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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欧特曼教授哀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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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是苏州朋友黄恽七八年前送我的，那时他知道我对中国早期大学的史料有兴趣，所以送过我一些此类东西，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关于交大的同学纪念册以及一册《沪江大学一览》。这后一本，有一年我到上海访学，送给了复旦校史组的龚向群老师。手边这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则一直留着。此书线装一册，蔡元培、罗家伦题签，书前有欧特曼教授大幅遗像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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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曼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李希霍芬的学生，写过汉语通释，给商务编过袖珍中德字典，他与同济的关系更是密切，做过早年同济中学的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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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思录”是中国传统的纪念方式，比较有名的如孙中山去世后印刷的三大册“哀思录”，各方材料，收罗备至。在影像手段没有普及的时代，“哀思录”是比较恰当的纪念形式。当时也许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但时间一久它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最大好处是保存的资料较为可靠。大人物不愁有人出纪念册一类的东西，但一般普通人就只有靠家人和朋友印刷“哀思录”一类文本来保存记忆了。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特别是关于历史人物方面，这是很需要重视的一类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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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特曼教授哀思录》中，当时和德国有些关系的学者都写了文章、题词和送了挽联，如蔡元培、罗家伦、张元济、邹鲁、叶恭绰等，欧特曼的学生如魏以新、滕固等都写了非常动情的文章纪念自己的老师，特别是魏以新为老师写的传记，保存了很丰富的史料，其他同事、学生的文章也保存了很多关于欧特曼教授的材料线索。本书是1934年由南京国华印书馆印刷的，因为不是正式出版的书册，所以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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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间，我在北大参加陈平原教授主持的一个学术会议，认识了叶隽，知道他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就想把这册书送他留念，但因为家中材料过于杂乱，一时没有找到。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叶兄见面，还再次提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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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我在一篇小文章中提到过此书，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上海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李乐曾先生一信，说他见我提到此书，但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希望我能复印一册寄他使用。他这一说，倒使我想起答应过叶兄的事，这才努力把这本书找出来。我当天就在电脑上给同济李先生回了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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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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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教奉悉。感谢信任。此事这样处理：因为我前一段在北京见过叶隽，本来答应把此书送他，他是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后起之秀，想你们可能认识。现在既然贵校图书馆还没有此书，我想就把此书送给图书馆（如果贵所有资料室，就先送给资料室，我的要求是一定要让研究者方便使用），算是我无偿捐赠，然后先留您处使用。同时您复印一册寄叶隽即可。此书线装一册，不是公开出版物，所以少见。我5月20号左右在上海。我在同济有个朋友，在哲学系，是新到的青年，非常有学问，我和他父亲是好朋友。他住曲阳路一带，我印象中离同济很近，届时我可以把此书送您。学术是天下公器，宝剑应当赠给英雄，这是我一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上海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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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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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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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本来就是朋友送我的，我不敢据为私有，虽然期间保存了我们的友谊，但能把一本与同济有关的史料，几十年后再送还同济，在我和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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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辈学人中，本来就有把重要史料送归国家机构的传统，只是后来这个传统为人忘记了。当年胡适把孤本《红楼梦》寄给不曾见过面的周汝昌使用，那是何等胸襟。他多次说过，这书将来是要给国家的。因为史料只有能让学者方便使用才有意义，才称得上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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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周作人的一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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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一家旧书店里，同时看到两本青木正儿的书，没有犹豫就买下了，因为极便宜。青木正儿是日本有名的汉学家，与王国维、胡适多有交往。青木正儿的汉学著作，人们常提到的是《中国文学概说》和《中国近世戏曲史》。我这次看到的还有一本《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好像提到的人不多，书名是钱玄同题写的。记得子善兄在评论《周作人年谱》的修订本时，曾提到过这本书。子善说：“1933年12月，王俊瑜翻译的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此书由周作人校阅，增订本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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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翻看这本书时，发现序言也是周作人写的。我查手边张菊香《周作人年谱》，果然没有著录。又查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周作人”丛书中的《资料索引》，在《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中也没有查到关于周作人这篇序言的记录。我手边没有钟叔河先生编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不知道里面收了周作人这篇序言没有，我想应该有这篇序言。从子善兄上面的话中可以判断，他好像没有直接看到青木正儿的这本书，如果看到了，他会提一下周作人的序言。周作人这篇序言后标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识于北平”，这本书的版权页上标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序言的时间会比书出版的时间稍晚，可理解为是书排好版以后，才有这篇序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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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篇序言的兴趣并非在于它是不是周作人的一篇佚文，而是在于这篇序言对于理解周作人后来的经历可能会有帮助，主要是周作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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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序言一开始就说：“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来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下很不容易解答。就现今的政治状态说，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可以和解的途径，但是从向来的文化关系上看时，两者之间具有甚深的因缘，轻易要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们本来无需多去攀认亲戚，特别是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不过事实仍是事实，世界文化中最奇特的例，‘中日’确是其一。这关系多么密切，却又多么疏远。日本古代的文字学艺以至政治制度差不多全以中国文化为本，但这个关系又全是友谊的，与一般由于征服而发生的文化接触经路截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很不多见，只有中国在晋唐时代与印度的关系略可相比。中国不曾替印度保留下多少古文化，但是接连地译出了几千卷的经典，又代办了极东的传道事业，这个工作也颇不小，日本则直接保存了中国的好些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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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周作人举了当年夏曾佑和钱玄同的哥哥钱恂在日本时的观感，说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日本汉学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压力。周作人说：“日本今日虽有席卷东亚之志，看中国不在眼里，可是旧债还是不能抵赖。”周作人认为，中国对于侵略者固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但“若是救亡工作中不废学术，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资料及其研究成绩也就不能恝然置之，有时实在还需积极地加以注意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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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他后来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对一种文化的基本理解和评价，常常会导致对存在那种文化的国度的特殊感觉，这在周氏兄弟身上都有体现，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可以说清的。周作人的这篇序言写在“九·一八”以后，他对中日关系前景的基本判断和他后来的选择可以解释出某种关系，这对于我们走进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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