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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周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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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汉代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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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魏晋及南北朝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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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隋唐五代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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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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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辽金元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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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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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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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民国成立以来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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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晨出身于京师大学堂（1904—1906），思想开明，见识卓越。他的这个提纲虽然简略，但却有一个整体观念在里面。他把文学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整体，发展变化都互相关联。在讲清文学时，他特别强调小说和翻译的重要性。他说：“同光以后，欧美小说输入中国，译者极多。单说林畏庐氏译述的就有一百三十多种，他人翻译及撰制的新小说更是累牍连篇，不胜枚举了。我国自唐宋以还，用诗赋策论经义八股取士，这种制度的办法，截直是缩小文学发达的范围，况且科场程式，束缚的方法极严，文人思想受朝廷压迫，丝毫不能自由了。可是历代治诗古文辞的人，多少总有几个。戏曲小说一类的文学还是一代发达一代，也算我国民族中可喜的一回事。自从清季废八股文试士的制度，文学思想才解放了。再加那时候陆海交通，已经便利，欧美新学说输入渐多，不但文学界的人思想开通起来，就是一般人民的思想也改变了。所以从科举停废之后，不到十年，革命成功，我国文学的丕变，从此真要相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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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原来清季治诗古文辞的人，本已不多。后来废科举，设学校，各种科学列为课程，学者兼修并进，当然不能照从前的老样子，专治文学。就是先觉的几位学者，意在导进文化，著书立说，或刊行杂志，或登载报章，文应共解，势须急就，也当然不能给古文的法度拘束。民国初立，百端未整，不但文学没有成绩可观，在这过渡时期，虽尚有前清科举旧人，诗古文辞，本是功深养到的，又有羽翼古文的志士，提倡保存国粹，结社集会，要作个大雅扶轮，不过文化进步，要在通变制宜，现在种种新思想，须叫一般人民共同了解，若用古文去发表，不但著述的人不易图功，就是受读的人也难领悟。所以近一二年来，有人提倡改用白话文，传达文化，可以收个因利乘便的功效。这算民国文学变迁的一种动机。可不免有火色太过的人，因此排诋古文，说旧文学简直可以废了。但是旧文学的本身，实有种种不可废的功能。单就译书一方面说，从前译著出来《天演论》《群学肄言》种种书，学理虽是新的，文词原来是旧的，一般读过这书的人，何尝不用旧文学的功能，得新学理的感化。现在已经有用白话文译的书，却不见得那译笔就一定比用旧文词好。不过新文学现在还是个草创的，原也不可求全责备罢了。谈旧文学的人说，文章要有理趣，有情味，有音节。新文学何独不然做到好的地步，那理趣、情味、音节也自然都有了。要在有志文学的人，下一番切实研究的工夫，或是旧文学本有根底的人，来参预这新文学的改造，这纂拿旧的蜕化出新的，或是主张新文学的人，去摘发那旧文学的弊病，这纂拿新的去矫正了旧的。能够这样并力向前做去，民国的新文学就有完全成立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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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我们中国自秦以后，文学的变迁，就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成绩实是有限，只有察看那历代文学变迁的机势，无非在少数文人的社会中，一起一落。现在的变迁，都是要扩大范围，造成全体国民易知易能的文学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变迁史上一种进步的现象。有志保存国粹的人，也要明白这一点。不好说改造新文学是不该提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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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说、新诗、戏曲和话剧（文明新戏）等新的文学形式，刘景晨都给出了肯定的评价并预示了这些新形式将来的发展。他说：“诗歌一类的文学，我国历代有人讲究，本来有个渊源，将来只要打破那芜秽的藩篱，向自然美好的境界进行，就用白话，何尝不可登大雅之堂。不过要叫这新诗体真个成立，须不是旦夕的工夫。现在只算个试验的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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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晨后来没有成为专门的文学史研究专家。1957年他成了“右派”，1960年就去世了。但他在盛年时期完成的这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专书，却不应当被人遗忘。因为这本书虽然简略，但却体现了作者远大的文学史眼光。刘景晨在京师大学堂就读的时候，林传甲也在那里。这可以看成是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研究的源头，这条线索很清晰，如果梳理下来，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坐标中的一个关键点。陈以爱写《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偏重于史学，如果以文学史研究传统来观察北大中文系的学术脉络，也许可以看出更多的问题。比如，陈平原近年主编的“文学史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来会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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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据温州卢礼阳先生提示，刘贞晦是否在北大任过教授还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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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李璜的《江西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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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写一本关于闻一多的小册子时，看过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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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的，国内一般图书馆都有。李璜一生经历非常丰富，政界、学界及军界都有涉及。当时看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李璜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回忆，他对这个运动的起源表示肯定，特别对当时热心此事的吴稚晖和李石曾多有赞誉，但对运动的最后结果持负面评价。李璜的回忆虽然只是个人记忆，对后人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却有文献价值，他是什么立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回忆录中所提供的历史细节，对人们了解那一段历史有启发意义。记得李璜特别提到过一个细节：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女生很少，大约只有三十几个。这些女生在留法后几年最困难的时候，都得到过一个法籍美国资产阶级老太太的帮助，比如蔡畅、向警予和刘清扬，可她们后来都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李璜对此非常感慨。还有他对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的记忆，都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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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璜上世纪30年代初，因了曾琦和当时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关系，曾来山西一趟。他在回忆录中对他此次山西之行的记录非常详细，对于阎锡山治理下的模范省评价甚低。他从太原、忻州、大同回北平的沿途感受中，记录了当时民生凋敝的惨状。我多年留意收集“1949年前外省学者笔下的山西”，所以对李璜的回忆，印象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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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李璜的回忆录，是因为买到李璜早年的一本小书《江西纪游》，严格说来，这算不得是一本书，线装一册，只有二十几页，是自印的出版物，一般图书馆很少著录。李璜回忆录中特别记述过他这一段在江西的经历，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提到他早年的这本《江西纪游》。这本书记录的是李璜1934年秋天到江西视察的观感，对于了解当时红军的情况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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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军的记录，以往无论是历史回忆还是研究著作，总体看来比较单一，让人看不到历史的丰富性，这对深入了解历史，特别是对研究那一段历史帮助不大。李璜的《江西纪游》基本是以日记体来叙述这一段经历，共分为六节：一、牯岭风光；二、晤蒋前后；三、南昌印象；四、一个行政督察区；五、前线访问；六、黎川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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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璜对他这一段经历的认识和评价自有他自己的立场，研究者不可全信，但也不能完全漠视。因为一个学者不管出于什么立场和偏见，他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记录的经历，不可能完全做假，所以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从不同政治立场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回忆中，发现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判断历史的材料，对于深入了解历史是有帮助的。李璜的《江西纪游》应该说是一本了解红军历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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