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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还有，伯林在牛津做了一场讲座，眼见着一个哲学大牛带着助手进来，坐下听他讲话，这个人就是维特根斯坦。讲座当中，维特根斯坦不同意伯林的观点，同他讨论了起来。面对这样一位哲学巨人，以赛亚尽可能巧妙地避而不答，那些助手们则洗耳恭听着每一个字，不敢插话。一个小时以后，维特根斯坦站了起来，他的助手们也跟着站起来，他隔着桌子伸过手来与以赛亚握了握，说：“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谢谢。”在叶礼庭的讲述下，这是高手之间的过招，就像我们读过的许多武侠小说一样，一个后起之秀和一位名满天下的高手在过招。多好的叙事场面和情节，维特根斯坦出场时的穿着，以及他离场的样子，他的助手留下的话就是体面的反馈。当然，伯林输了，这次输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缺失和弱项。输给维特根斯坦没什么丢脸的，何况维特根斯坦给了他体面的台阶，他带着助手来听就是一种礼遇。从此伯林放弃了分析哲学，转向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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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伯林在BBC的讲座获得大名时，很多朋友祝贺他，纷纷发来贺信，有一句话堪称经典：讲台上的帕格尼尼。我瞬间记住了这句赞叹，语法结构的错落效果、语言的跨界征用绝妙至极，世人皆知帕格尼尼的炫技，挪用在讲台上竟如此贴合。以后评价一个人，这语法结构可资借鉴。诸如，评论家中的乔丹，准确又优雅；小说家中的赫本，比美女作家的说法高级许多；编辑部里的温格教练，慧眼识英雄……伯林迎来了他的盛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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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的开阔性正在于通过传主的交往网络，触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时代氛围，伯林接触到的牛津大学全灵学院、二战氛围、丘吉尔、维特根斯坦、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都被牵连了进来，他开始看出纠缠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所有幸存者身上的羞耻之情。第一次见帕斯捷尔纳克时，伯林就发现，他对西方的理想化实在让人觉得窘迫，他似乎相信，西方曾经有过俄罗斯人难以企及的“一次艺术和文学的惊人繁荣”，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西方没有超越俄罗斯，也没有忘却他，还有阿赫玛托娃。理想化时刻出现，至今阴魂不散。只有像伯林、纳博科夫这样有流亡背景的人，对西方文化和自己的文化，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而不是想象一种理想的状态。帕斯捷尔纳克尚且如此，国内的许多半吊子学者和写作者更是如此，总以为自己说出了人类的秘密，殊不知是鹦鹉学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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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视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传统最后一个真正的代言人。伯林则是来自那个失落了的欧洲世界的来访者中最为稀有的一个：一个以俄语为母语的人，他就像帕斯捷尔纳克自己一样，觉得十九世纪的文化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有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是幸福的，有寄托之地。帕斯捷尔纳克可以是名正言顺的代表，他的《日瓦戈医生》写的就是一点，一个身上流动着十九世纪血液但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医生所经受的生活。伯林呢？一个弃儿，一个逃离国家获得新生的俄国人。他们有多少共同的思想资源呢？有一点可以肯定，都是被伤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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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身上的身份危机比伯林更大。有一件事，曼德尔施塔姆被审时，斯大林直接打电话给他，问他的意见。帕斯捷尔纳克支支吾吾。这时斯大林打断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应当如何为他辩护”，然后便放下了话筒。如何解读这个事件，可以想象，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开口为曼德尔施塔姆辩护呢？作为朋友，作为同行，在斯大林还算尊重他意见的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开口，他在绕圈而不是直接说出诗人的优点，这在斯大林看来是软弱，是忽视了友谊。也许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谈论诗人必须讨论诗歌的质量，否则就不是真诚的，但斯大林不这么认为，于是悲剧就产生了。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是朋友就得辩护和捍卫，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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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帕斯捷尔纳克渡过身份危机之后，写出了《日瓦戈医生》，他请伯林带回了英国。一部杰作，一部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与伯林有关。