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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浓密的日子，并非编辑与小说家所独有。有四五年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见城都会在西麻布的一间叫做“Purete”的酒馆里与音乐人坂本龙一对酌。“明知没有出口，我们还是每夜去那里报到，借酒浇愁，然后随着早晨的阳光回到日常生活的地方。可等到夜幕低垂，我们又开始寻找看不见的出口，迷失在从西麻布往广尾的街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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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接下为《末代皇帝》配乐的项目，同时参与该片的演出，出发前往中国。“然而，他似乎怎么也没办法喜欢中国。他说自己和那里的土地不亲，电影制作过程中，只要稍有空当，便返回东京。一到成田机场，他便打电话给我，和我约在西麻布碰面，最后再到‘Purete’喝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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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见城任《角川月刊》的总编辑，拉坂本写专栏。交情在那摆着，坂本难却，便一月一篇吭哧吭哧地写，一写就是五年。原本发行五千册的刊物，竟膨胀三十倍，变成月均发行十五万册的畅销月刊。而对坂本的诸如开设私人经纪公司等事务，见城则当成是自己的事情，为之奔波，责无旁贷。《末代皇帝》公映后，大获全胜，一举拿下十二个奥斯卡奖。那个电影的制作班底，包括导演贝托鲁奇和坂本在内，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性恋。结果，害得陪同坂本赴美出席奥奖颁奖典礼的见城也被当成了“同志”，经常被娱记问道：“你是坂本的伴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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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见城广交作家与各界名流，开拓稿源，打造畅销书无数，在社内和业界建立了相当的声望，四十一岁，成为角川社的董事，“角川的见城”是含金量极高的名片。日本出版业的行规是，编辑跟作者吃饭，约定俗成由出版社埋单。见城在角川待了十七年，是交际费花得最凶的编辑，不仅酒钱，连作者酒后的出租车费，都是见城掏腰包。“但事实摆在眼前，我也是最替公司赚钱的人，公司也认同我的做法，从来不对我罗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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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成就斐然的出版家，终于在四十二岁（1993年11月）让自己“归零”：从角川离职三个月后，与五位同道注册成立了一家新出版社“幻冬舍”（社名为作家五木宽之命名）。虽然不少企业愿意出资，但见城一一婉拒，只以个人的一千万日元储蓄作为资本金来维持运作。第一批付梓的书是六种单行本。见城突发奇想，在《朝日新闻》上打整版广告，广告费用高达六千多万日元。业绩为零的无名新社，在宣传上如此巨额投入，连报纸的广告业务员都担心风险。可见城对广告人员说：“幻冬舍若无法支付的话，我会自掏腰包付款，请上这个广告吧。”这时，所谓“角川的见城”的业界名头无形中帮了大忙，印刷公司的社长表示，印刷费可以迟付一两年。“有他们的付出和鼎力相助，让我真切地体悟到独立门户是正确的选择。”结果毫无悬念，开张大吉：六本书全部打响，登上各大书店的畅销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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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创立第三年，又进军文库本（即口袋版书）市场，竟一口气推出六十二种新书。何以偏偏是有整有零的六十二种呢？因为十五年前，光文社曾斥资六亿日元，推出三十一种新书构成的文库系列，此后十五年间，几成绝响。“因此，我便投入双倍的资金，斥资十二亿日元，首发六十二种新书。”见城的想法，借用其新事业首航时的宣传文案，就是“如果不敢在新的创意上冒险，你还能妄想改变什么呢”？如此大手笔，自然不是按常理出牌的玩法。但见城平生最鄙视的就是上班族的所谓“常识”——“工作顺遂的时候，我便开始怀疑一切”。若照出版市场的“常识”，幻冬舍创立的1993年前后，正是所谓“出版大崩溃”论甚嚣尘上之时，而且，幻冬舍定位的文学与文化，是整个书业中最动荡的板块，这更是彻头彻尾的无视“常识”之举！用见城自己的表述，叫做“破除世界行规，超越编辑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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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在书业最不景气的时期，凭着见城其人敏锐的嗅觉、广泛的人脉、精准的学术定位及一个少而精的高度专业化的编辑和营销团队，幻冬舍居然在逆境中起航，一路“逆风飞扬”：2003年11月，出版社成立满十周年时，在日本创业板JASDAQ上市。截至2007年，创业十四载，共出版了十四种百万级畅销书，创造了日本出版史上难以复制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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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冬舍特立独行，后来居上，其动静之大，确乎超出了历来以保守著称的日本出版业绝大多数从业者的想象。据《朝日新闻》2009年5月报道，幻冬舍一名财务非法侵吞公金，八年间竟多达九点一亿日元。而彼时，照李长声先生的说法，这家新锐出版社仅有员工六十人，资本金才三亿余日元（《日下书》，世纪文景，2009年3月版，81页）。这在日本是严重的贪污事件。对东洋文化事情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日本出版早已进入微利时代，锱铢必较。