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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胡政之，一份报纸如何能做到有许多作者愿意投稿，又有许多读者愿意花钱来买，还要防止引起当局的非难？胡政之不假思索地回答，做人。这也是大道至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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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地面对社会形势，深入地理解相关政策，不断地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了解编者、读者和监管者的思路和想法，按照普通人的规律和逻辑来办事和处理其中遇到的问题，这也许是沈昌文的一大特色，是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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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是扬之水日记中比较常见的场景，不仅描写环境和菜品，还记录了研究通货膨胀而必须要关注的价格（可能是由于当时的《读书》和作者“手头”都不太宽裕吧），真有点“食货志”的味道。这里记述的饭局，绝大部分都是沈昌文召集、主导并“买单”的，吃饭的场所有今天仍然价格不菲的著名餐厅，也有已经翻牌多次甚至已不存在的街边小馆，还有“肯德基家乡鸡”一类的时尚去处。在沈昌文的办公室里，大概只有两种东西，一种和书有关，另一种和吃有关，他经常把好吃的东西分发给编辑和来客，也经常和人边吃边谈。有时他也喝一点酒，但“所醉不为酒也”（192页）。其实，沈昌文不谙烹饪，也不是美食家，他感兴趣的只是在吃饭——这个国人最传统而又非常习惯、十分尊崇的社交仪式——中营造的那种轻松愉快、互相信任、平等相待、真诚相见的交流氛围。吃饭的时候，人们容易敞开心扉，坦诚相对，我们的祖先也十分重视吃饭，许多大事都是在吃饭时办成的，如“鸿门宴”、“群英会”和“杯酒释兵权”等。“在《读书》的时候，常听老沈说的一句玩笑话是，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476页）除了作者，也应包括监管者和其他朋友吧。沈昌文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好好看看《读书》”。应当说，沈昌文通过这种普通而又坦诚实在的形式和许多人产生了有效的沟通，达成了共识；也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形成了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吃饭只是形式，沟通、理解、共识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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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这个行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一向是机会和危险并存的，不过是更需要不同的智慧罢了。有的时候需要“怒向刀丛觅小诗”，也有的时候可以“于无声处听惊雷”。沈昌文也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都是冷静地面对现实，对体制内外的“边际”和“弹性”都有着深刻的理解，通过不断的 “正反馈”和“负反馈”，带领并推动《读书》和三联书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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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扬之水去拜访钟叔河。她感觉到，钟叔河的苦恼在于，想干的事干不成，不想干的事推不掉。“其实，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能说，钟先生自己书生气太足了，若修得老沈那样的功夫——上上下下斡旋自如，且以此为乐，便是得正果了。”（94页）在后记中，她又总结说，“沈公是当日之《读书》的灵魂，他也用他的特殊方式引导我们走向成熟。”（275页）不过，这个“正果”并不“特殊”，“十里洋场”的前辈所说的“做人”，也正是这样一种大家风范，“老沈说这是始终为他仰慕的，也是十里洋场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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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诗就是破案，读日记也是解谜。这些“案底”和“谜底”，虽然都没有标准答案，但多少可以给后来者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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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亡命爪哇、穷困潦倒的时候，写道：“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扬之水的路，比她的前贤，自然宽了一点。今天，扬之水也成为了“前贤”，我们的路是否也会宽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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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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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十年（一）：1986—1990》，扬之水著，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1版，500页，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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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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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DK，死在“营销王”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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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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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出版界引进西方图书的高峰期，DK正是我们围观与围攻的重点。有名的如他们的“目击者丛书”，早期曾经以直销的方式，在中国市场试水，我还专门派人与他们接触过。