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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刑罚，更狠的不是没有，比打板子狠的是锯臀。法国就有一种折磨屁股的酷刑，将人倒挂起来，分开两条腿，拿长锯从屁股处往下锯，像杀猪那样，能把人锯成两半。法国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在《秘密花园》里，还描述了一种新奇的富有想象力的刑罚。用一个类似盆的大钵子，顶上有洞，扣在屁股上，放进去一只大老鼠，然后用烧红的铁棍去捅它。老鼠蹿起来，先是像抚摸一样，痒痒的。时间一长，老鼠就会抓破皮肉。再用铁棍捅，老鼠就会死命地往里钻，用利爪抓破肛门，足够置人于死地。在设计酷刑这方面，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展现出了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狠劲十足。一旦变成置人于死地的酷刑，屁股就遭殃了。围观打屁股和围观杀头的群体心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是欢乐，看当众杀人就是猎奇，会形成一种自然的压迫感。一般来说，看杀头能笑出来的毕竟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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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论起来，中国的屁股文化堪称博大精深，群众参与度广，拿围观打屁股来说，就是一种欢乐的事件。打板子行刑，自然需要看客，以示惩戒效应。看客不管这些大义，看着人被打得惨叫，都哈哈大笑。听说有打屁股的，百姓就是端着饭碗，也要来看，吃着饭，看着别人的屁股打开花，鬼哭狼嚎，多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的经历，大人打孩子，用的是竹鞭，打的也是屁股。有人笑着去拉大人，嘴上说别打别打，并不用力拉，也有看热闹的意思。我们一帮熊孩子在一旁围观，都乐得不行，反正这一次不是打在我们屁股上，痛的又不是我们。当然了，下一次换我被打，同样有一群小崽子在旁边看热闹，热情洋溢，就差喊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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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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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忍心瞧着屁股被打的，郑板桥先生就认为打屁股极为不妥。他充满感情地感叹：“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打此处。设遇犯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煞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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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我见犹怜。板桥先生的趣味，时过境迁之后，如今并不需要为此避讳。他与袁枚引为知己，与他们对屁股的共同“犹怜”相关。打住，再说下去，就是身体政治了。只说郑板桥先生的这段文字，倒是奇文，极有文学性，不仅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有情感。看看他的用词，雪臀，鹅股，犹怜，何忍！可谓字字珠玑，字字含情。不禁好奇，此等鹅股雪臀，大概是屁股中的极品，常人是难以见到的。如此独到的欣赏能力，倒也没有失传，就像这么些年过去了，提到梁家辉先生，还会说起他在电影《情人》中的屁股，曾被誉为东方的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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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亨尼希先生要是见到郑板桥这段文字，大概也会引为圣文，这实在要比他摘的让·热内的句子含蓄多了。让·热内是一个与偷窃如影随形的作家，也是个法国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偷，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为了纪念偷盗岁月，他还得意扬扬地写了一本书《小偷日记》，全方位展示他的偷盗生涯。热内就对情人的屁股情有独钟。他写道：靠着一个臀部，就像枕着一只白枕，好一阵没有动弹，我整个儿爬进去，想在阴影笼罩着的苔藓上睡着，想在那里死去。让·热内展现出了他的狂热、迷恋和富有激情。相比之下，郑板桥的赞叹就要克制和唯美得多。更大的区别在于，让·热内的文字有一种肆无忌惮的个人抒情，而郑板桥则以公共建议的方式呈现其个人的态度，虽有“我见犹怜”的体恤，到底还是以戏谑的方式展现出了部分的自我。文化不同，表达不一样。东方的含蓄和西方的热烈，都指向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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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雅称臀部，它变得害羞起来，显然是文明的一种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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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屁股只是两瓣肉，一定不会羞答答或遮遮盖盖或半隐半藏或欲露还羞地让人碰不得，这两瓣肉还藏着另一方“水土”和“文明”。