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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当时香港仍是受制于英国人的殖民地、一个以轻工业出口为主导的商埠，政经势力主要集中在只占人口不足五个百分点的洋人手里；中英文报刊的格局路线，大异其趣。那时中文报刊的经济新闻，多数局限在船期货运和商品报价等等与贸易相关的讯息上，没有什么深入的财经信息和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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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证券交易所（1969年）与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的相继成立，二者为香港华商提供了远较过去容易的集资渠道；华商势力崛兴的趋势，使向来垄断香港政经实力的洋商政要不能再视若无睹。而华商的乘势而起也须开阔视野，吸收人家的经验，广纳中外见识。《信报》从开始便以香港整体发展为出发点，立意突破华洋势力不相闻问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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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创刊时，宣传开销少之又少，当中很大一笔用在《南华早报》（香港最畅销的英文报章）的广告上，那广告的标语是：“Want to know what the Chinese think? Read Chinese or hire a translator…”，翻成中文是“想知道中国人的想法？阅读中文或聘请一名翻译——请订阅七月三日创刊的信报财经新闻！”当时《信报》除了侧重提供企业经营和个人投资的财务信息外，也有颇大篇幅报道传统华商势力范围以外的商情洋务，访问很多旅居香港的洋商政要。不少洋人机构和政府机关后来都有专人翻译《信报》及其他中文报刊的信息评论供员工知晓。《信报》也有长时间聘请洋人当记者的记录，对同期的中文报刊而言，也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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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香港华人另有今人或许不甚理解的现象，就是商人地位不高，很多人对锱铢必计的生意经营仍有嫌其铜臭的残余头巾气。《信报》推举商人的社会价值，对工业家的心力识见尤其敬重，指出他们对就业和提高社群生活质素方面大有功劳，政府应该带头正视并加表扬，这种针对当时商人未能得到适当尊重的论调，很快便使《信报》被人划为专替商人说话、偏帮商人利益的“生意人报纸”。不过同时间，我们的副刊内容却被客观认同为最具文化气息且有水平，于是我们又有一帮来自学术文化界别、标榜自己只看副刊、不看财经版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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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之前，香港中文报章并不注重个人理财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由于认识到个人理财得当是独立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独立人格则是彰显自由选择可贵的根本，所以自创刊之始，便在投资学上重下工夫，向读者推介各种分析股票的方法和评估走势的图表技术；在公司数据可以发挥参考作用的基础上，我们不鼓励听取贴士的轻率“投机”，鼓吹透过研究、经过计划思量的慎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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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势易，三十多年过去，香港仍然不失为一个华洋杂处的城市，不过外商权势明显消退，本地政商势力全面抬头，香港亦从一个相对朴实的出口主导商埠，变身为流金耀眼、什么都是钱作怪的金融重镇，个中进退得失，《信报》不但经历其中，且有参与的角色，作用多大，影响多深，当事人说不上来，旁观的，也许看得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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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直坚持文人办报的传统。作为一份经济评论的报纸，不可避免地要与政界、商界发生关系，而这个又会影响报纸的经营。您是如何处理与政界和商界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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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文人办报的传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不出所以然，只知道从开始办报至今的几十年间，完全无意卸下文人写作不辍的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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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的影响力有多深，其受地域、民风、语言的限制有多大，办报的人，心里没底；相比之下，文人因为相信文字而透过文字发挥或多或少的影响力，那份执著倒易使自己感觉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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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言，长期撰写评论，不免会有政商人士的约会。由于自己生性内向，不擅交际，所以总是尽量推辞，或由同事代表应约。出于人有见面之情的考虑，而评论时事、针砭时弊却要有立足于客观理性的基础，为免人情瓜葛妨碍判断，我与权贵一向没甚交往；偶有回避不了的接触，也会提醒自己，当权在位者永远不会把传媒人当为朋友，而传媒中人也不必自作多情与他们攀交论道，当中那份自我疏离的寂寞是一种强烈的感觉；不过，对于需要保持清醒冷静的评论工作者而言，耐得住某一程度的寂寞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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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不止一端，假如先有交情的朋友当了权、上了位，下笔议论便会为力求客观而倍感艰难，为了大家好，稍为疏远实有必要。所以我在新闻界数十年，政商界朋友不多，即使有，那份交情也不是在他们得势当权之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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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耐寂寞以外，当年主管编务，内容取舍上，感性的同气相求是多数编者的自然倾向，我怕意识褊狭影响《信报》内容，所以曾有长时间刻意地不顺着个人兴趣阅读书刊，着意网罗意见不同的作者。