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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刑罚,更狠的不是没有,比打板子狠的是锯臀。法国就有一种折磨屁股的酷刑,将人倒挂起来,分开两条腿,拿长锯从屁股处往下锯,像杀猪那样,能把人锯成两半。法国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在《秘密花园》里,还描述了一种新奇的富有想象力的刑罚。用一个类似盆的大钵子,顶上有洞,扣在屁股上,放进去一只大老鼠,然后用烧红的铁棍去捅它。老鼠蹿起来,先是像抚摸一样,痒痒的。时间一长,老鼠就会抓破皮肉。再用铁棍捅,老鼠就会死命地往里钻,用利爪抓破肛门,足够置人于死地。在设计酷刑这方面,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展现出了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狠劲十足。一旦变成置人于死地的酷刑,屁股就遭殃了。围观打屁股和围观杀头的群体心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是欢乐,看当众杀人就是猎奇,会形成一种自然的压迫感。一般来说,看杀头能笑出来的毕竟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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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论起来,中国的屁股文化堪称博大精深,群众参与度广,拿围观打屁股来说,就是一种欢乐的事件。打板子行刑,自然需要看客,以示惩戒效应。看客不管这些大义,看着人被打得惨叫,都哈哈大笑。听说有打屁股的,百姓就是端着饭碗,也要来看,吃着饭,看着别人的屁股打开花,鬼哭狼嚎,多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的经历,大人打孩子,用的是竹鞭,打的也是屁股。有人笑着去拉大人,嘴上说别打别打,并不用力拉,也有看热闹的意思。我们一帮熊孩子在一旁围观,都乐得不行,反正这一次不是打在我们屁股上,痛的又不是我们。当然了,下一次换我被打,同样有一群小崽子在旁边看热闹,热情洋溢,就差喊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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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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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忍心瞧着屁股被打的,郑板桥先生就认为打屁股极为不妥。他充满感情地感叹:“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打此处。设遇犯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煞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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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我见犹怜。板桥先生的趣味,时过境迁之后,如今并不需要为此避讳。他与袁枚引为知己,与他们对屁股的共同“犹怜”相关。打住,再说下去,就是身体政治了。只说郑板桥先生的这段文字,倒是奇文,极有文学性,不仅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有情感。看看他的用词,雪臀,鹅股,犹怜,何忍!可谓字字珠玑,字字含情。不禁好奇,此等鹅股雪臀,大概是屁股中的极品,常人是难以见到的。如此独到的欣赏能力,倒也没有失传,就像这么些年过去了,提到梁家辉先生,还会说起他在电影《情人》中的屁股,曾被誉为东方的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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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亨尼希先生要是见到郑板桥这段文字,大概也会引为圣文,这实在要比他摘的让·热内的句子含蓄多了。让·热内是一个与偷窃如影随形的作家,也是个法国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偷,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为了纪念偷盗岁月,他还得意扬扬地写了一本书《小偷日记》,全方位展示他的偷盗生涯。热内就对情人的屁股情有独钟。他写道:靠着一个臀部,就像枕着一只白枕,好一阵没有动弹,我整个儿爬进去,想在阴影笼罩着的苔藓上睡着,想在那里死去。让·热内展现出了他的狂热、迷恋和富有激情。相比之下,郑板桥的赞叹就要克制和唯美得多。更大的区别在于,让·热内的文字有一种肆无忌惮的个人抒情,而郑板桥则以公共建议的方式呈现其个人的态度,虽有“我见犹怜”的体恤,到底还是以戏谑的方式展现出了部分的自我。文化不同,表达不一样。东方的含蓄和西方的热烈,都指向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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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雅称臀部,它变得害羞起来,显然是文明的一种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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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屁股只是两瓣肉,一定不会羞答答或遮遮盖盖或半隐半藏或欲露还羞地让人碰不得,这两瓣肉还藏着另一方“水土”和“文明”。