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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01 温饱有保障的少年生活,并不意味着都是美好。伯林讲述了一件事,在二月革命的风潮中,一个效忠于旧制度的市政警察,被群众发现随即被拽到了街上,被人押走,等待他的名誉可想而知。“一个七岁孩子来得及看见的仅仅是一个脸色煞白、面容扭曲的人,在被抓走的时候挣扎着。以赛亚不知道这个人会被带到哪儿去,但即便如此,他也马上就明白了,这人是没法逃命的。虽然那一幕转瞬即逝,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称赞作者高超叙述技巧的同时,我们会注意到,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没有革命这两个字,新制度和旧制度与他们无关,他们记得的是糖果,就像伯林自己后来讲述的,有一种巧克力棒会牢牢抓住他的注意力,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种形状像是一堆树枝的名叫“赫沃洛斯特”的巧克力。一个人从孩子面前被抓走,不管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作为孩子的伯林看到的就是一个面容扭曲的人被暴力带走,是一个人被一群人抓走,为什么被抓走,孩子理解不了。这个生活细节给伯林留下的影响是普遍而深远的,即暴力革命是对人不加分辨的摧毁。一颗思想种子就此种在了小伯林年幼的心中,日后发芽长成了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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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03 关于犹太人的苦难,叶礼庭讲述了一段伯林儿时的宗教学习经历,一个老拉比教孩子们认希伯来字母表,曾经停下来对他们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这些字母中的每一个都浸透了犹太民族的血和泪。”这段话和这个场景在伯林心中埋藏了很多年,以至在八十年以后,年老的伯林依然能够准确地讲述这件事。叶礼庭在《伯林传》中以抒情的笔触写到了这个场景,“八十年后,伯林在牛津海丁顿家中的一楼客厅里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有短短的一瞬间,他失去了一贯的镇静表情,目光穿过花园,望着远处。然后,他又收回视线,重新看着我,恢复了平静,说道:‘那就是犹太人的历史。’”老拉比的讲述和伯林的重述,这两段表述同等迷人。叶礼庭展现出了高超的叙述技巧,将处于叙述中的历史时间,与八十年后的访问叙述直接相连,张力由此产生。对伯林陷入回忆刹那间的出神捕捉,尤为令人惊叹。我们可以相信,在那一刻,年老的以赛亚·伯林,肯定回到了儿时的那一刻,想起了老拉比的话,历史和现实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伯林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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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05 当伯林父亲决定举家逃离彼得格勒时,具体去哪儿,他左思右想,久久举棋不定。伯林父亲想过去巴勒斯坦,但路途太远,犹太人太少,生活不便。想过去德国首都和法国巴黎,又害怕反犹情绪。经过一番权衡,决定逃向独立共和国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关于这趟旅行的叙述相当漂亮,有着虚构作品一样的举重若轻。一路上,伯林一家几次被官员刁难,父亲贿赂了他们,才得以脱身,抵达里加时钱包已经空空如也,一家人狼狈不堪,心情沮丧。读到这里时,我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中的逃离旅行,在火车上熬过漫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发现也不是藏身之所。没过多久,伯林父亲发觉里加不是久留之地,下定决心要去英国。在伯林父亲的心中,英国化就是文明的定义,是文明生活的所在地,在那里不仅可以继续木材生意,还可以给小伯林提供不列颠教育。伯林父亲的这次决定,在日后看来,无疑是改变他们一家未来生活的关键一步。历经周折,终于办好了去英国的证件,伯林一家人出发去了伦敦。在伦敦城南,伯林一家才算走出了阴霾。伯林还能清晰地记得,在伦敦吃的第一顿早餐,是一盘火腿加鸡蛋。我完全能够理解作者赋予伯林父亲的重要意义,这个木材生意人的心思、赚来的钱,以及他为全家生活的考虑,一定意义上成就了伯林无后顾之忧的未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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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07 伯林后来感慨说,“在这么多的恐怖当中,我居然如此平静而幸福地活过来了,这一点是最让我吃惊的”。回望伯林嘴里平静而幸福的一生,不能忽略他那富有生意头脑而又似乎怯懦的父亲,是他想方设法将一家人带到了伦敦,并把伯林送进了很好的学校,不必为生活忧虑,不必为职业而心生烦恼,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直到年纪稍长,伯林渐渐意识到了父亲的重要,忍不住为他感到难过,“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很难说父亲逃离故国的选择是完全出于害怕,这也是为了他的孩子和家庭。在伯林父亲的心里,家庭生活(包括生意)比政治生活更为重要。