一名经理居然能贪污逾资本金三倍的公款，且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未被察觉，在暴露出管理问题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幻冬舍呈几何级数的发展态势——换一个社的话，早倒闭几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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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毕竟是负面新闻，在见城彻的回忆录日文版初版的2007年2月，事件尚未被发觉，见城自然也未提及——此乃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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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这种病》，[日]见城彻著，邱振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235页，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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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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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畅销书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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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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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每名作家心里都有个畅销书之梦，因为若是有作品登上各种排行榜的前列，那么作者不仅可以名利双收，还能获得极大的心理快感——毕竟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作家在无人问津和广受欢迎之间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前者。但由于市场的容量有限，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图书市场，每年销售过百万的大众图书肯定不会超过十种，能够实现这个梦想的是少之又少。至于大多数未能得遂所愿的作家，有的会自欺欺人地宣称流行即庸俗，在顾影自怜中觅得一种怀才不遇的错觉；也有的会虚怀若谷地研究畅销的作品，试图从中找到足以让自己功成名就的秘诀。美国的推理小说家詹姆斯•霍尔（James W. Hall）就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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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曾获得爱伦•坡短篇小说奖的作家自1987年以来，已经出版四本诗集、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散文集和十七部长篇小说，但没有哪本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出现过，其中最好卖的Dead Last在美国亚马逊上的销售排位是三万五千多名。和哈罗德•布鲁姆之流的老学究不同，詹姆斯•霍尔固然算得上根正苗红的学院派作家（他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专业都是文学与创作，并且长年担任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英文系的教授），对待畅销小说却没有那种自命不凡的书呆子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那些图书既然能够从恒河沙数的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必定有其过人之处。于是他挑选了二十世纪出版的十二部超级畅销小说，对其进行条分缕析的研究，最终写出了《热卖文学：破解二十世纪超级畅销图书的秘密》（Hit Lit: Cracking the Co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Biggest Bestse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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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霍尔参考了美国出版史专家艾丽丝•佩恩•哈克特的《八十年来的畅销书》和迈克•高尔达的《榜上有名：1900—1999年美国畅销书的文化史》，再综合他自己的考虑，选中了如下十二部小说（按出版年代先后排序）：《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也译为《飘》）、《佩顿镇》（Peyton Place）、《杀死一只反舌鸟》（To Kill a Mockingbird）、《玩偶之谷》（Valley of the Dolls）、《教父》（The Godfather）、《驱魔师》（Exorcist）、《大白鲨》（Jaws）、《死亡地带》（The Dead Zone）、《猎杀红十月号》（The Hunt for Red October）、《律师事务所》（The Firm）、《廊桥遗梦》（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和《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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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销量过千万的超级畅销书，2003年出版的《达•芬奇密码》更是有史以来销售速度最快的图书，各个版本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卖出八千一百万册。只有斯蒂芬•金的《死亡地带》除外，它的精装本销量约为十七万五千册，霍尔把它算进去，原因在于它是畅销书之王斯蒂芬•金首部登上年度精装本小说畅销榜的作品。