日瓦戈医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思索战争，思索爱情，也思索对自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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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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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不是完美无瑕的，叶礼庭直言不讳，“以赛亚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古典文学学生，因为古典文学家们需要的是整洁而有条理的头脑，而他这两者都不具备”。这算不算不礼貌？伯林对此会怎么想？这或许是客观的叙述，但我更认为是一种叙述策略，叶礼庭在暗示传主伯林对此的不介意和宽容。这种宽容符合伯林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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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传主不干预传记写作，不管他是假装大方还是真的无所谓写作者的评价。否则写作者会时刻揣测如此下笔是否会取悦传主或是惹他不高兴。当然这纪律对写作者也构成了同等的要求，甚至更加严苛，不能因为传主不发言就为所欲为，不能假公济私、发泄私怨，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都有来处，都有相应的严谨的材料予以支撑。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适合传记写作，既要心悦诚服地欣赏传主，又能保持客观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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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礼庭将伯林作为一个对话者进行塑造，相对于纯粹的写作者和学者，他更是一个谈话者，身上洋溢着苏格拉底、孔子的传统影子。叶礼庭同时也察觉到了伯林身上的品格——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缺少的东西，并以敏锐与自信的态度去追求它。这一点观察至关重要，可以解释伯林为何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为何他会不断变得博杂而深邃。实际上这是两种能力的综合，一是发现别人的长处，并加以吸收，二是自省的能力，时刻审视自我的缺失。唯有这两者同时拥有，一点点精进才变得可能。一生都能保有自省，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况且还是伯林这样拥有千万拥趸的明星学者。现实生活中，善于发现他人身上优点的人，不管他人是来自上层，还是身边同事，会获得更多友好的反应。伯林一生的关键时刻，总会出现不少拉他一把的伯乐。这当然不是他的运气比别人更好，而是他的善意，不纠结于对方细枝末节观点的坦诚所获得的回报。任何一个出人头地的人，都需要遇到许多伯乐，这未必是社交的附丽，更可能是这些伸出援手的人，在一个年轻人身上闻到了熟悉的气味，乐观地说，是遇到了曾经的自己。叶礼庭对此心知肚明，给出了意味深长的解析：如果批评伯林太容易为上层社会所吸引、太过世俗化，就是忽略了他性格中的一个本质因素，亦即他喜欢世俗性，喜欢对权势世界的内部运转方式有某种把握，喜欢听闲话，喜欢试着去了解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卑劣动机在让这个世界运转下去。“世俗性”在他的词典里几乎已经和所谓的“现实感”成了同义词，而这种现实感正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们明显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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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伯林的世俗性加以甄别，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势利，不是对名利的苦心钻营，而是对现实权力生活如何开展的好奇，是他参与现实生活的直接方式。伯林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在场者。从他为丘吉尔政府写国际政治分析报告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伯林不回避这一点，很多欧洲知识分子不愿为之。于伯林而言，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既是保持思想活力的不二法门，更是发现思想本身的行为。上层社会能够接纳伯林，源于上层社会对犹太人智识的认可和尊重，而不仅仅是附庸风雅。金融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伯林的关注，可以理解为犹太人巩固民族精英的圈子化，也可以理解他们对学者伯林的尊重。如果只为了面子，他们根本用不着派出私人飞机接送伯林。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的接触方式，伯林之路堪称经典。融入又保持独立，合作又秉持批判，工作之外又是朋友。因为世俗性，也因为不拒绝甚至享受来自人们的欢呼，伯林一直在变化，尤其是确定自身真正区别于他人的用武之地。三十岁不到的伯林写完《卡尔·马克思》后，就意识到了书斋里的学问不能满足自己。换一种稍显刻薄的说法，伯林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局限，在书斋学问之路上难有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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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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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社会里的一名犹太人应当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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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伯林都是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学术生活，还是私人生活。