这个父亲形象就像塞尚的父亲,当意识到儿子无心生意一心想画画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成为小银行家,为孩子好好赚钱,让他未来不用被生存打败,不会落魄而死,事实上他做到了。伯林的父亲也做到了。作为父亲,他们都做出了一个父亲能做的,这便是好父亲。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孩子会如此伟大。叶礼庭对此心知肚明,才不吝笔墨写下了这些篇章。幸亏是门德尔缺少放手一搏的勇气,并对政治生活缺少抱负,对阅读精神生活提不起兴趣,不然他们一家人可能还在苏联艰难地维持生活,而不是背井离乡逃离到伦敦住上三层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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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09 还有伯林母亲的影响,这个时常与父亲意见不一致的女人,表达了对婚姻生活的厌恶。在伯林母亲看来,父亲呆板乏味,生活无趣,不爱阅读,不喜欢讨论,而伯林母亲更渴望智力上的刺激,阅读最新的小说,比如D.H.劳伦斯的作品,她想被爱,想要得到提升,可她自己觉得什么也没有得到。母亲要的是行动、兴趣、生命和活力,她身上充满着爱的力量、强烈的挫折感和完胜的生命力,这让伯林感到敬畏。母亲的影子在伯林身上有着更为明显的影响,尤其是智力和心灵方面的启示。伯林的母亲后来果然如愿,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里担任主席,占据了统治地位。叶礼庭对伯林的母亲,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叶礼庭克制着抒情的冲动,没有对此做出更多的评价,只是谨慎而客观地引用伯林的讲述。即便如此,我们隐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母亲对伯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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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11 一个温和的父亲,一位强势的母亲,两人婚姻关系的不和谐,日常生活的阴冷僵持,不可能不对敏感的柏林产生影响。缺乏安全感,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左不右的立场,在以后与女性相处的岁月中,伯林表现出来的犹豫、不自信,显然与此有着难以忽略的关系。难怪伯林会说:“曾经梦想做一个凡尔纳小说中的科学家,通过舷窗观察海底世界。这是一个既无所不知又保持距离的幻想——探索着世界的深处,同时又远离危险、毫发无伤。”起到保护作用的舷窗,在伯林的学术生活、情感生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旦危险来临,或者感觉到不安全,伯林便会退缩,这一点在与阿赫玛托娃的情感经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伯林来到苏联,见到心中的偶像阿赫玛托娃时,面对她再明显不过的暗示,伯林没能向前一步,而是选择了退缩,近乎落荒而逃。多年后,两人伦敦再见时,伯林陪在她身边——“当她站在谢尔顿剧院里听别人用拉丁文向她喝彩,称她为‘过去的化身,安慰现在并给未来以希望’的时候,他就在她的身旁。后来,当她在伦道夫旅馆招待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向她献殷勤的俄国客人们的时候,他也在场。当她朗读自己的诗歌,对着录音机吟咏那些深沉而响亮的节律时,他仍然在那儿。她离开了伦敦,经巴黎回俄国,以赛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她第二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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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15 “在以赛亚的一生中,流亡的痕迹虽然模糊,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在抽象的层面上,这种痕迹表现为他对于归属的需要的尊重;在政治上表现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在道德上则表现为他对十九世纪历史上那些处于边缘、受人排斥,或是被激怒的人物形象的着迷;就个性而言,这种痕迹又表现为轻微的暴躁易怒,以及对于细枝末节、对于任何一种将他视为外人的姿态的过分敏感。”叶礼庭这样总结。只有同样深邃的心灵,才能更准确地感受另一颗卓越而幽深的灵魂。叶礼庭生于一九四七年,俄裔加拿大人,写《伯林传》时四十一岁,是国际公认的政治家、学者,与伯林不同的是,叶礼庭有过丰富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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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17 好的传记作家必须画出传主的精神地图,并找到地图渐渐形成的原因。伯林的犹太复国主义、身份归属的需求、对边缘人物的着迷、被视为外人的敏感,这些都可以从童年找到原因,幸亏没有经受多少贫乏穷困的生活,故而少有怨气。与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和阿赫玛托娃的交往,便来自他对这些边缘人的着迷。