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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在引文后的按语另起一段，“寅恪按”是顶格写的。当时编辑室里有一位编辑是报社出来的，按照报纸的规矩，坚持“寅恪按”不能顶格。我和他争起来，一直告到罗竹风那里（罗那时刚落实政策，下放到出版社待命，请他担任《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之一）。他不太留意这些细节，也没有给出具体意见。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按照陈寅恪先生行文的格式排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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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书都能出。没有平反的学者，都不能发文章或出版著作，要发表，需要上面批准。我们发表胡适的遗稿《〈水经注〉校本研究》，就是有压力的。我们拿着报告去市委宣传部，当面请分管的副部长批示，方才发表。此外，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在出版说明中都会提到“英明领袖华国锋”，并谴责“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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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工作也得到很多学者的帮助，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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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有很多啊，比如朱东润先生。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复刊的时候，李俊民社长建议请朱东润先生担任主编。他说，朱先生是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时的英文老师，有师生之谊，深知他的学问道德，请他最合适。我们请朱先生做主编，一分钱主编费也没有。每期的选目他从来不干预，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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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先生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他是上海图书馆馆长，和我们的关系很好。在解放前的合众图书馆，藏了很多东西，顾先生任馆长，后来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我们标点出版的那些近代史研究资料，就是顾先生从图书馆藏书中无偿借给我们的。现在要是借出来，底本费就不得了。胡适先生的书信和遗稿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我们很多书的书名也都是请顾先生题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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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王元化先生，他“文革”后平反，先是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副总编。他对古籍整理一直很感兴趣，跟我们也熟悉。他研究《文心雕龙》，“龙学”成了当时的显学。后来他推动成立古籍规划整理小组，办公室就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每年有二十万块钱的经费，就是他亲自带领魏同贤和我到市里申请来的。八十年代末，我们策划出版海外汉学丛书，请王元化先生做主编，不过当时的主编都是挂名的，连编辑费也不给。这套书影响很大，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比较有规模地翻译引进出版海外汉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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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谈谈那时组稿以及与学者交往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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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我到北京去过好多次，其中有两次是做王元化先生的助手，为他主编的《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拟定条目开座谈会，一些知名的老学者如朱光潜、唐弢、王瑶先生等来了很多。为出版社组稿，我主要拜访了杨向奎、罗尔纲、钱锺书、杨绛、林庚、季镇淮等几位先生。那时落实政策，他们中有的已住进副部长级的住所里，房间地面都是用大理石铺的。记得去拜访钱锺书先生的一次，他正在为出席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在客厅里准备发言稿，在一本笔记簿里用英文写提纲。见我们来，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接待，并请杨绛先生出来一同会见。杨绛先生还送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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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是我们同行，当然关系密切，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我每去北京都是必去的，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并通过他们，为我们出版社扩大了与学术界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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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觉当时出版的重点是在资料的汇集、整理，知名学者旧作的再版，以及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国内原创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少，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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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文革”以后，知识界曾为“读书无禁区”一句话受到鼓舞。我记得这句话是周扬经历了“文革”劫难的痛定之痛后最先说的。殊不知思想还是有禁区的，出版也是有禁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限制着出版社老总们的头脑。直到2005年上海主办的全国书展，评选出“十大好书”推荐给读者。我做过一次统计，并写过评论，登在《北京日报》上。这“十大好书”，翻译国外的就占了七种，中国的仅占三种，且全是旧著重印。这也基本反映了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的情况，目前恐怕也没有多少改观。虽然不能把责任全归之学术界或出版社，但也不能以为全无责任。“文革”期间的学术停滞固然是事实，其实是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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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在的标准看，那时的出版也不是很规范，比如不与作者签出版合同，对图书的宣传营销也不重视，员工收入与出版社经营的好坏也无关，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质量比较高。那么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可以算兴盛吗？兴盛的原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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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那时确实不怎么规范，一般就是给作者写信约稿，作者答应了也就不签合同了。对图书广告也不怎么重视。我有一次到北京组稿，到人民出版社见社长范用先生。我对他说，三十年代的图书广告写得太好了，短小精炼，让人一看就想买，现在都见不到图书广告了。范用先生马上翻出一摞三十年代广告的复印件，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在住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用笔名“辛雨”登载在《读书》上。后来改革开放后在长沙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范用先生还把这篇文章作为导言，连同许多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图片一同印成小册子在会上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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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图书做广告的情况确实不多，登一次要一两千块钱，很多编辑都觉得图书登不登广告无所谓。我们社还是坚持了，每月在《光明日报》登广告介绍新书，至今未曾中断。现在许多出版社已重视书籍广告，《中华读书报》上常有大幅书籍广告。但不大讲究文字与要点，有的仅有书名而无作者名，有的翻译书仅有作者名而无译者名，有的一上来就是社长或总编某某“率全体员工”如何如何，居高临下，连一点起码的礼貌用语也不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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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八十年代的出版兴盛，我看只能是相对而言。十年浩劫刚过，万物复苏，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有一股干劲，出版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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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不少出版社都曾陷入困境，与八十年代比起来，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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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我看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出版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流的转型过程中，无法适应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的要求。说得坦白一点，过去中国的出版社，以国家的名义、政府的名义，一个号召，知识分子无私奉献，低稿费、低报酬，一部部大型书籍就出版了。现在虽然国家对大型出版物也有不少补贴和支持，但是不少钱都用在会务费、差旅费上，底本费也越来越高，作者真正拿到手的稿费还是比较低的。第二是出版社的老总们似乎还应增强一点出版理念。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社为例，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就是那个年代出版社的代表，各以开一代学风、引领学术潮流为己任。在全国大省市分设二三十家分馆、分店，商务印书馆且以每天出一本新书为号召，并在《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上每天登一大块由名家推荐的“每日一书”广告，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我们今天出版社有那么好的环境和条件，也要有这样的雄心大志就好了。当然，有些问题也不能全怪出版社，主管部门应该给出版社宽松、宽容的环境，对出版社要松绑，少点规定。我觉得现在对图书的审查偏紧。如果给出版社充分的主动权，它们或能做出很多大型的好书。比如中华书局的校点《二十四史》、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已出齐一百种……这些大型图书都是出版社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地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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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出版社做了近十年的总编辑，退下后也还关心出版事业，总会有些感想，能请您谈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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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说来惭愧，志大力小才疏，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感，留下的只有一大堆的遗憾。我最钦佩陈原先生，他从商务印书馆总编任上退下来后，在内部报刊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列举在任时想做而未做成的几大遗憾。我也仿照举几条遗憾：一、虽然成立了一个索引编辑室，却在普遍轻视索引工作（特别是四角号码）的气氛下，半途而废；二、开始时提倡影印工作，却引导全社误入了一个“影印万能”的出版捷径，最后想扭转也无力了；三、原想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出一套以版本为主的新四部丛刊和中华那样以实用为主的新四部备要，都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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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峰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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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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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170485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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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林行止谈《信报》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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