犹太人这个身份属性，对伯林始终是个问题，他似乎没有像他的同胞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渡过身份危机，当然对伯林而言，说是身份危机有点夸大其词，但困惑伴随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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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慢慢看出，世上有人不断地否定人类有知道自身命运的权利，即使在他们走向毒气室的时候也一样。”这是后期伯林的伟大之处，他从此找到了自由及其背叛，一次又一次的确定和提升自我是伯林的生长之路，伯林一直在向上，在放弃中转向，在转向中确立自我，一生都在进步是不容易的，渡过多少险滩、走过多少弯路以后才有了坚定。伯林是一个需要对手的人，对话辩论使得他不断完善自己，就像本书中一直提到的，他善于发现别人身上他自身缺失的优点。伯林说，“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好的社会，因为它接受人类利益之间存在的冲突，同时又通过各种民主机构保持着一个让这种冲突在其中可以得到和平处理的场所”。这会实现吗？也许已经实现了，会不会是一个好的社会，很难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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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有他的情感底线，不推己及人，尤其在思想这一领域。不要因为自己悲观就认为世界上都是悲观没有希望。不要因为自己卑劣和卑躬屈膝，就认为整个生活像乌鸦一样黑。不因为自己不健全，便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纯洁无瑕的东西！他的中间路线从他的左派和右派朋友们那里招致的不快常常折磨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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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渴望成为刺猬的狐狸，这就是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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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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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小朋友告告读《柳林风声》，读到鼹鼠和水鼠哥儿俩，出门遭遇暴风雪，在冰天雪地里迷了路，眼前一片白茫茫，不知道该往何处去，顿时心生戚戚。那么小的家伙，一阵风就可以将他们吹走，陷在漫天风雪中进退不是。幸好，他们遇到了獾先生。正是这位獾先生，打开了门，给我看到了一处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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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躲避风雪，鼹鼠和水鼠寻找藏身之地，意外来到了獾先生的家里，那是一个幽深安静的洞。进门后，獾先生举着灯，领着他们俩，不紧不慢地穿过又长又暗的走廊地道，推开一扇厚重舒适的橡木门，进了一间温暖如春的大厨房。宽大的壁炉烧得正旺，炉前放着两把高背椅，用来招待朋友的到来。红色地砖泛着年久的光泽。一张长条大餐桌摆在中间，桌旁摆着两条长凳。美味火腿、几捆干草、几网兜洋葱和几篮子鸡蛋，挂在厨房的上方。想想洞外风雪交加，路人饥寒交迫，而此时此刻，在獾先生的家里，热气腾腾，有炉火，有食物，还有远道而来的朋友。书中有一段话描述这间大厨房的景致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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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eemed a place where heroes could fitly feast after victory, where weary harvesters could line up in scores along the table and keep their Harvest Home with mirth and song, or where two or three friends of simple tastes could sit about as they pleased and eat and smoke and talk in comfort and conte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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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让我入迷。一间谈不上豪奢的大厨房，可供凯旋的英雄欢聚；可供辛劳的农夫围坐一桌，欢歌笑语，庆祝丰收；抑或两三个脾性相投的朋友，坐下来吃吃饭，抽抽烟，惬意自在地谈谈天。如此的氛围让人放松。英雄打仗的凛冽，农夫劳作的艰辛，朋友日常的烦心，在这厨房里、炉火旁和餐桌上可一一卸去。我似乎都想象得出，写作者描述这间大厨房时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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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生活而言，獾先生真是一个榜样，不仅找到了这么好的地方，还打理得如此舒适，粮食储备够了，炉火时刻不息，真适合闭起门来安心过冬。冬天里的动物们都昏昏欲睡，有的已经冬眠了。冬天里休息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似乎过去半年多的辛劳和积蓄，为的就是过好这一个冬天。大雪的天，烤着火炉，饿了就吃点火腿和洋葱，不必受冻，不至挨饿，而后浑然大睡，等待春天的到来，等待雪退冰融，等待水流再次潺潺。不用焦急，甚至连耐心都用不上，春天自然会像往年一样准时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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