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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汤用彤《往日杂稿》中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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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1922年在《学衡》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评近人之文化研究》，1962年作为附录，收在《往日杂稿》一书中，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评近人之文化研究》这篇文章中，汤用彤批评一些学者对中国哲学的认识时，其中提到一些史料，与“李约瑟难题”有关，抄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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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不同之点浅而易见者，自为科学之有无，近人解释其故，略有二说：（一）谓中国不重实验，轻视应用，故无科学。然按之事实，适得其反。盖科学之起，非应实用之要求。物理一科，不因造汽舟汽车而成；化学一科，不为制毒弹毒气而设。欧西科学远出希腊，其动机实在理论之兴趣。亚里士多德集一时科学之大成，顾其立言之旨，悉为哲理之讨论。即今日科学曷尝不主理性？如相对论虽出于理想，而可使全科学界震动。数学者，各科学之基础也，而其组织全出空理。梁任公今日学者巨子，然其言曰：“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中略）科学一个反动，唯物学派遂席卷天下，把高的理想又丢了。”此种论调，或以科学全出实用，或以科学理想低下，实混工程机械与理想科学为一，俱未探源立说。然国中学者本兹误解，痛邦人之夙尚空谈，不求实际，提倡实验精神，以为救国良药。不知华人立身讲学，原专主人生，趋重实际，于政法、商业至为擅长，于数理、名学极为欠缺。希腊哲学发达而科学亦兴，我国几无科学（指知识论、本质论言。人生哲学本诸实用兴趣，故中国有之），故亦无科学。因果昭然，无俟多说。处中国而倡实验以求精神及高尚理想之发展，所谓以血洗血，其污益甚。第（二）种科学发源解说，见之梁漱溟先生书中，与前说可相表里，意谓中国非理论之精神太发达：“非理论之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理论者便是科学之所成就。”夫非理论之途有二：一为趋重神秘。何谓神秘？“大约一个观念或一个经验不容理智施其作用。”印度学术是矣（印度虽有纯正哲学，然与神秘宗教混合，故科学亦不发达）。一为限于人生。言事之实而不究事之学。重人事而不考物律。注意道德心性之学，而轻置自然界之真质。此亦与科学精神相反。中国是矣。中国人确信阴阳，“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宇宙间一件件的事物，天地日月等，都想有主宰的神祇”。梁先生据此为中国玄学发达之确证。不知此类阴阳鬼神之说，其要素有二：一则乞助神权为迷信之作用；一则推测因果理解之搜探。人类宗教性发展，多崇拜天然物，有巫师有卜筮；如理性发达，讨论既多，迷信遂弱。于是占星流为天文，丹铅进为化学。历史俱在，均可考也。至谓阴阳神鬼之说深于玄学之精神，反对理论，乃为形而上学，则立义太狭，必为多数玄学者之所否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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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冯友兰和许思园也有过相关论述，我有时间再抄出来。冯友兰文章的题目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此文是冯友兰192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学术会议上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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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中国谁最早介绍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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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有个朋友送了我一套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03年），这套丛书共有十三本，主要记述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情况。因为丛书与中国现代学术史相关，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是自己有兴趣的，我就把这套书都看完了，总体感觉比较粗疏。虽然选题非常好，但因为很多作者并不是在相关专题方面有长年的积累，多数作者主要使用间接材料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学术著作，我个人认为是不妥当的。比如《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著，2003年）一书中提到胡塞尔时说：“据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出版物而言，中国人正式谈及胡塞尔的现象学早至1929年初，即胡塞尔七十岁，正在写作《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一书之时。这就是杨人楩所写的《现象学概论》一文，刊登于《民铎》杂志十卷一号，1929年1月出版。应该说，在这方面杨人楩先生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不仅如此，这篇七千字左右的文章的阐释水准亦颇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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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介绍胡塞尔在杨人楩之前好几年的，至少还有张君劢，时间在1924年，因为作者没有注意到，有些判断就不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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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君劢译了德国杜里舒（Hans Driesch）著的《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一书，他在书的序言中介绍了当时欧美主要哲学思潮后，特别有一节讲述“杜里舒氏与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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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说：“杜氏哲学之出发点，曰我自觉的有某物，我也有也，某物也，三位而一体者也。我之所能为力者，在此三位一体之关系下，以直观之方法，发现种种秩序符号。此也，彼也，关系也，相并也，平行也，绿也，酸也。杜氏此种立脚点之由来，则受虎塞尔（Husserl）学说之影响。虎氏者以反抗心理主义著称。彼以为是非之准，不在此顷刻万变之心理，而在不易之本性。比之说‘夕阳西下’四字。甲日之夕阳与乙日之夕阳固不同也；甲时之夕阳与乙时之夕阳亦不同也；自观者言之，甲时之心理与乙时之心理又不同也。此种种不同之中，而说到夕阳西下，无不了解之者，则普通的意义为之也，则不易之本性为之也。