据研究发现,纵观历代名画,终不能窥臀部之全貌,头发、床单、羽毛扇子、纤细的手,甚至斑驳的树叶的影,纷纷拿出遮挡的本事,乱你的眼。为什么?因为画家们觉得,屁股是害羞的,据说是文明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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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书的作者也在认真地反思,之所以要为屁股遮羞,说到底还是文明得不够。文明到了极致,应该是当初上帝造人时的样子,人人都是赤裸的,却并不觉得害羞。关于屁股的害羞,不过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循环,从自然到害羞,再到未来可能的不害羞。如此说来,回到上帝造人,人类的前途肯定是光明的,这倒是令人期待。不过,如果真的不害羞了,彼此熟视无睹了,那光明的屁股还有什么看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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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以赛亚·伯林的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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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无论大名鼎鼎,抑或寂寂无名,就是一个名字的故事。有的名字,故事很长,长篇累牍,就是一部长篇。有的乏善可陈,两三句就可说完,可算是一个短篇。漫长的故事与短暂的故事,区别不在于篇幅,而在于一生变化中的饱满和复杂度。没有人的生活可以一字不差地被记录,可以不偏不倚地被阅读。没有完美的传记,只有合适的传记,而误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我能想到的关于普通人最好的传记,是约翰·威廉斯的长篇小说《斯通纳》,也是穆旦的一句诗——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这种题材的错位征用,是对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最大想象。至于那些不普通的灵魂,与历史时间捆绑在一起的人物,从更长的时间河流去观看,同样可以被视为过着普通生活,比如以赛亚·伯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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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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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思想家》起,我喜欢了以赛亚·伯林很多年。关于他的故事,听来的、看来的累积了不少。读叶礼庭的《伯林传》,一路心驰神醉,读完时竟隐隐不舍,似有年少时读武侠小说时的快感。传记之力不在于陈列一个人的终身成就,而在照亮传主成为这个人的挣扎过程。迷人的正是这过程,一个灵魂陷入困境、跃出困厄、重新升腾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伯林传》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清晰而又跃迁的榜样,直面一个流亡孩子以赛亚·伯林成为学者以赛亚·伯林的全部过程。质言之,这也是一个名字被时代、家人、朋友还有自己一起点亮的非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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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这是《伯林传》对以赛亚·伯林的第一认知。中国读者喜欢以赛亚·伯林,因为他们关心现实生活,特别是对日常政治生活有着非比寻常的迷热。给他们话筒,每个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当然也有人会选择不抛头露面,蹲在暗处摇唇鼓舌,鼓动其他人。政治生活是现实的,而现实生活常是暂时的,统治和被统治就永远是此时此刻。正如作者叶礼庭说的,“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压制所有的观念”。关于观念的思索、陈述和辩论,都指向现实生活和在生活的人,更是关于何谓良好生活的指认与想象。要完成这份工作,还包括对坏生活的辨认和遗弃。伯林所谈论的都有现实生活的对象,他有时会与人辨认,但更多的是对迷乱生活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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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在伦敦的广受欢迎,他被想象为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帮了大忙。