与其说伯林着迷的是这些人物,不若说伯林真正迷恋的是十九世纪的文化遗产,而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物就是遗产。这种种精神地图的边缘,能最终合适地镶嵌在一起,与伯林值得赞叹的对身份的适应能力密不可分。身份危机在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就像帕斯捷尔纳克不渡过身份危机,他就无法写出《日瓦戈医生》。而适应环境,势必与放弃部分自我有关,取悦他人是一种最显眼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式,由此带来的自我厌倦也无法消除。这是伯林的矛盾之所在。当然,一方面可以说是伯林的适应能力,还有不能否认的是英国文化本身的容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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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19 “对别人得体的尊重和对反对意见的容忍要优于骄傲自得和民族使命感;自由与效率二者或许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前者优于后者;对那些重视自由的人而言,多元性和非整齐划一总是优于那些无所不包的系统用强硬的手腕迫使人们服从的做法(无论这样的系统是多么理性和无私),也优于多数人对那无告的少数的专政。”伯林认为,所有这些观念都带有“深厚而独特的英国特性”。必须说明的是,英国文化至今影响着许多人,对别人得体的尊重和对反对意见的容忍,是自由生活或曰良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倒不是说英国的体制完美无瑕,而是一种表达反对态度的结果,不会被清算和碾压。叶礼庭选择了一个词——体面——来塑造伯林。伯林想做个体面的人。何为体面呢?不仅仅是面料良好的西服,而是对人得体的尊重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否则何来体面?体面是一种政治风向,也是生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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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21 先把伯林引向哲学的是他年轻的朋友。这个人就是拉什米利耶维奇。如今我们不必追问他是如何引导伯林的,更可能是一种无意识。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年轻时的朋友会影响你终生,他们的兴趣、热情,尤其是那些活蹦乱跳、求知欲强盛的灵魂,会引导你往哪儿去,如果他们热爱赌博和喝酒,那么你也很大可能会沾上这些活泼的习惯。在哪儿才能遇见更有活力的灵魂?在更好的学校,更好的社区里。传记作者保持了可观而必要的距离感,在提炼赞赏时给出独立的判断,这才是优质的传记,不是为了树立一个标杆,而是接近观察一颗灵魂,通过打量、观察和分析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路程,接近和感受灵魂之光泽。阅读传记为了什么,是要自我学习得以提高吗?回到最单纯的目的吧,看一个人的生活,无论他杰出非凡,抑或默默无闻,甚至粗鄙邋遢,都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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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23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对伯林来说是个大日子。这天他在街上,他的朋友,上一年就当上了教授的葛伦威·里斯走到他面前,告诉以赛亚·伯林他已经被选中了,留在牛津大学当老师。这样的叙事很有趣,就像武侠小说一样,侠客的成长总有意外而又激动人心的收获,为什么会被选中?为何会留在牛津当教员,他才二十三岁,还是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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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25 有意思的还有,伯林在牛津做了一场讲座,眼见着一个哲学大牛带着助手进来,坐下听他讲话,这个人就是维特根斯坦。讲座当中,维特根斯坦不同意伯林的观点,同他讨论了起来。面对这样一位哲学巨人,以赛亚尽可能巧妙地避而不答,那些助手们则洗耳恭听着每一个字,不敢插话。一个小时以后,维特根斯坦站了起来,他的助手们也跟着站起来,他隔着桌子伸过手来与以赛亚握了握,说:“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谢谢。”在叶礼庭的讲述下,这是高手之间的过招,就像我们读过的许多武侠小说一样,一个后起之秀和一位名满天下的高手在过招。多好的叙事场面和情节,维特根斯坦出场时的穿着,以及他离场的样子,他的助手留下的话就是体面的反馈。当然,伯林输了,这次输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缺失和弱项。输给维特根斯坦没什么丢脸的,何况维特根斯坦给了他体面的台阶,他带着助手来听就是一种礼遇。从此伯林放弃了分析哲学,转向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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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27 当伯林在BBC的讲座获得大名时,很多朋友祝贺他,纷纷发来贺信,有一句话堪称经典:讲台上的帕格尼尼。