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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当时香港仍是受制于英国人的殖民地、一个以轻工业出口为主导的商埠,政经势力主要集中在只占人口不足五个百分点的洋人手里;中英文报刊的格局路线,大异其趣。那时中文报刊的经济新闻,多数局限在船期货运和商品报价等等与贸易相关的讯息上,没有什么深入的财经信息和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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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证券交易所(1969年)与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的相继成立,二者为香港华商提供了远较过去容易的集资渠道;华商势力崛兴的趋势,使向来垄断香港政经实力的洋商政要不能再视若无睹。而华商的乘势而起也须开阔视野,吸收人家的经验,广纳中外见识。《信报》从开始便以香港整体发展为出发点,立意突破华洋势力不相闻问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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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创刊时,宣传开销少之又少,当中很大一笔用在《南华早报》(香港最畅销的英文报章)的广告上,那广告的标语是:“Want to know what the Chinese think? Read Chinese or hire a translator…”,翻成中文是“想知道中国人的想法?阅读中文或聘请一名翻译——请订阅七月三日创刊的信报财经新闻!”当时《信报》除了侧重提供企业经营和个人投资的财务信息外,也有颇大篇幅报道传统华商势力范围以外的商情洋务,访问很多旅居香港的洋商政要。不少洋人机构和政府机关后来都有专人翻译《信报》及其他中文报刊的信息评论供员工知晓。《信报》也有长时间聘请洋人当记者的记录,对同期的中文报刊而言,也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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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香港华人另有今人或许不甚理解的现象,就是商人地位不高,很多人对锱铢必计的生意经营仍有嫌其铜臭的残余头巾气。《信报》推举商人的社会价值,对工业家的心力识见尤其敬重,指出他们对就业和提高社群生活质素方面大有功劳,政府应该带头正视并加表扬,这种针对当时商人未能得到适当尊重的论调,很快便使《信报》被人划为专替商人说话、偏帮商人利益的“生意人报纸”。不过同时间,我们的副刊内容却被客观认同为最具文化气息且有水平,于是我们又有一帮来自学术文化界别、标榜自己只看副刊、不看财经版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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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之前,香港中文报章并不注重个人理财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由于认识到个人理财得当是独立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独立人格则是彰显自由选择可贵的根本,所以自创刊之始,便在投资学上重下工夫,向读者推介各种分析股票的方法和评估走势的图表技术;在公司数据可以发挥参考作用的基础上,我们不鼓励听取贴士的轻率“投机”,鼓吹透过研究、经过计划思量的慎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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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势易,三十多年过去,香港仍然不失为一个华洋杂处的城市,不过外商权势明显消退,本地政商势力全面抬头,香港亦从一个相对朴实的出口主导商埠,变身为流金耀眼、什么都是钱作怪的金融重镇,个中进退得失,《信报》不但经历其中,且有参与的角色,作用多大,影响多深,当事人说不上来,旁观的,也许看得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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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直坚持文人办报的传统。作为一份经济评论的报纸,不可避免地要与政界、商界发生关系,而这个又会影响报纸的经营。您是如何处理与政界和商界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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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文人办报的传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不出所以然,只知道从开始办报至今的几十年间,完全无意卸下文人写作不辍的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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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的影响力有多深,其受地域、民风、语言的限制有多大,办报的人,心里没底;相比之下,文人因为相信文字而透过文字发挥或多或少的影响力,那份执著倒易使自己感觉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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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言,长期撰写评论,不免会有政商人士的约会。由于自己生性内向,不擅交际,所以总是尽量推辞,或由同事代表应约。出于人有见面之情的考虑,而评论时事、针砭时弊却要有立足于客观理性的基础,为免人情瓜葛妨碍判断,我与权贵一向没甚交往;偶有回避不了的接触,也会提醒自己,当权在位者永远不会把传媒人当为朋友,而传媒中人也不必自作多情与他们攀交论道,当中那份自我疏离的寂寞是一种强烈的感觉;不过,对于需要保持清醒冷静的评论工作者而言,耐得住某一程度的寂寞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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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不止一端,假如先有交情的朋友当了权、上了位,下笔议论便会为力求客观而倍感艰难,为了大家好,稍为疏远实有必要。所以我在新闻界数十年,政商界朋友不多,即使有,那份交情也不是在他们得势当权之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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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耐寂寞以外,当年主管编务,内容取舍上,感性的同气相求是多数编者的自然倾向,我怕意识褊狭影响《信报》内容,所以曾有长时间刻意地不顺着个人兴趣阅读书刊,着意网罗意见不同的作者。