霍尔的目标是详细地分析这十二部内容题材、时代背景各异的小说，试图从中找到他所说的“畅销书的常数”（the constant of bestse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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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霍尔在《热卖文学》中指出，这些超级畅销书都有很高的娱乐性。这意味着作者的文笔必须通俗易懂，让读者觉得读起来很轻松；情节设置必须紧凑而有悬念，让读者恨不得一口气看完。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纵览世界各国出版史，行文晦涩而能成为畅销书的，恐怕只有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不过那是因为该书的重量正好一磅，许多法国家庭主妇买下它来当秤砣。就以上述十二部小说中最长的《乱世佳人》来说，玛格丽特•米切尔这部处女作长达四十二万多个单词，一千多页的篇幅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但它的弗里士—金凯阅读难度系数（Flesch-Kincaid Readability Index）只有6.9，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七年级学生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懂它。其实不仅畅销书如此，普通图书的阅读难度系数也很少有超过10的。像《胡塞尔重要文存》（The Essential Husserl）那种阅读难度系数高达18.7的神作，永远只能是每年数百册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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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之外，这些超级畅销书的主题必须简单到能用一句话来提炼。比如《纽约时报》在其排行榜上对《达•芬奇密码》的介绍是：“一桩卢浮宫命案导致人们发现达•芬奇作品中的疑云和某个神秘组织。”太过复杂的主题会从两个方面妨碍销售：书店的销售员很难有效地向顾客推介，这使作品失去了第一个畅销的机会；已经看完的读者很难扼要地向朋友讲述，这让作者失去了第二个畅销的机会。任何超级畅销书的成绩都不可能是单纯依靠宣传和营销而取得的，口碑在这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品的主题能否被扼要地提炼，则是口碑传播能否见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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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说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故事推进到四分之一时，或者在此之前，必须出现无可避免的危机，而且危机会逐渐加剧，小说中人物遭到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例如在汤姆•克兰西的《猎杀红十月号》中，马尔科•拉缪斯正是在全书的大约四分之一处干掉了核潜艇上的政委，下令让红十月号全速向美国推进，准备对美国发起核攻击。这样的结构安排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本书有十六万个单词，普通读者看到四分之一处大概要花费两个小时，在这个关键点营造紧张的氛围有助于缓解读者的疲劳心理，吸引他们继续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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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霍尔发现，这些畅销书无不间接或直接地涉及主要的社会问题。例如《玩偶之谷》表面上是在讲述三个在百老汇相识的女孩各自悲惨的人生，但实际上是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性解放和滥用成瘾药品大潮的反思。至于在1984年出版的《猎杀红十月号》，它的走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紧张的冷战氛围。这里面的道理不难理解，小说介入社会热点问题有助于引起广泛的关注，对销售会起到推波助澜、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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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应该把小说写成社会报告——这正是很多中国现实派作家的通病，喜欢在作品中夹杂冗长、似是而非的社会评论。詹姆斯•霍尔指出，上述超级畅销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间接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哈珀•李等人讲述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小故事，通过日常的、琐碎的情节，以小见大地呈现社会的整体风貌，并将作者个人的观点隐晦地委托给故事中的对白，而不是生硬地、粗暴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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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奇的自然风光和秀丽的郊野景色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们通常蕴含着丰富的性暗示，或者干脆直接象征着纯真与美好。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廊桥遗梦》，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巧妙地让男主角罗伯特•金凯担任《国家地理》的摄影师，从而天衣无缝地将麦迪逊郡优雅迷人的风光展现得淋漓尽致。毕竟对自然风光的向往几乎是每个读者都有的，考虑到大多数读者是生活在城市的普通上班族，这种描写会使阅读体验变得更加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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