后来在几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我经常在DK展台中转来转去，他们的图片书做得确实漂亮，精装，大开本，洁白的铜版纸上，摆满色彩夺目的示意图片，许多常见的题目，像葡萄酒、摄影、食材、育儿……经DK一做，立即从同类书中跳出来，让人们脱口称赞：“这一定是DK的书！”所以，无论是站在出版人还是读书人的角度，我都非常想了解DK的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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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我在DK的出版岁月》，我断断续续读了三个月，竟把那书看了三四遍。这位戴维斯先生文笔真好，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几乎没见过如此善写的出版人。全书的故事起承转合，跌宕起伏，首尾呼应，一气呵成，确实让我读出了文学作品的味道。看到后面时，经常会把前面的情节再温习一下、对照一下、梳理一下；有时忍俊不禁，口中还会喃喃自语：“如此美妙的文笔，应该去写小说啊！干嘛来做出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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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小说了。这回好，读着小说一样的文字，把DK出版经验挖掘出来，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作为出版家，戴维斯先生果然名不虚传，他每一次煽情的字里行间，确实蕴藏着许多真知灼见，让我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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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创建于1974年，由四个从大出版公司MB跳槽而来的家伙，野心组建。他们说MB的工作太循规蹈矩、坐享其成，很难产生创作冲动，缺乏创新空间。本书作者戴维斯先生是四人之一，他们的头儿是彼得•金德斯利先生，被称为“革命性的美术编辑”，再加上制图师克里斯托弗•道林先生，这一定是后来DK图书偏重内容与形式美妙结合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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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DK案例之前，我先复述一下出版社类型的界定。出版有编、印、发三个环节。按照逻辑学定义，建立一家出版社，它的充要条件是“编”，它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是“印”和“发”。当然，中国特色的“卖书号出版社”，不遵循此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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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是从“编”起家的，他们的工作路径是：创意选题——邀请作者——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版权营销。此类出版社的主战场是“内容建设”，忙活一年，最终拿着几叠设计样张或几本预装的样书，到法兰克福书展上推销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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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DK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只带去两三个出版计划的样张。戴维斯先生描述当时的惨状：他们租不起展台，住在爬满蟑螂的小旅店里。白天，像驴子一样，肩上驮着美术袋，在巨大的展场中跑来跑去。每钻进一家大出版公司，在对方奇异的目光下，一面慌乱地掏出样张，一面结结巴巴地介绍选题，“活像行乞的托钵僧”。但是，当对方看到DK出版样张时，他们的目光由不屑化为惊奇，再由惊奇化为欣赏了。结果，几个野心家得到了回报，其中《摄影全书》，不久就成了百万册的畅销书。这就是“内容建设”的力量！按照这样的方式，DK运行了三十个月，只出版七本书，其中有四本印数达到百万册以上，它们是《摄影全书》、《自耕自食大全》、《摄影手册》和《你们的宝宝》。他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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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DK第一次在书脊上印上自己的书标，健全了编、印、发生产线。到1998年，他们制作的图书已经超过两千四百种，绝版率不到百分之二十；他们每年销售图书、光盘、录像带六千多万件，遍布一百一十五个国家，五十种语言，与全球四百多家出版社有生意往来，其中有兰登书屋、读者文摘、拉鲁斯、企鹅等。仅在1998年，他们的大畅销书如《急救手册》、《家庭医药指南》和《医药大百科》，印数都在六百万册以上；“目击者丛书”以十六种语言出版达一百种，印数三千八百多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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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为王！DK是一个典型的出版案例。下面还要加上一条：革命性的美编！只要看到DK出版的书，你就会理解“美术编辑”的力量。当然，这还不够，在戴维斯先生的书中，还包含着许多好经验，让我这个在出版界混迹三十年的人，都会时时感到震动。只是它们被戴维斯先生搅和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里，我需要从那些近乎疯狂的“文字秀”中，把它们剔出来，罗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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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格：作为一家以图片书著称的出版社，他们的去背图像，配上全白的衬底，成为DK鲜明的风格。他们在图片的制作上最下工夫，积累了超过两百万张的图片库。有时做一两本书，他们的图片准备，足以再做二十本书。所以，DK图书的主流风格是“插图美”，这一点绝对不能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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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化：他们不断向文编和美编灌输放眼全球的理念，“让世界各地看我们书的人，都不应该感觉是看外国人的东西”。这里，“纯白底衬”的风格，也帮了DK国际化的大忙，“民族、阶级的寓意或是歧视，一概就此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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