辑的写作方法。卡夫卡的传统到现在正在慢慢消失，写作到最后就接近于哲学的边界，用文学方式讨论的问题和用哲学方式讨论的问题慢慢趋同。所以布鲁姆把乔伊斯这样的作者，也归到契诃夫的传统中来，当然乔伊斯不一定会同意这样做。如果从契诃夫传统的角度看待当前青年作家的创作，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不纠结于现实和现实主义是否真的指向两条道路。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我们才能准确地谈论其他的技术问题，譬如如何进入传统的现实生活，如何进入超现实的虚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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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和现实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文心雕龙》里面有专门论述，有一章叫时序。时序所论述的基本问题，就是写作和社会变迁、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世情与时序这两个词，有中国传统文论的风格特点。时序怎样，与国家相关，也与国家高层的文化倡导有关。世情如何，与社会生活的流动变化紧紧相关。无论是中国传统文论还是西方文论，不管是现实主义写作还是现代主义作家，在处理个人写作与时代的关系时具有共识。诗人奥登就认为，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有了这个共识，我们才可能修订不必要的偏见，不会轻易而武断地说青年作家不关注现实、时代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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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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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现实生活，如何发掘书写生活中的崇高和力量，如何面对现实中的幽暗和苦闷？得忠于某些事实，忠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从而找到孤独个体与现实生活相连接的通道。最近在读几位青年小说家的作品，发现他们各自都建造了有效的密道。哲贵写了一系列商人小说，他不仅写清楚了商业的内部，写清了金钱是如何来的，商人是怎样成长为商人的，现代意义上的商人将遭遇哪些精神困境，更重要的是哲贵用这些语境，准确地回应了一个小说家与时代的关系。董夏青青的《科恰里特山下》，将眼光放置在戍边的军人身上，发现身处特殊情境（不平常的生活）中的平常人性，这部分人性既有始于责任的力量，又有遵循生活河流本身的明亮。在周嘉宁的小说集《基本美》中，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力量，那些与时代保持着“脱臼”一般联系的年轻人，经历着疼痛，渴望靠近，客观上又有疏离。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个体与时代的关系，这是文学自身的必然需求。必须说到王占黑，这个被不断强调的年纪轻轻的90后小说家，写了一批关注社区老年人生活的小说，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看似不相交叉，但依然在以她的方式回应时代，甚至回应一种文学传统，那是沈从文的传统，即关照和敬仰那些普通人，即便他们已然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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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面对现实生活，保持忠诚，写作才可能变得真诚，才可能捕捉并点亮那些生活细节，同时赋予这些细节力量和意义。盖伊·特立斯的非虚构《被仰望和被遗忘的》，写了无数的纽约普通人，其中有一个在联合国旁边刷鞋的人，这个人会用二十七门语言做生意，用二十七门语言只会说一句话：先生，擦鞋吗？一个细节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在不同作品中的反映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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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契诃夫的《牵小狗的女人》这篇小说里，两个私通的人初次见面，这个女人牵了一只小狗。男人主动有意无意地逗弄它，并问女人可以给它一块骨头吗？故事由此开启了，一只小狗和一块骨头，让两个人产生了联系。如果没有这只小狗，这对男女也许不会如此合理地说上话。还有福楼拜的中篇小说《一颗纯朴的心》，堪称超越时间的经典，写尽了时代中普通人的生活。福楼拜在小说中写了一只鹦鹉，就是那个老仆人喜欢的鹦鹉。老仆人忠心耿耿，一生都听主人的话。女主人说什么，她做什么，就像鹦鹉一样，学说主人的话。鹦鹉真的没有自己的想法吗？老仆人也没有自我？显然不是。鹦鹉由此成为谈论福楼拜其人其作无法忽略的经典细节。为什么是鹦鹉？有何象征意义？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注意到了这只鹦鹉，并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福楼拜的鹦鹉》，从鹦鹉开始以小说的方式为福楼拜立传，也探索福楼拜的心灵世界和小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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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称职的评论家，得有能力发现契诃夫的那只小狗，发现福楼拜的那只鹦鹉，发现纳博科夫的子弹（就是《洛丽塔》中那神奇的三枪），就像我们面对青年作家，同样需要发现青年作家和这个时代建立联系的细节和通道。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和社会发生关系，和时代发生关系，也和我身边的生活发生关系，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对青年作家来说，构造这些细节恐怕不仅仅事关才华，也事关小说技巧。譬如我们现在过于强调个人经验，但是经验和小说之间就隔着一个技巧。经验能否变成小说，需要技巧的助攻。何况经验因为时间的加速度，其价值变得不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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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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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后，很多作家都说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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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误会，显然有别，小说家不是讲故事的人，而是创造叙述者的人，由叙述者去讲故事。只要叙述者成立，其他也就成立了。创造叙述者就是一个技术活儿，就是小说家的关键工作。讲故事的确是一个传统，在经验无法共享的时间中，故事可以承担经验分享、知识交流以及道德教化的作用。如今经验共享变得随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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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如何编一个故事现在变得过于迫切了，以至于编剧出身的罗伯特·麦基撰写的《故事》成为小说家写小说的案头指南，这就多少显得本末倒置乃至有些滑稽了。