此普遍义或曰本性之求得之法，则在直观（Schau）而已。虎氏自名其学为现象学（Phaenomen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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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这本书并不是稀见的出版物，加上他的哲学家身份，专业研究者应当熟悉。这只是这套丛书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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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非常复杂。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的各种思潮都有及时的介绍，那时学术界的情况远比今天自由和繁荣。各种学术团体的建立，学术杂志的出版，学术书籍的刊印，比较复杂。对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情况，如果不长年留意和积累，一时下笔很难说得清楚。所以要写好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须对当时的学术团体、学者群体、留学制度、图书索引、出版和杂志状况以及大学的课程设置、学报及相关期刊的研究等，有长期留意和多年积累，这样才可大体明晰。另外，从严格的学术规范讲，作者对于自己提到的原书和原杂志，必须亲自过目才能有新的发现，只使用间接材料，离真实的历史会有距离。因为这套丛书中各书的作者都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里的哲学研究专家，所以有这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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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辈学者如果要做这一类专题，通常会是在长年的积累之后，方可下手，而且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材料多可以写几十万字，材料少也可以只写几万字而成一本小书。学术著作，不可能大而全，也不可能在大体统一的时间内完成。追求体例的统一、著作数量的大体一致以及完成时间的同步等，只是这些年才有的事。科研经费的短期效应加上书号的配给制度，对中国当代学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如今凡出一本学术著作动辄要几十万字，其实真有这种本领的学者很少。正常的学术情况是能写专书就写专书，能写论文就写论文，能写小册子就写小册子，能钩沉材料就钩沉材料，怎么可能都来写专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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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再说“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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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中国谁最早介绍胡塞尔》刊出后，我又把手边几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哲学概论”一类的书看了看，还发现一些材料。这些材料《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张祥龙等著）一书中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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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张君劢译杜里舒《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在1924年出版，其中提到了胡塞尔和现象学。在这之前，张君劢还写过一篇《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氏东来之报告及其学说大略》，发表在《改造》杂志四卷六号上，这本杂志是1922年11月出版的。张君劢在谈到杜里舒哲学的来源时提道：“‘观’（Schauen）及‘精粹’（Gegnstand）二，自虎塞尔氏得来。”这样就可以说1922年，胡塞尔和现象学就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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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出版的王慕宁《现代西洋各派教育哲学思潮概论》（华风书店，上海）第五章“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中，用了二十六页的篇幅专门介绍“现象学”。作者把胡塞尔译为“扶萨尔”。作者说：“扶萨尔，为此派之鼻祖。现任德国福来甫尔姑大学之教授。年达七十余，元气尚健。集全世界之年少哲学家，以讲演现象学。著有《论理的研究》《现象学之理念》等书。”本章共分为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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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何谓现象学派”，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现象学（Phaenomenologie）。第二，现象学派之地位。第三，现象学思潮之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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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现象学之概念”，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现象学者，先验心理学者。第二，现象学者，认识之形而上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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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现象学之要点”，共讲了四个问题：“第一，现象学之方法。第二，纯粹意识（体验）论。第三，纯粹意识之构造。第四，作用与内容，及内容与其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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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现象学的教育学派。第二，克氏之教育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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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现象学的教育学说之批评”，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优点。第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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