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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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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林行止,香港著名报人、政经评论家。本名林山木,潮州澄海人,在汕头及英国剑桥接受教育。曾在《明报晚报》和《明报》任职。1973年在香港创办《信报财经新闻》,1975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长期主持两份报刊笔政,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著作近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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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教授说《信报》是中国盘古开初以来的第一份有学术性的报章。三十五年前您创办《信报》时,心中是否有一个模式,是想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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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张教授说话素有语惊四座的本事,那意味当中难免会有夸张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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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主理《信报》编务,我很注重经济学界的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报道西方经济学界动态,推介他们研究的命题,那些只在学报出现的论文题材,我们都乐于涉猎,种下《信报》薄有学术性质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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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内容向以金融经济为主,读者对象除了投资者、生意人外,我们也设定了他们是“珍惜时间的忙人”(A newspaper for businessmen and busy people),所以一直紧守精简报道、扼要评论的路线。《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是我经常阅读的报刊,当中自有可供借鉴,给我以种种启发的特色,可却并非当初追求并加以效仿的模式。两份报刊之成功,大家有目共睹,正是珠玉在前,《信报》若加仿效,再真切,也是抄袭赝品,没有本身的生命;加上文人办报要自知量力,从来不敢忘记小本经营的局限,哪来模仿英美两家百年老店的财力和物力?硬是有样学样,一是没本钱,二是无胜算,所以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办成《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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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香港。《信报》虽然在内地也有一些读者,可是要到内地省市发行,恐怕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成事;说我们早便立定主意把它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那与实际岂不太有距离!到今天为止,《信报财经新闻》仍然只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里一份尊重知识、重视思想、内容专攻经济金融政治文化、形象正派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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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创刊的1973年,当时香港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信报》对三十五年来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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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当时香港仍是受制于英国人的殖民地、一个以轻工业出口为主导的商埠,政经势力主要集中在只占人口不足五个百分点的洋人手里;中英文报刊的格局路线,大异其趣。那时中文报刊的经济新闻,多数局限在船期货运和商品报价等等与贸易相关的讯息上,没有什么深入的财经信息和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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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证券交易所(1969年)与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的相继成立,二者为香港华商提供了远较过去容易的集资渠道;华商势力崛兴的趋势,使向来垄断香港政经实力的洋商政要不能再视若无睹。而华商的乘势而起也须开阔视野,吸收人家的经验,广纳中外见识。《信报》从开始便以香港整体发展为出发点,立意突破华洋势力不相闻问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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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创刊时,宣传开销少之又少,当中很大一笔用在《南华早报》(香港最畅销的英文报章)的广告上,那广告的标语是:“Want to know what the Chinese think? Read Chinese or hire a translator…”,翻成中文是“想知道中国人的想法?阅读中文或聘请一名翻译——请订阅七月三日创刊的信报财经新闻!”当时《信报》除了侧重提供企业经营和个人投资的财务信息外,也有颇大篇幅报道传统华商势力范围以外的商情洋务,访问很多旅居香港的洋商政要。不少洋人机构和政府机关后来都有专人翻译《信报》及其他中文报刊的信息评论供员工知晓。《信报》也有长时间聘请洋人当记者的记录,对同期的中文报刊而言,也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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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香港华人另有今人或许不甚理解的现象,就是商人地位不高,很多人对锱铢必计的生意经营仍有嫌其铜臭的残余头巾气。《信报》推举商人的社会价值,对工业家的心力识见尤其敬重,指出他们对就业和提高社群生活质素方面大有功劳,政府应该带头正视并加表扬,这种针对当时商人未能得到适当尊重的论调,很快便使《信报》被人划为专替商人说话、偏帮商人利益的“生意人报纸”。不过同时间,我们的副刊内容却被客观认同为最具文化气息且有水平,于是我们又有一帮来自学术文化界别、标榜自己只看副刊、不看财经版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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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之前,香港中文报章并不注重个人理财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由于认识到个人理财得当是独立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独立人格则是彰显自由选择可贵的根本,所以自创刊之始,便在投资学上重下工夫,向读者推介各种分析股票的方法和评估走势的图表技术;在公司数据可以发挥参考作用的基础上,我们不鼓励听取贴士的轻率“投机”,鼓吹透过研究、经过计划思量的慎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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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势易,三十多年过去,香港仍然不失为一个华洋杂处的城市,不过外商权势明显消退,本地政商势力全面抬头,香港亦从一个相对朴实的出口主导商埠,变身为流金耀眼、什么都是钱作怪的金融重镇,个中进退得失,《信报》不但经历其中,且有参与的角色,作用多大,影响多深,当事人说不上来,旁观的,也许看得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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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直坚持文人办报的传统。作为一份经济评论的报纸,不可避免地要与政界、商界发生关系,而这个又会影响报纸的经营。您是如何处理与政界和商界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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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文人办报的传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不出所以然,只知道从开始办报至今的几十年间,完全无意卸下文人写作不辍的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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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的影响力有多深,其受地域、民风、语言的限制有多大,办报的人,心里没底;相比之下,文人因为相信文字而透过文字发挥或多或少的影响力,那份执著倒易使自己感觉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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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言,长期撰写评论,不免会有政商人士的约会。由于自己生性内向,不擅交际,所以总是尽量推辞,或由同事代表应约。出于人有见面之情的考虑,而评论时事、针砭时弊却要有立足于客观理性的基础,为免人情瓜葛妨碍判断,我与权贵一向没甚交往;偶有回避不了的接触,也会提醒自己,当权在位者永远不会把传媒人当为朋友,而传媒中人也不必自作多情与他们攀交论道,当中那份自我疏离的寂寞是一种强烈的感觉;不过,对于需要保持清醒冷静的评论工作者而言,耐得住某一程度的寂寞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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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不止一端,假如先有交情的朋友当了权、上了位,下笔议论便会为力求客观而倍感艰难,为了大家好,稍为疏远实有必要。所以我在新闻界数十年,政商界朋友不多,即使有,那份交情也不是在他们得势当权之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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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耐寂寞以外,当年主管编务,内容取舍上,感性的同气相求是多数编者的自然倾向,我怕意识褊狭影响《信报》内容,所以曾有长时间刻意地不顺着个人兴趣阅读书刊,着意网罗意见不同的作者。办报于我绝非凑兴凑趣,又见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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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香港学人都说过,《信报》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一支笔杆子,指的就是您三十五年来从不间断的政经短评和专栏。郑树森教授说您的文章背后有两大信仰,“经济上是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运作,政治上是独立意志、自由选择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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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从未间断写作是事实,至于说我文字背后的两大信仰,还要稍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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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关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运作。其实大家都知道市场总有若干规范和限制,没有绝对没规没矩的为所欲为;单说信奉不干预,不够清晰,所以比较认同港英时代夏鼎基爵士(当过香港财政司及布政司)所说的“积极性不干预”,对市场的不干预须加上“积极性”,才算到位。简言之,就是属于市场范围的事,政府是有知觉地实行克制,非必要不会过问,却非撒手不理,只是积极地少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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