“被英国前后两代广播收听者们认为是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的,实际上却是一个里加犹太人对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无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模仿的这种声音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声音的迷人之处在于腔调,有着神奇的塑造性,听众会自发地将他们听到的声音与发声者的身份联系起来。在伦敦,伯林是一个外来者,一个犹太人,一个流亡者,以及牛津教授,他学习和模仿的声音,是同时代的牛津英国人,这恰恰符合听众对牛津知识分子的想象。如果没有牛津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份,伯林会被想象成一个怎样的人?一个人的声音起初与他本人是分离的,久而久之,在日复一日的言说中,时间弥合了这种分离。声音会内化为发声者的一部分。伯林爱说话,胜于热爱在纸上推演。热爱表达的伯林悄然改变了一种认识,即人们总觉得拙于言辞的知识分子可能更为深刻,更值得信任。风趣活跃的伯林不只深刻,还可抵达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这份方向感和实践性,可以被理解为指点迷津。“每当人们追问他的思想纲领时,伯林至多会说:‘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这是伯林的可爱之处,也是解嘲之语。这话多妙,既放松,又骄傲。做思想的出租车,看似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仔细想来,有没有能力送人到任何人想去的地方,取决于他对思想地图的熟悉程度,以及他送人的念头。我们众人,别说没能力做出租车,连成为理想的乘客都未必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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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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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礼庭用了相当一部分篇幅,讲述伯林未被摧毁的少年生活,尤其是伯林的父亲,一个看似胆怯懦弱的木材生意人,他在伯林成长道路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叶礼庭的深思熟虑,不仅体现在叙述策略上,还有对童年叙事所能抵达的效果充满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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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给家人创造好生活的愿望,伯林父亲老以赛亚一直在想着逃离俄国。客观情况是,在当时经济困顿、缺吃少穿的俄国,伯林一家却从未被贫穷所困扰。这是伯林父亲给他创造的物质条件和生活基础。一个童年没有经受创伤的人,成年后多半不会对社交充满躲避乃至恐惧。这是一个悖论,穷出身的年轻人内心多少交杂着自负与自卑,出身良好的青年似乎更能平和地面对良好条件。当然,富人容易浪费条件,穷人常常没有条件。能够有效利用这条件的人,到底还是向上的人。要说伯林和这种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是他支配着他的父母,即伯林父母所做的事情大多数就是为了孩子。正如传记中说的,“我们也得承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换作别的人,则很可能会白白浪费这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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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有保障的少年生活,并不意味着都是美好。伯林讲述了一件事,在二月革命的风潮中,一个效忠于旧制度的市政警察,被群众发现随即被拽到了街上,被人押走,等待他的名誉可想而知。“一个七岁孩子来得及看见的仅仅是一个脸色煞白、面容扭曲的人,在被抓走的时候挣扎着。以赛亚不知道这个人会被带到哪儿去,但即便如此,他也马上就明白了,这人是没法逃命的。虽然那一幕转瞬即逝,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称赞作者高超叙述技巧的同时,我们会注意到,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没有革命这两个字,新制度和旧制度与他们无关,他们记得的是糖果,就像伯林自己后来讲述的,有一种巧克力棒会牢牢抓住他的注意力,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种形状像是一堆树枝的名叫“赫沃洛斯特”的巧克力。一个人从孩子面前被抓走,不管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作为孩子的伯林看到的就是一个面容扭曲的人被暴力带走,是一个人被一群人抓走,为什么被抓走,孩子理解不了。这个生活细节给伯林留下的影响是普遍而深远的,即暴力革命是对人不加分辨的摧毁。一颗思想种子就此种在了小伯林年幼的心中,日后发芽长成了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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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人的苦难,叶礼庭讲述了一段伯林儿时的宗教学习经历,一个老拉比教孩子们认希伯来字母表,曾经停下来对他们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这些字母中的每一个都浸透了犹太民族的血和泪。”