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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卢梭来说，打屁股就能得到类似性的快乐体验。根据卢梭在《忏悔录》里的回忆和描述，一七二三年，那一年卢梭同学十一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卢梭当时在一个牧师家里寄读，有一天牧师的妹妹打了他的屁股。奇怪的是，这个惩罚歪打正着，使得我们的卢梭同学更加喜欢那位小姐了，因为他感到了快乐。卢梭同学这样忏悔：“我尝到了一丝有些淫荡的快意，因此不但不害怕，反而希望再被那只纤细的手打几次。”显然，卢梭同学有些性早熟，打屁股引发了他对性的想象，并从中感受到了快乐。卢梭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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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绘画史里的臀部，书里梳理了很多相关内容，比如达·芬奇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里就隐藏了一个屁股，便笑嘻嘻地揣测，达·芬奇是同性恋或许真有其事。达·芬奇对男性的身体带着明显的偏好，尤其是这幅蒙娜丽莎，画于达·芬奇旅居佛罗伦萨时期，绘画时间长达四年。弗拉戈纳尔的所谓歌颂爱情的画作《荡秋千》，是一名银行家桑·朱理安向画家定制的，展现的是他和情妇的自画像。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商业私人定制。客观地讲，画风比较低俗，符合当时法国贵族的审美。时间洗掉了这些过往的隐秘，留下的是名画。艺术家的创作初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今天我们还会在意这些画是为什么或者为谁而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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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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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的写作，自然有其难以避免的地域性。引用的材料多在欧洲，至于东方或者中国，作者没有涉及。这样也好，作为东方的读者，纯粹看热闹，不必考虑到中国的情况，否则就更热闹了。屁股在中国，常常与政治有关，有惩罚的意思。打屁股，俗称挨板子，官方称笞刑，哗地一下，扒掉裤子，露出屁股，趴着，迎接雨点般的板子。屁股蛋子肉多的还好点，苦了那些瘦屁股，板子下去，直接就是骨头，真是骨肉相连。打得也有轻有重，轻的也要脱一层皮，重则皮开肉绽，伤筋动骨，全在执杖者的技术，还有他当日的心情。心情好点，下手轻点。要是碰巧怄了气，手一重就惨了。要说狠的，那就是廷杖。皇帝老子一言不合，挥手说打，不打个半死不算完。抬回去，坐不得，躺不得，只能趴着养伤，少则趴半年，多则趴一年。伤好之后，非残即瘸，想要恢复原样，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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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板子，残酷，伴随着惨叫，和法国人说的“稍加用力的抚摸”的差别在于，一是力道，不是稍加用力，是狠狠地用力。二是不用手打，而是用板子，讲究的还要加点佐料，比如撒点盐。板子比手硬多了，加上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一板子挥下去，其滋味岂是手打能比的。中国人的屁股，除了挨板子之外，还有表示忠诚的作用。据说向皇上下跪磕头，屁股翘得越高，表示越忠诚。屁股下面是权力，皇帝坐江山，官员们坐堂，这一点全世界莫不如是，英文主席叫Chairman，意为椅子上的人，意思差不多。屁股和权力联系起来，就失去了生动和令人亲近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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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刑罚，更狠的不是没有，比打板子狠的是锯臀。法国就有一种折磨屁股的酷刑，将人倒挂起来，分开两条腿，拿长锯从屁股处往下锯，像杀猪那样，能把人锯成两半。法国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在《秘密花园》里，还描述了一种新奇的富有想象力的刑罚。用一个类似盆的大钵子，顶上有洞，扣在屁股上，放进去一只大老鼠，然后用烧红的铁棍去捅它。老鼠蹿起来，先是像抚摸一样，痒痒的。时间一长，老鼠就会抓破皮肉。再用铁棍捅，老鼠就会死命地往里钻，用利爪抓破肛门，足够置人于死地。在设计酷刑这方面，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展现出了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狠劲十足。一旦变成置人于死地的酷刑，屁股就遭殃了。围观打屁股和围观杀头的群体心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是欢乐，看当众杀人就是猎奇，会形成一种自然的压迫感。一般来说，看杀头能笑出来的毕竟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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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论起来，中国的屁股文化堪称博大精深，群众参与度广，拿围观打屁股来说，就是一种欢乐的事件。打板子行刑，自然需要看客，以示惩戒效应。看客不管这些大义，看着人被打得惨叫，都哈哈大笑。听说有打屁股的，百姓就是端着饭碗，也要来看，吃着饭，看着别人的屁股打开花，鬼哭狼嚎，多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的经历，大人打孩子，用的是竹鞭，打的也是屁股。有人笑着去拉大人，嘴上说别打别打，并不用力拉，也有看热闹的意思。我们一帮熊孩子在一旁围观，都乐得不行，反正这一次不是打在我们屁股上，痛的又不是我们。