据研究发现，纵观历代名画，终不能窥臀部之全貌，头发、床单、羽毛扇子、纤细的手，甚至斑驳的树叶的影，纷纷拿出遮挡的本事，乱你的眼。为什么？因为画家们觉得，屁股是害羞的，据说是文明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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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书的作者也在认真地反思，之所以要为屁股遮羞，说到底还是文明得不够。文明到了极致，应该是当初上帝造人时的样子，人人都是赤裸的，却并不觉得害羞。关于屁股的害羞，不过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循环，从自然到害羞，再到未来可能的不害羞。如此说来，回到上帝造人，人类的前途肯定是光明的，这倒是令人期待。不过，如果真的不害羞了，彼此熟视无睹了，那光明的屁股还有什么看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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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以赛亚·伯林的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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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无论大名鼎鼎，抑或寂寂无名，就是一个名字的故事。有的名字，故事很长，长篇累牍，就是一部长篇。有的乏善可陈，两三句就可说完，可算是一个短篇。漫长的故事与短暂的故事，区别不在于篇幅，而在于一生变化中的饱满和复杂度。没有人的生活可以一字不差地被记录，可以不偏不倚地被阅读。没有完美的传记，只有合适的传记，而误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我能想到的关于普通人最好的传记，是约翰·威廉斯的长篇小说《斯通纳》，也是穆旦的一句诗——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这种题材的错位征用，是对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最大想象。至于那些不普通的灵魂，与历史时间捆绑在一起的人物，从更长的时间河流去观看，同样可以被视为过着普通生活，比如以赛亚·伯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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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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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思想家》起，我喜欢了以赛亚·伯林很多年。关于他的故事，听来的、看来的累积了不少。读叶礼庭的《伯林传》，一路心驰神醉，读完时竟隐隐不舍，似有年少时读武侠小说时的快感。传记之力不在于陈列一个人的终身成就，而在照亮传主成为这个人的挣扎过程。迷人的正是这过程，一个灵魂陷入困境、跃出困厄、重新升腾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伯林传》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清晰而又跃迁的榜样，直面一个流亡孩子以赛亚·伯林成为学者以赛亚·伯林的全部过程。质言之，这也是一个名字被时代、家人、朋友还有自己一起点亮的非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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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这是《伯林传》对以赛亚·伯林的第一认知。中国读者喜欢以赛亚·伯林，因为他们关心现实生活，特别是对日常政治生活有着非比寻常的迷热。给他们话筒，每个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当然也有人会选择不抛头露面，蹲在暗处摇唇鼓舌，鼓动其他人。政治生活是现实的，而现实生活常是暂时的，统治和被统治就永远是此时此刻。正如作者叶礼庭说的，“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压制所有的观念”。关于观念的思索、陈述和辩论，都指向现实生活和在生活的人，更是关于何谓良好生活的指认与想象。要完成这份工作，还包括对坏生活的辨认和遗弃。伯林所谈论的都有现实生活的对象，他有时会与人辨认，但更多的是对迷乱生活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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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在伦敦的广受欢迎，他被想象为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帮了大忙。