我瞬间记住了这句赞叹,语法结构的错落效果、语言的跨界征用绝妙至极,世人皆知帕格尼尼的炫技,挪用在讲台上竟如此贴合。以后评价一个人,这语法结构可资借鉴。诸如,评论家中的乔丹,准确又优雅;小说家中的赫本,比美女作家的说法高级许多;编辑部里的温格教练,慧眼识英雄……伯林迎来了他的盛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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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29 传记的开阔性正在于通过传主的交往网络,触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时代氛围,伯林接触到的牛津大学全灵学院、二战氛围、丘吉尔、维特根斯坦、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都被牵连了进来,他开始看出纠缠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所有幸存者身上的羞耻之情。第一次见帕斯捷尔纳克时,伯林就发现,他对西方的理想化实在让人觉得窘迫,他似乎相信,西方曾经有过俄罗斯人难以企及的“一次艺术和文学的惊人繁荣”,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西方没有超越俄罗斯,也没有忘却他,还有阿赫玛托娃。理想化时刻出现,至今阴魂不散。只有像伯林、纳博科夫这样有流亡背景的人,对西方文化和自己的文化,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而不是想象一种理想的状态。帕斯捷尔纳克尚且如此,国内的许多半吊子学者和写作者更是如此,总以为自己说出了人类的秘密,殊不知是鹦鹉学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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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31 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视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传统最后一个真正的代言人。伯林则是来自那个失落了的欧洲世界的来访者中最为稀有的一个:一个以俄语为母语的人,他就像帕斯捷尔纳克自己一样,觉得十九世纪的文化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有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是幸福的,有寄托之地。帕斯捷尔纳克可以是名正言顺的代表,他的《日瓦戈医生》写的就是一点,一个身上流动着十九世纪血液但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医生所经受的生活。伯林呢?一个弃儿,一个逃离国家获得新生的俄国人。他们有多少共同的思想资源呢?有一点可以肯定,都是被伤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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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33 帕斯捷尔纳克身上的身份危机比伯林更大。有一件事,曼德尔施塔姆被审时,斯大林直接打电话给他,问他的意见。帕斯捷尔纳克支支吾吾。这时斯大林打断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应当如何为他辩护”,然后便放下了话筒。如何解读这个事件,可以想象,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开口为曼德尔施塔姆辩护呢?作为朋友,作为同行,在斯大林还算尊重他意见的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开口,他在绕圈而不是直接说出诗人的优点,这在斯大林看来是软弱,是忽视了友谊。也许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谈论诗人必须讨论诗歌的质量,否则就不是真诚的,但斯大林不这么认为,于是悲剧就产生了。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是朋友就得辩护和捍卫,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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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35 当帕斯捷尔纳克渡过身份危机之后,写出了《日瓦戈医生》,他请伯林带回了英国。一部杰作,一部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与伯林有关。日瓦戈医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思索战争,思索爱情,也思索对自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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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39 以赛亚·伯林不是完美无瑕的,叶礼庭直言不讳,“以赛亚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古典文学学生,因为古典文学家们需要的是整洁而有条理的头脑,而他这两者都不具备”。