当然了，下一次换我被打，同样有一群小崽子在旁边看热闹，热情洋溢，就差喊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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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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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忍心瞧着屁股被打的，郑板桥先生就认为打屁股极为不妥。他充满感情地感叹：“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打此处。设遇犯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煞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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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我见犹怜。板桥先生的趣味，时过境迁之后，如今并不需要为此避讳。他与袁枚引为知己，与他们对屁股的共同“犹怜”相关。打住，再说下去，就是身体政治了。只说郑板桥先生的这段文字，倒是奇文，极有文学性，不仅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有情感。看看他的用词，雪臀，鹅股，犹怜，何忍！可谓字字珠玑，字字含情。不禁好奇，此等鹅股雪臀，大概是屁股中的极品，常人是难以见到的。如此独到的欣赏能力，倒也没有失传，就像这么些年过去了，提到梁家辉先生，还会说起他在电影《情人》中的屁股，曾被誉为东方的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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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亨尼希先生要是见到郑板桥这段文字，大概也会引为圣文，这实在要比他摘的让·热内的句子含蓄多了。让·热内是一个与偷窃如影随形的作家，也是个法国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偷，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为了纪念偷盗岁月，他还得意扬扬地写了一本书《小偷日记》，全方位展示他的偷盗生涯。热内就对情人的屁股情有独钟。他写道：靠着一个臀部，就像枕着一只白枕，好一阵没有动弹，我整个儿爬进去，想在阴影笼罩着的苔藓上睡着，想在那里死去。让·热内展现出了他的狂热、迷恋和富有激情。相比之下，郑板桥的赞叹就要克制和唯美得多。更大的区别在于，让·热内的文字有一种肆无忌惮的个人抒情，而郑板桥则以公共建议的方式呈现其个人的态度，虽有“我见犹怜”的体恤，到底还是以戏谑的方式展现出了部分的自我。文化不同，表达不一样。东方的含蓄和西方的热烈，都指向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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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雅称臀部，它变得害羞起来，显然是文明的一种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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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屁股只是两瓣肉，一定不会羞答答或遮遮盖盖或半隐半藏或欲露还羞地让人碰不得，这两瓣肉还藏着另一方“水土”和“文明”。据研究发现，纵观历代名画，终不能窥臀部之全貌，头发、床单、羽毛扇子、纤细的手，甚至斑驳的树叶的影，纷纷拿出遮挡的本事，乱你的眼。为什么？因为画家们觉得，屁股是害羞的，据说是文明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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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书的作者也在认真地反思，之所以要为屁股遮羞，说到底还是文明得不够。文明到了极致，应该是当初上帝造人时的样子，人人都是赤裸的，却并不觉得害羞。关于屁股的害羞，不过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循环，从自然到害羞，再到未来可能的不害羞。如此说来，回到上帝造人，人类的前途肯定是光明的，这倒是令人期待。不过，如果真的不害羞了，彼此熟视无睹了，那光明的屁股还有什么看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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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以赛亚·伯林的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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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无论大名鼎鼎，抑或寂寂无名，就是一个名字的故事。有的名字，故事很长，长篇累牍，就是一部长篇。有的乏善可陈，两三句就可说完，可算是一个短篇。漫长的故事与短暂的故事，区别不在于篇幅，而在于一生变化中的饱满和复杂度。没有人的生活可以一字不差地被记录，可以不偏不倚地被阅读。没有完美的传记，只有合适的传记，而误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我能想到的关于普通人最好的传记，是约翰·威廉斯的长篇小说《斯通纳》，也是穆旦的一句诗——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这种题材的错位征用，是对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最大想象。至于那些不普通的灵魂，与历史时间捆绑在一起的人物，从更长的时间河流去观看，同样可以被视为过着普通生活，比如以赛亚·伯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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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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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思想家》起，我喜欢了以赛亚·伯林很多年。