“被英国前后两代广播收听者们认为是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的，实际上却是一个里加犹太人对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无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模仿的这种声音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声音的迷人之处在于腔调，有着神奇的塑造性，听众会自发地将他们听到的声音与发声者的身份联系起来。在伦敦，伯林是一个外来者，一个犹太人，一个流亡者，以及牛津教授，他学习和模仿的声音，是同时代的牛津英国人，这恰恰符合听众对牛津知识分子的想象。如果没有牛津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份，伯林会被想象成一个怎样的人？一个人的声音起初与他本人是分离的，久而久之，在日复一日的言说中，时间弥合了这种分离。声音会内化为发声者的一部分。伯林爱说话，胜于热爱在纸上推演。热爱表达的伯林悄然改变了一种认识，即人们总觉得拙于言辞的知识分子可能更为深刻，更值得信任。风趣活跃的伯林不只深刻，还可抵达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这份方向感和实践性，可以被理解为指点迷津。“每当人们追问他的思想纲领时，伯林至多会说：‘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这是伯林的可爱之处，也是解嘲之语。这话多妙，既放松，又骄傲。做思想的出租车，看似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仔细想来，有没有能力送人到任何人想去的地方，取决于他对思想地图的熟悉程度，以及他送人的念头。我们众人，别说没能力做出租车，连成为理想的乘客都未必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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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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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礼庭用了相当一部分篇幅，讲述伯林未被摧毁的少年生活，尤其是伯林的父亲，一个看似胆怯懦弱的木材生意人，他在伯林成长道路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叶礼庭的深思熟虑，不仅体现在叙述策略上，还有对童年叙事所能抵达的效果充满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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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给家人创造好生活的愿望，伯林父亲老以赛亚一直在想着逃离俄国。客观情况是，在当时经济困顿、缺吃少穿的俄国，伯林一家却从未被贫穷所困扰。这是伯林父亲给他创造的物质条件和生活基础。一个童年没有经受创伤的人，成年后多半不会对社交充满躲避乃至恐惧。这是一个悖论，穷出身的年轻人内心多少交杂着自负与自卑，出身良好的青年似乎更能平和地面对良好条件。当然，富人容易浪费条件，穷人常常没有条件。能够有效利用这条件的人，到底还是向上的人。要说伯林和这种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是他支配着他的父母，即伯林父母所做的事情大多数就是为了孩子。正如传记中说的，“我们也得承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换作别的人，则很可能会白白浪费这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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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有保障的少年生活，并不意味着都是美好。伯林讲述了一件事，在二月革命的风潮中，一个效忠于旧制度的市政警察，被群众发现随即被拽到了街上，被人押走，等待他的名誉可想而知。“一个七岁孩子来得及看见的仅仅是一个脸色煞白、面容扭曲的人，在被抓走的时候挣扎着。以赛亚不知道这个人会被带到哪儿去，但即便如此，他也马上就明白了，这人是没法逃命的。虽然那一幕转瞬即逝，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称赞作者高超叙述技巧的同时，我们会注意到，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没有革命这两个字，新制度和旧制度与他们无关，他们记得的是糖果，就像伯林自己后来讲述的，有一种巧克力棒会牢牢抓住他的注意力，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种形状像是一堆树枝的名叫“赫沃洛斯特”的巧克力。一个人从孩子面前被抓走，不管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作为孩子的伯林看到的就是一个面容扭曲的人被暴力带走，是一个人被一群人抓走，为什么被抓走，孩子理解不了。这个生活细节给伯林留下的影响是普遍而深远的，即暴力革命是对人不加分辨的摧毁。一颗思想种子就此种在了小伯林年幼的心中，日后发芽长成了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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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人的苦难，叶礼庭讲述了一段伯林儿时的宗教学习经历，一个老拉比教孩子们认希伯来字母表，曾经停下来对他们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这些字母中的每一个都浸透了犹太民族的血和泪。”