这段话和这个场景在伯林心中埋藏了很多年,以至在八十年以后,年老的伯林依然能够准确地讲述这件事。叶礼庭在《伯林传》中以抒情的笔触写到了这个场景,“八十年后,伯林在牛津海丁顿家中的一楼客厅里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有短短的一瞬间,他失去了一贯的镇静表情,目光穿过花园,望着远处。然后,他又收回视线,重新看着我,恢复了平静,说道:‘那就是犹太人的历史。’”老拉比的讲述和伯林的重述,这两段表述同等迷人。叶礼庭展现出了高超的叙述技巧,将处于叙述中的历史时间,与八十年后的访问叙述直接相连,张力由此产生。对伯林陷入回忆刹那间的出神捕捉,尤为令人惊叹。我们可以相信,在那一刻,年老的以赛亚·伯林,肯定回到了儿时的那一刻,想起了老拉比的话,历史和现实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伯林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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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伯林父亲决定举家逃离彼得格勒时,具体去哪儿,他左思右想,久久举棋不定。伯林父亲想过去巴勒斯坦,但路途太远,犹太人太少,生活不便。想过去德国首都和法国巴黎,又害怕反犹情绪。经过一番权衡,决定逃向独立共和国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关于这趟旅行的叙述相当漂亮,有着虚构作品一样的举重若轻。一路上,伯林一家几次被官员刁难,父亲贿赂了他们,才得以脱身,抵达里加时钱包已经空空如也,一家人狼狈不堪,心情沮丧。读到这里时,我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中的逃离旅行,在火车上熬过漫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发现也不是藏身之所。没过多久,伯林父亲发觉里加不是久留之地,下定决心要去英国。在伯林父亲的心中,英国化就是文明的定义,是文明生活的所在地,在那里不仅可以继续木材生意,还可以给小伯林提供不列颠教育。伯林父亲的这次决定,在日后看来,无疑是改变他们一家未来生活的关键一步。历经周折,终于办好了去英国的证件,伯林一家人出发去了伦敦。在伦敦城南,伯林一家才算走出了阴霾。伯林还能清晰地记得,在伦敦吃的第一顿早餐,是一盘火腿加鸡蛋。我完全能够理解作者赋予伯林父亲的重要意义,这个木材生意人的心思、赚来的钱,以及他为全家生活的考虑,一定意义上成就了伯林无后顾之忧的未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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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后来感慨说,“在这么多的恐怖当中,我居然如此平静而幸福地活过来了,这一点是最让我吃惊的”。回望伯林嘴里平静而幸福的一生,不能忽略他那富有生意头脑而又似乎怯懦的父亲,是他想方设法将一家人带到了伦敦,并把伯林送进了很好的学校,不必为生活忧虑,不必为职业而心生烦恼,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直到年纪稍长,伯林渐渐意识到了父亲的重要,忍不住为他感到难过,“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很难说父亲逃离故国的选择是完全出于害怕,这也是为了他的孩子和家庭。在伯林父亲的心里,家庭生活(包括生意)比政治生活更为重要。这个父亲形象就像塞尚的父亲,当意识到儿子无心生意一心想画画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成为小银行家,为孩子好好赚钱,让他未来不用被生存打败,不会落魄而死,事实上他做到了。伯林的父亲也做到了。作为父亲,他们都做出了一个父亲能做的,这便是好父亲。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孩子会如此伟大。叶礼庭对此心知肚明,才不吝笔墨写下了这些篇章。幸亏是门德尔缺少放手一搏的勇气,并对政治生活缺少抱负,对阅读精神生活提不起兴趣,不然他们一家人可能还在苏联艰难地维持生活,而不是背井离乡逃离到伦敦住上三层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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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伯林母亲的影响,这个时常与父亲意见不一致的女人,表达了对婚姻生活的厌恶。在伯林母亲看来,父亲呆板乏味,生活无趣,不爱阅读,不喜欢讨论,而伯林母亲更渴望智力上的刺激,阅读最新的小说,比如D.H.劳伦斯的作品,她想被爱,想要得到提升,可她自己觉得什么也没有得到。母亲要的是行动、兴趣、生命和活力,她身上充满着爱的力量、强烈的挫折感和完胜的生命力,这让伯林感到敬畏。母亲的影子在伯林身上有着更为明显的影响,尤其是智力和心灵方面的启示。伯林的母亲后来果然如愿,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里担任主席,占据了统治地位。叶礼庭对伯林的母亲,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叶礼庭克制着抒情的冲动,没有对此做出更多的评价,只是谨慎而客观地引用伯林的讲述。即便如此,我们隐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母亲对伯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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