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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文革”以后，知识界曾为“读书无禁区”一句话受到鼓舞。我记得这句话是周扬经历了“文革”劫难的痛定之痛后最先说的。殊不知思想还是有禁区的，出版也是有禁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限制着出版社老总们的头脑。直到2005年上海主办的全国书展，评选出“十大好书”推荐给读者。我做过一次统计，并写过评论，登在《北京日报》上。这“十大好书”，翻译国外的就占了七种，中国的仅占三种，且全是旧著重印。这也基本反映了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的情况，目前恐怕也没有多少改观。虽然不能把责任全归之学术界或出版社，但也不能以为全无责任。“文革”期间的学术停滞固然是事实，其实是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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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在的标准看，那时的出版也不是很规范，比如不与作者签出版合同，对图书的宣传营销也不重视，员工收入与出版社经营的好坏也无关，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质量比较高。那么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可以算兴盛吗？兴盛的原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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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那时确实不怎么规范，一般就是给作者写信约稿，作者答应了也就不签合同了。对图书广告也不怎么重视。我有一次到北京组稿，到人民出版社见社长范用先生。我对他说，三十年代的图书广告写得太好了，短小精炼，让人一看就想买，现在都见不到图书广告了。范用先生马上翻出一摞三十年代广告的复印件，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在住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用笔名“辛雨”登载在《读书》上。后来改革开放后在长沙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范用先生还把这篇文章作为导言，连同许多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图片一同印成小册子在会上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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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图书做广告的情况确实不多，登一次要一两千块钱，很多编辑都觉得图书登不登广告无所谓。我们社还是坚持了，每月在《光明日报》登广告介绍新书，至今未曾中断。现在许多出版社已重视书籍广告，《中华读书报》上常有大幅书籍广告。但不大讲究文字与要点，有的仅有书名而无作者名，有的翻译书仅有作者名而无译者名，有的一上来就是社长或总编某某“率全体员工”如何如何，居高临下，连一点起码的礼貌用语也不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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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八十年代的出版兴盛，我看只能是相对而言。十年浩劫刚过，万物复苏，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有一股干劲，出版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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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不少出版社都曾陷入困境，与八十年代比起来，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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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我看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出版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流的转型过程中，无法适应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的要求。说得坦白一点，过去中国的出版社，以国家的名义、政府的名义，一个号召，知识分子无私奉献，低稿费、低报酬，一部部大型书籍就出版了。现在虽然国家对大型出版物也有不少补贴和支持，但是不少钱都用在会务费、差旅费上，底本费也越来越高，作者真正拿到手的稿费还是比较低的。第二是出版社的老总们似乎还应增强一点出版理念。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社为例，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就是那个年代出版社的代表，各以开一代学风、引领学术潮流为己任。在全国大省市分设二三十家分馆、分店，商务印书馆且以每天出一本新书为号召，并在《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上每天登一大块由名家推荐的“每日一书”广告，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我们今天出版社有那么好的环境和条件，也要有这样的雄心大志就好了。当然，有些问题也不能全怪出版社，主管部门应该给出版社宽松、宽容的环境，对出版社要松绑，少点规定。我觉得现在对图书的审查偏紧。如果给出版社充分的主动权，它们或能做出很多大型的好书。比如中华书局的校点《二十四史》、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已出齐一百种……这些大型图书都是出版社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地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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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出版社做了近十年的总编辑，退下后也还关心出版事业，总会有些感想，能请您谈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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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说来惭愧，志大力小才疏，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感，留下的只有一大堆的遗憾。我最钦佩陈原先生，他从商务印书馆总编任上退下来后，在内部报刊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列举在任时想做而未做成的几大遗憾。我也仿照举几条遗憾：一、虽然成立了一个索引编辑室，却在普遍轻视索引工作（特别是四角号码）的气氛下，半途而废；二、开始时提倡影印工作，却引导全社误入了一个“影印万能”的出版捷径，最后想扭转也无力了；三、原想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出一套以版本为主的新四部丛刊和中华那样以实用为主的新四部备要，都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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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峰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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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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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林行止谈《信报》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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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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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林行止，香港著名报人、政经评论家。本名林山木，潮州澄海人，在汕头及英国剑桥接受教育。曾在《明报晚报》和《明报》任职。1973年在香港创办《信报财经新闻》，1975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长期主持两份报刊笔政，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著作近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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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教授说《信报》是中国盘古开初以来的第一份有学术性的报章。三十五年前您创办《信报》时，心中是否有一个模式，是想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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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张教授说话素有语惊四座的本事，那意味当中难免会有夸张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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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主理《信报》编务，我很注重经济学界的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报道西方经济学界动态，推介他们研究的命题，那些只在学报出现的论文题材，我们都乐于涉猎，种下《信报》薄有学术性质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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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内容向以金融经济为主，读者对象除了投资者、生意人外，我们也设定了他们是“珍惜时间的忙人”（A newspaper for businessmen and busy people），所以一直紧守精简报道、扼要评论的路线。《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是我经常阅读的报刊，当中自有可供借鉴，给我以种种启发的特色，可却并非当初追求并加以效仿的模式。两份报刊之成功，大家有目共睹，正是珠玉在前，《信报》若加仿效，再真切，也是抄袭赝品，没有本身的生命；加上文人办报要自知量力，从来不敢忘记小本经营的局限，哪来模仿英美两家百年老店的财力和物力？硬是有样学样，一是没本钱，二是无胜算，所以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办成《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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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香港。《信报》虽然在内地也有一些读者，可是要到内地省市发行，恐怕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成事；说我们早便立定主意把它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那与实际岂不太有距离！到今天为止，《信报财经新闻》仍然只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里一份尊重知识、重视思想、内容专攻经济金融政治文化、形象正派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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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创刊的1973年，当时香港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信报》对三十五年来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