这段话和这个场景在伯林心中埋藏了很多年，以至在八十年以后，年老的伯林依然能够准确地讲述这件事。叶礼庭在《伯林传》中以抒情的笔触写到了这个场景，“八十年后，伯林在牛津海丁顿家中的一楼客厅里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有短短的一瞬间，他失去了一贯的镇静表情，目光穿过花园，望着远处。然后，他又收回视线，重新看着我，恢复了平静，说道：‘那就是犹太人的历史。’”老拉比的讲述和伯林的重述，这两段表述同等迷人。叶礼庭展现出了高超的叙述技巧，将处于叙述中的历史时间，与八十年后的访问叙述直接相连，张力由此产生。对伯林陷入回忆刹那间的出神捕捉，尤为令人惊叹。我们可以相信，在那一刻，年老的以赛亚·伯林，肯定回到了儿时的那一刻，想起了老拉比的话，历史和现实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伯林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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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伯林父亲决定举家逃离彼得格勒时，具体去哪儿，他左思右想，久久举棋不定。伯林父亲想过去巴勒斯坦，但路途太远，犹太人太少，生活不便。想过去德国首都和法国巴黎，又害怕反犹情绪。经过一番权衡，决定逃向独立共和国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关于这趟旅行的叙述相当漂亮，有着虚构作品一样的举重若轻。一路上，伯林一家几次被官员刁难，父亲贿赂了他们，才得以脱身，抵达里加时钱包已经空空如也，一家人狼狈不堪，心情沮丧。读到这里时，我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中的逃离旅行，在火车上熬过漫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发现也不是藏身之所。没过多久，伯林父亲发觉里加不是久留之地，下定决心要去英国。在伯林父亲的心中，英国化就是文明的定义，是文明生活的所在地，在那里不仅可以继续木材生意，还可以给小伯林提供不列颠教育。伯林父亲的这次决定，在日后看来，无疑是改变他们一家未来生活的关键一步。历经周折，终于办好了去英国的证件，伯林一家人出发去了伦敦。在伦敦城南，伯林一家才算走出了阴霾。伯林还能清晰地记得，在伦敦吃的第一顿早餐，是一盘火腿加鸡蛋。我完全能够理解作者赋予伯林父亲的重要意义，这个木材生意人的心思、赚来的钱，以及他为全家生活的考虑，一定意义上成就了伯林无后顾之忧的未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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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后来感慨说，“在这么多的恐怖当中，我居然如此平静而幸福地活过来了，这一点是最让我吃惊的”。回望伯林嘴里平静而幸福的一生，不能忽略他那富有生意头脑而又似乎怯懦的父亲，是他想方设法将一家人带到了伦敦，并把伯林送进了很好的学校，不必为生活忧虑，不必为职业而心生烦恼，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直到年纪稍长，伯林渐渐意识到了父亲的重要，忍不住为他感到难过，“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很难说父亲逃离故国的选择是完全出于害怕，这也是为了他的孩子和家庭。在伯林父亲的心里，家庭生活（包括生意）比政治生活更为重要。这个父亲形象就像塞尚的父亲，当意识到儿子无心生意一心想画画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成为小银行家，为孩子好好赚钱，让他未来不用被生存打败，不会落魄而死，事实上他做到了。伯林的父亲也做到了。作为父亲，他们都做出了一个父亲能做的，这便是好父亲。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孩子会如此伟大。叶礼庭对此心知肚明，才不吝笔墨写下了这些篇章。幸亏是门德尔缺少放手一搏的勇气，并对政治生活缺少抱负，对阅读精神生活提不起兴趣，不然他们一家人可能还在苏联艰难地维持生活，而不是背井离乡逃离到伦敦住上三层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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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伯林母亲的影响，这个时常与父亲意见不一致的女人，表达了对婚姻生活的厌恶。在伯林母亲看来，父亲呆板乏味，生活无趣，不爱阅读，不喜欢讨论，而伯林母亲更渴望智力上的刺激，阅读最新的小说，比如D.H.劳伦斯的作品，她想被爱，想要得到提升，可她自己觉得什么也没有得到。母亲要的是行动、兴趣、生命和活力，她身上充满着爱的力量、强烈的挫折感和完胜的生命力，这让伯林感到敬畏。母亲的影子在伯林身上有着更为明显的影响，尤其是智力和心灵方面的启示。伯林的母亲后来果然如愿，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里担任主席，占据了统治地位。叶礼庭对伯林的母亲，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叶礼庭克制着抒情的冲动，没有对此做出更多的评价，只是谨慎而客观地引用伯林的讲述。即便如此，我们隐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母亲对伯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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