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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没有在当时有名的出版社出版，又是教材一类的书，所以不常见到。但从胡适的序言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的教学情况，对于那一时期北大和燕京学生的英国文学程度也可以有大体的了解，因为那时这两所学校出了许多对中国现代文学有贡献的人，了解他们当时的学习情况，也就是了解一代人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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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在北京看到《中国铁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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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五年前，我在太原的旧书市场上买到一本丁格兰著的《中国铁矿志》的附录，就是那本地图册。当时主要是看到这本地图印刷精美，又很便宜，非常喜欢。这本地图比较大，家里没处放，只好压在床下，好久没有想起来。今年我在北京，有一天偶然在潘家园旧书市场上看到了上下两册的《中国铁矿志》，要价也很低，就买下来。后来我上孔夫子旧书网上看了一下，好像有一本上册，要价四十元，看来此类与科学有关的书，还真是便宜。不过这样连书带图的成套书，一般很难见到。因为开本不一样大，常常不能放在一起，散出来就更身手分离了。我在旧书市场上还见到过金陵大学农学院卜凯教授著名的《中国土地利用》，因为也是一本书和两册图，所以很难见到三样东西在一起的，常常看到的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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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兰是瑞典地质学家，他这套书对中国工业的贡献很大。一般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的人都会引用这套书，原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出版后由中国有名的地质学家谢家荣译成中文。这套书上世纪20年代初版，我看到的这套是40年代重印的，与我前几年收集到的那本地图恰好配成一套，也是一件让人感到安慰的事。书的命运有时候和人一样，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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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兰到中国后是安特生的助手，安特生曾是瑞典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后被中国请来做了实业部的矿业顾问。丁格兰这套书就是在安特生的鼓励和中国同行的配合下完成的，可以说是早年中西方科学交流中的一件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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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山西是中国主要的煤业和铁矿产地，所以《中国铁矿志》中关于山西的材料最为丰富，而且早已超出了铁矿调查的范围，涉及许多山西的地理和风俗，特别是书中附录的关于山西晋城早期铁矿业的图片，今天看来非常珍贵。如果说这套《中国铁矿志》对中国的铁矿业发展有过关键作用，那么对山西来说，它的重要性就是第一位的，书中所述关于山西的矿业材料最多，这也是我愿意收集这套书的目的，将来可以从侧面了解山西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中国铁矿志》下册的最后一部分是王竹泉的《山西铁矿补志》，对山西铁矿的分布补充了许多丁格兰没有注意到的材料，特别是除晋城以外山西的铁矿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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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李提摩太来太原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和北大同时，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大学之一。和李提摩太一起到太原的人当中还有一位瑞典人，他的中国名字叫新常富，在山西大学校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一位化学教员，但对于培养地质方面的人才非常用力。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奇怪，中国早期地质学家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山西大学出来的，他们后来都成了院士，如孙建初、王曰伦和王竹泉，中国的工业与这些人的努力有密切关系。这位外国人对山西的贡献很大。丁格兰在《中国铁矿志》的序言中，特别提到新常富和他的友谊。因为有这许多关于山西的因素，我想把这套《中国铁矿志》也算到我收集的山西近现代乡邦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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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张子高解释“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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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目前关于“李约瑟难题”最完整的研究文献是刘钝、王扬宗主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这本研究文献的出版，为研究“李约瑟难题”提供了基本史料。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些早期中国学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线索没有收入其中。我近年读书，凡看到与此相关的叙述，都抄录出来供专门研究者参考。我曾注意到张东荪、吴景超、费孝通等人的相关论述，并摘出公诸同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论文，刘钝、王扬宗所编的书中基本已收集完备，也就是说，凡在论文题目中直接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都注意到了。我所留意的是那些文章题目本身与这一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具体论述中，对这一问题有比较详细的思考，属于书中或论文里面的片断材料，直接的检索一般很难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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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科学发达略史》是中国早期一本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上世纪30年代前曾印过八版，是一本影响较大的书。这是张子高在南京高等师范的一本讲稿，由周邦道记述，时在1920年。周邦道30年代曾主编过《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后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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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科学在中国之过去及将来》，这是张子高在中国科学社的一篇演讲词，由卫士生记录（这个卫士生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过办事员，当年梁启超在南高师的演讲也是他记录的），发表在当时出版的《南高日刊》上，没有注明时间。但据《科学发达略史》的初版时间推断，张子高的演讲当在20年代初期，是较早完整解释“李约瑟难题”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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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高（1886—1976）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清华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也是中国科学社的早期会员。上世纪30年代他曾做过清华的教务长，当年吴晗从中国公学转学清华时，胡适就是找了他和翁文灏才促成此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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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高在演讲中述及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时指出：“吾国文化之兴，其与科学极有发达之机。卒之中途滞阻，而所谓西方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 乃不发生于中国，其故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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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高认为原因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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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者不重自然界也——西洋哲学，起于研究自然界之现象，宇宙之构造，而兼及人事也。吾国哲学家，则偏乎人事方面。间或语及自然之现象，又大都设譬之词，如‘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一语，初非讨论天体运行，不过喻为政之道耳。故自然现象，罕有发生学术上问题者。夫其事既为学者所不注意，何由望其发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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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无基本观念——基本观念（Fundamental Concept）者何？前所谓天文之浑天盖天宣夜诸说，医药之阴阳五行是也。有之则可以统驭事实，无之则事实散漫而无纪，继续研究之维艰。吾国理化知识颇富，而卒不能成一科之学者，即乏此等基本观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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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徒有解释而无试验也——虽然，如天文学，如医学，基本观念诚有之矣，而亦卒未能极其发展者，何也？曰，徒有解释，而无试验也。夫基本观念之可贵，非徒以贯串已知之事实为足也。尤在推测未知之事实，而预定之。故基本观念之善否，于所推测之事之虚实决之。虚实之辨，则试验尚焉。今未尝设法证验所推测之事，而徒抱守其浑天阴阳五行之说，则亦等于虚空之理，迷盲之信，乌见其能发达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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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高的这些看法与当年张东荪、费孝通等人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在思路上有相近之处，但却比他们早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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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附带说一句，张子高这本讲稿中有两节是请秉志和竺可桢讲的。秉志和张子高同为清华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他讲的是《天演学说》。竺可桢讲的是《地质学及三大问题》，我印象中最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的《竺可桢全集》中没有收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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