这算不算不礼貌?伯林对此会怎么想?这或许是客观的叙述,但我更认为是一种叙述策略,叶礼庭在暗示传主伯林对此的不介意和宽容。这种宽容符合伯林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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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41 好的传主不干预传记写作,不管他是假装大方还是真的无所谓写作者的评价。否则写作者会时刻揣测如此下笔是否会取悦传主或是惹他不高兴。当然这纪律对写作者也构成了同等的要求,甚至更加严苛,不能因为传主不发言就为所欲为,不能假公济私、发泄私怨,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都有来处,都有相应的严谨的材料予以支撑。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适合传记写作,既要心悦诚服地欣赏传主,又能保持客观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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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43 叶礼庭将伯林作为一个对话者进行塑造,相对于纯粹的写作者和学者,他更是一个谈话者,身上洋溢着苏格拉底、孔子的传统影子。叶礼庭同时也察觉到了伯林身上的品格——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缺少的东西,并以敏锐与自信的态度去追求它。这一点观察至关重要,可以解释伯林为何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为何他会不断变得博杂而深邃。实际上这是两种能力的综合,一是发现别人的长处,并加以吸收,二是自省的能力,时刻审视自我的缺失。唯有这两者同时拥有,一点点精进才变得可能。一生都能保有自省,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况且还是伯林这样拥有千万拥趸的明星学者。现实生活中,善于发现他人身上优点的人,不管他人是来自上层,还是身边同事,会获得更多友好的反应。伯林一生的关键时刻,总会出现不少拉他一把的伯乐。这当然不是他的运气比别人更好,而是他的善意,不纠结于对方细枝末节观点的坦诚所获得的回报。任何一个出人头地的人,都需要遇到许多伯乐,这未必是社交的附丽,更可能是这些伸出援手的人,在一个年轻人身上闻到了熟悉的气味,乐观地说,是遇到了曾经的自己。叶礼庭对此心知肚明,给出了意味深长的解析:如果批评伯林太容易为上层社会所吸引、太过世俗化,就是忽略了他性格中的一个本质因素,亦即他喜欢世俗性,喜欢对权势世界的内部运转方式有某种把握,喜欢听闲话,喜欢试着去了解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卑劣动机在让这个世界运转下去。“世俗性”在他的词典里几乎已经和所谓的“现实感”成了同义词,而这种现实感正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们明显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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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45 必须对伯林的世俗性加以甄别,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势利,不是对名利的苦心钻营,而是对现实权力生活如何开展的好奇,是他参与现实生活的直接方式。伯林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在场者。从他为丘吉尔政府写国际政治分析报告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伯林不回避这一点,很多欧洲知识分子不愿为之。于伯林而言,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既是保持思想活力的不二法门,更是发现思想本身的行为。上层社会能够接纳伯林,源于上层社会对犹太人智识的认可和尊重,而不仅仅是附庸风雅。金融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伯林的关注,可以理解为犹太人巩固民族精英的圈子化,也可以理解他们对学者伯林的尊重。如果只为了面子,他们根本用不着派出私人飞机接送伯林。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的接触方式,伯林之路堪称经典。融入又保持独立,合作又秉持批判,工作之外又是朋友。因为世俗性,也因为不拒绝甚至享受来自人们的欢呼,伯林一直在变化,尤其是确定自身真正区别于他人的用武之地。三十岁不到的伯林写完《卡尔·马克思》后,就意识到了书斋里的学问不能满足自己。换一种稍显刻薄的说法,伯林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局限,在书斋学问之路上难有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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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7749 作为英国社会里的一名犹太人应当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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