办报于我绝非凑兴凑趣,又见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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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香港学人都说过,《信报》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一支笔杆子,指的就是您三十五年来从不间断的政经短评和专栏。郑树森教授说您的文章背后有两大信仰,“经济上是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运作,政治上是独立意志、自由选择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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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从未间断写作是事实,至于说我文字背后的两大信仰,还要稍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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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关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运作。其实大家都知道市场总有若干规范和限制,没有绝对没规没矩的为所欲为;单说信奉不干预,不够清晰,所以比较认同港英时代夏鼎基爵士(当过香港财政司及布政司)所说的“积极性不干预”,对市场的不干预须加上“积极性”,才算到位。简言之,就是属于市场范围的事,政府是有知觉地实行克制,非必要不会过问,却非撒手不理,只是积极地少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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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我在政治上的说法,我有补充和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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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众人之事,而理想的政治,往往是以谋求最大共识为取向、以最多人的利益为依皈,由此看来,独立意志与政治拉不上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有延伸到政治言论的立场时,才有独立意志的讲究。在我来说,维护独立人格、尊重个人意愿、支持自由选择,全是做人的根本,没有的话,做人的价值便含糊了。这样的价值观到底算不算是政治倾向?中国早有“立己立人”的思想,我是更重“立己”而已,那又算不算是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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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发生了因次贷风暴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有人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前不久有报纸报道,说您在经济观点上已改宗社会主义。我想听听您对美国这次经济危机的看法,以及您个人的经济观点是否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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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并无改变,但是对于人们滥用市场自由不惜破坏秩序、为害公众利益而感到沮丧。美国次贷风暴所引发的世界性危机,是信贷机制给人钻空,是人们过分贪婪、公共约制相对不足而闯下的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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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全球贫富两极情况严重,使我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有了更深的体会,并曾发而为文,那是个人的社会意识里的一份自觉,把它看成改宗社会主义便属神经过敏,且与事实不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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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政治、经济,各有分工,观察思考相关问题数十年,服膺市场自由运作的信念依然坚定,因为从劳动回报、生产消费、求财谋利的角度看,越少政府干预的市场越富生机是不争之实,单从中国实施经济开放换来的成绩便可看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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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是一人之功,牵涉群体运作,再自由,也要在制度和纪律之下运行,拥护市场、主张不干预的自由主义者,不是白痴地以为防止政府干预便万事大吉;他们只是认识到,为免外行领导内行,行规足够的话,便不要政令,而非要有政府政策的话,能够制约运作不致出轨的起码规限便已足够,再多的话,便会妨碍市场发展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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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见用于世的理念,无论是经济或是政治方面的,未经实践之前,都有想来美好的境界,是为理想;可是一旦实行起来,往往便有不足或者过犹不及的弊端,那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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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出于自愿,为求成全“大我”而牺牲“小我”的人,我会肃然起敬;可是一个为求“大我”而罔顾“小我”意愿的政治制度或生活环境,便会令我不寒而栗。借口“大我”,不守护独立人格,不尊重个人意愿,不理会自由选择,那么做人还分什么你、我、他,还有什么做人的趣味和意义?我不会改宗,是因为我相信,人是先要有“小我”的独立人格,其顾及“大我”的社会人格才会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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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在股权结构上已经发生变化,您和林太太也将逐渐淡出《信报》,您觉得《信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您个人又有什么新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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