尽管麦基说过一些深刻的话，如“故事是生活的比喻”，“你的才华会被无知饿死”，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小说与故事等同起来，那些被编织出来的欲望、困难和突围，以及花团锦簇、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小说所要求的内容并不等同，甚至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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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依旧盛行，故事术广受欢迎。紧张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依旧源源不断地被编造出来，有的故事还被认为是想象力的一种飞跃。特别是看似基于现实的某类故事变得越发魔幻。詹姆斯·伍德在《不负责任的自我》一书中，有一篇“歇斯底里的现实主义”，对这类故事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甚至不惜冒犯拉什迪、扎迪·史密斯、品钦和福斯特·华莱士等一群大佬。伍德认为他们不停地讲故事，故事中套故事，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活力，永不停歇地讲故事，炫耀故事穿行的繁忙和拥堵。一出生就在婴儿床上弹空气吉他的摇滚巨星（拉什迪）；一只会说话的狗，两盏会说话的钟（品钦）；一个名叫轮椅刺客、致力于解放魁北克的恐怖组织和一部很感人、看了它的人都会死的电影（华莱士）。这些情节在伍德看来，根本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而是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算不上是伟大想象力的证据。这些非人的故事，在借用现实主义的同时似乎在逃避现实，成了想象的道具，意义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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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讲故事的表现还在于，苦心孤诣地给小说人物牵线搭桥，让他们产生联系。不是没有人物，就是人物没有生活。离群索居的现代生活似乎在他们身上不构成影响，即便深宅也会被小说家精心炮制的线索拉出房间，与现实生活中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进行接头。越复杂烦琐的线团，缠绕得越紧，生活就变得越戏剧化，就会深得电视导演们的认可：多么有想象力，多么有故事，多么有戏剧性。故事变成刺客，成功地干掉了小说。即便是电影本身，过于强调故事的完成度，也引发了人们的忧虑。导演蔡明亮在《一念》这本书中，就拿那些过于强调剧情的电影开刀。电影中的剧情，就是小说中的故事。蔡明亮认为，过于追求剧情，使得电影没有时间让观众思考。观众根本来不及思考，也没有思考进入的空间。观众容易从长镜头中，即那些拉长的镜头中，捕捉到自我思索的线索，从而获得电影和自我相沟通的契机，犹如一道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挤迅速的故事，同样无法营造一道让读者进入的门，而止于故事本身的消遣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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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伍德的话不无偏激，这位以学识和敏锐出名的评论家，并不在乎他所批评的小说家们的反应，事实上他不过是借助他们的作品，抒发自己的思想，扎迪·史密斯不幸地被他用作了论据。关于扎迪·史密斯的创作，比如《白牙》当然可以另外看待，但这不影响我们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当故事变得越来越荒唐，催生的未必是荒诞的批判，也可能降低了小说的冲击力。就故事而言，相比难以置信的可能，令人信服的不可能更令人期盼。我想起《追风筝的人》作者胡赛尼的一个观点：“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完全不可能发生的爱。”不可能比可能更有现实意义。小说家迫不及待地通过情节和偶然的遇见，让小说人物产生联系，遭遇可能的相撞。没办法，没有关联的故事不成为故事。也不知道是小说家带坏了读者，还是读者引诱偏了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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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故事只是故事，我们可以肯定，它离现实很远，离生活很远。或许一开始，当故事被设想时，就不是为了抵达现实并试图超越现实生活的，只能落后于现实，或者和现实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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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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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篇难忘的小说，森村诚一的《偶然的杀念》。这个擅长写推理犯罪小说的日本小说家，有着不一般的本事，能将类型的犯罪故事写出文学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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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杀人犯夜里闯进了一户人家，只有女主人和孩子在，丈夫值夜班不在家。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内心慌乱不已的女主人强迫自己镇定，不敢报警，不敢叫喊邻居，不敢触怒这位年轻的杀人犯。这都是人之常情，当平常人陷入不平常境遇中，会发生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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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来回回的交谈中，青年人慢慢放松了下来。女主人说，我们是工薪人家，存不了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女主人还为他做了一碗饭，用家里所剩不多的食材。年轻的杀人犯，之所以强调他年轻，是因为年轻人的犯罪本身就有偶然的因素。年轻，不常与处心积虑相关。真正可怕的是精心谋划的犯罪，毫无退路的毁灭和自我坠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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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年轻人松弛下来的时候，隔壁女邻居来敲门，说家人不舒服来问问有没有药。这是一位好打听是非的家庭妇女，看到了门外的那双男士鞋子，自然就问家里来了人啊？女主人慌忙说，没有没有，那是我先生的鞋子。因为孩子还在里屋，她不敢说家里闯进了一个陌生人，怕杀人犯伤害孩子。女邻居的出现多少有点意外，就生活逻辑而言，她出现得很准时。这不仅仅是小说家的情节设计，作为小说事件本身，此处也需要出现一点不可控制的东西，一个好搬弄是非的目击者当然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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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女邻居离开后，杀人犯也离开了，女主人送了他一些钱，他准备去自首了。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对于杀人犯来说，他并没有决定要第二次杀人。他只是因为年轻，在犯下了罪之后，无处可去，需要一个安定的倾听者。如果只是到这里，小说已经很好了，两人来往的对话已经足够具有张力。仅仅这一层张力，能让森村诚一满足吗？好的小说家会接着尝试打开第二层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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