办报于我绝非凑兴凑趣，又见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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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香港学人都说过，《信报》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一支笔杆子，指的就是您三十五年来从不间断的政经短评和专栏。郑树森教授说您的文章背后有两大信仰，“经济上是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运作，政治上是独立意志、自由选择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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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从未间断写作是事实，至于说我文字背后的两大信仰，还要稍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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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关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运作。其实大家都知道市场总有若干规范和限制，没有绝对没规没矩的为所欲为；单说信奉不干预，不够清晰，所以比较认同港英时代夏鼎基爵士（当过香港财政司及布政司）所说的“积极性不干预”，对市场的不干预须加上“积极性”，才算到位。简言之，就是属于市场范围的事，政府是有知觉地实行克制，非必要不会过问，却非撒手不理，只是积极地少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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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我在政治上的说法，我有补充和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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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众人之事，而理想的政治，往往是以谋求最大共识为取向、以最多人的利益为依皈，由此看来，独立意志与政治拉不上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有延伸到政治言论的立场时，才有独立意志的讲究。在我来说，维护独立人格、尊重个人意愿、支持自由选择，全是做人的根本，没有的话，做人的价值便含糊了。这样的价值观到底算不算是政治倾向？中国早有“立己立人”的思想，我是更重“立己”而已，那又算不算是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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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发生了因次贷风暴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有人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前不久有报纸报道，说您在经济观点上已改宗社会主义。我想听听您对美国这次经济危机的看法，以及您个人的经济观点是否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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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并无改变，但是对于人们滥用市场自由不惜破坏秩序、为害公众利益而感到沮丧。美国次贷风暴所引发的世界性危机，是信贷机制给人钻空，是人们过分贪婪、公共约制相对不足而闯下的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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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全球贫富两极情况严重，使我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有了更深的体会，并曾发而为文，那是个人的社会意识里的一份自觉，把它看成改宗社会主义便属神经过敏，且与事实不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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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政治、经济，各有分工，观察思考相关问题数十年，服膺市场自由运作的信念依然坚定，因为从劳动回报、生产消费、求财谋利的角度看，越少政府干预的市场越富生机是不争之实，单从中国实施经济开放换来的成绩便可看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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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是一人之功，牵涉群体运作，再自由，也要在制度和纪律之下运行，拥护市场、主张不干预的自由主义者，不是白痴地以为防止政府干预便万事大吉；他们只是认识到，为免外行领导内行，行规足够的话，便不要政令，而非要有政府政策的话，能够制约运作不致出轨的起码规限便已足够，再多的话，便会妨碍市场发展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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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见用于世的理念，无论是经济或是政治方面的，未经实践之前，都有想来美好的境界，是为理想；可是一旦实行起来，往往便有不足或者过犹不及的弊端，那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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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出于自愿，为求成全“大我”而牺牲“小我”的人，我会肃然起敬；可是一个为求“大我”而罔顾“小我”意愿的政治制度或生活环境，便会令我不寒而栗。借口“大我”，不守护独立人格，不尊重个人意愿，不理会自由选择，那么做人还分什么你、我、他，还有什么做人的趣味和意义？我不会改宗，是因为我相信，人是先要有“小我”的独立人格，其顾及“大我”的社会人格才会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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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在股权结构上已经发生变化，您和林太太也将逐渐淡出《信报》，您觉得《信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您个人又有什么新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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