关于他的故事，听来的、看来的累积了不少。读叶礼庭的《伯林传》，一路心驰神醉，读完时竟隐隐不舍，似有年少时读武侠小说时的快感。传记之力不在于陈列一个人的终身成就，而在照亮传主成为这个人的挣扎过程。迷人的正是这过程，一个灵魂陷入困境、跃出困厄、重新升腾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伯林传》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清晰而又跃迁的榜样，直面一个流亡孩子以赛亚·伯林成为学者以赛亚·伯林的全部过程。质言之，这也是一个名字被时代、家人、朋友还有自己一起点亮的非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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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这是《伯林传》对以赛亚·伯林的第一认知。中国读者喜欢以赛亚·伯林，因为他们关心现实生活，特别是对日常政治生活有着非比寻常的迷热。给他们话筒，每个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当然也有人会选择不抛头露面，蹲在暗处摇唇鼓舌，鼓动其他人。政治生活是现实的，而现实生活常是暂时的，统治和被统治就永远是此时此刻。正如作者叶礼庭说的，“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压制所有的观念”。关于观念的思索、陈述和辩论，都指向现实生活和在生活的人，更是关于何谓良好生活的指认与想象。要完成这份工作，还包括对坏生活的辨认和遗弃。伯林所谈论的都有现实生活的对象，他有时会与人辨认，但更多的是对迷乱生活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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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在伦敦的广受欢迎，他被想象为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帮了大忙。“被英国前后两代广播收听者们认为是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的，实际上却是一个里加犹太人对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无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模仿的这种声音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声音的迷人之处在于腔调，有着神奇的塑造性，听众会自发地将他们听到的声音与发声者的身份联系起来。在伦敦，伯林是一个外来者，一个犹太人，一个流亡者，以及牛津教授，他学习和模仿的声音，是同时代的牛津英国人，这恰恰符合听众对牛津知识分子的想象。如果没有牛津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份，伯林会被想象成一个怎样的人？一个人的声音起初与他本人是分离的，久而久之，在日复一日的言说中，时间弥合了这种分离。声音会内化为发声者的一部分。伯林爱说话，胜于热爱在纸上推演。热爱表达的伯林悄然改变了一种认识，即人们总觉得拙于言辞的知识分子可能更为深刻，更值得信任。风趣活跃的伯林不只深刻，还可抵达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这份方向感和实践性，可以被理解为指点迷津。“每当人们追问他的思想纲领时，伯林至多会说：‘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这是伯林的可爱之处，也是解嘲之语。这话多妙，既放松，又骄傲。做思想的出租车，看似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仔细想来，有没有能力送人到任何人想去的地方，取决于他对思想地图的熟悉程度，以及他送人的念头。我们众人，别说没能力做出租车，连成为理想的乘客都未必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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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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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礼庭用了相当一部分篇幅，讲述伯林未被摧毁的少年生活，尤其是伯林的父亲，一个看似胆怯懦弱的木材生意人，他在伯林成长道路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叶礼庭的深思熟虑，不仅体现在叙述策略上，还有对童年叙事所能抵达的效果充满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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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给家人创造好生活的愿望，伯林父亲老以赛亚一直在想着逃离俄国。客观情况是，在当时经济困顿、缺吃少穿的俄国，伯林一家却从未被贫穷所困扰。这是伯林父亲给他创造的物质条件和生活基础。一个童年没有经受创伤的人，成年后多半不会对社交充满躲避乃至恐惧。这是一个悖论，穷出身的年轻人内心多少交杂着自负与自卑，出身良好的青年似乎更能平和地面对良好条件。当然，富人容易浪费条件，穷人常常没有条件。能够有效利用这条件的人，到底还是向上的人。要说伯林和这种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是他支配着他的父母，即伯林父母所做的事情大多数就是为了孩子。正如传记中说的，“我们也得承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换作别的人，则很可能会白白浪费这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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