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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说、新诗、戏曲和话剧（文明新戏）等新的文学形式，刘景晨都给出了肯定的评价并预示了这些新形式将来的发展。他说：“诗歌一类的文学，我国历代有人讲究，本来有个渊源，将来只要打破那芜秽的藩篱，向自然美好的境界进行，就用白话，何尝不可登大雅之堂。不过要叫这新诗体真个成立，须不是旦夕的工夫。现在只算个试验的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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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晨后来没有成为专门的文学史研究专家。1957年他成了“右派”，1960年就去世了。但他在盛年时期完成的这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专书，却不应当被人遗忘。因为这本书虽然简略，但却体现了作者远大的文学史眼光。刘景晨在京师大学堂就读的时候，林传甲也在那里。这可以看成是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研究的源头，这条线索很清晰，如果梳理下来，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坐标中的一个关键点。陈以爱写《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偏重于史学，如果以文学史研究传统来观察北大中文系的学术脉络，也许可以看出更多的问题。比如，陈平原近年主编的“文学史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来会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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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据温州卢礼阳先生提示，刘贞晦是否在北大任过教授还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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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李璜的《江西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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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写一本关于闻一多的小册子时，看过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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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的，国内一般图书馆都有。李璜一生经历非常丰富，政界、学界及军界都有涉及。当时看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李璜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回忆，他对这个运动的起源表示肯定，特别对当时热心此事的吴稚晖和李石曾多有赞誉，但对运动的最后结果持负面评价。李璜的回忆虽然只是个人记忆，对后人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却有文献价值，他是什么立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回忆录中所提供的历史细节，对人们了解那一段历史有启发意义。记得李璜特别提到过一个细节：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女生很少，大约只有三十几个。这些女生在留法后几年最困难的时候，都得到过一个法籍美国资产阶级老太太的帮助，比如蔡畅、向警予和刘清扬，可她们后来都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李璜对此非常感慨。还有他对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的记忆，都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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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璜上世纪30年代初，因了曾琦和当时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关系，曾来山西一趟。他在回忆录中对他此次山西之行的记录非常详细，对于阎锡山治理下的模范省评价甚低。他从太原、忻州、大同回北平的沿途感受中，记录了当时民生凋敝的惨状。我多年留意收集“1949年前外省学者笔下的山西”，所以对李璜的回忆，印象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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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李璜的回忆录，是因为买到李璜早年的一本小书《江西纪游》，严格说来，这算不得是一本书，线装一册，只有二十几页，是自印的出版物，一般图书馆很少著录。李璜回忆录中特别记述过他这一段在江西的经历，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提到他早年的这本《江西纪游》。这本书记录的是李璜1934年秋天到江西视察的观感，对于了解当时红军的情况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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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军的记录，以往无论是历史回忆还是研究著作，总体看来比较单一，让人看不到历史的丰富性，这对深入了解历史，特别是对研究那一段历史帮助不大。李璜的《江西纪游》基本是以日记体来叙述这一段经历，共分为六节：一、牯岭风光；二、晤蒋前后；三、南昌印象；四、一个行政督察区；五、前线访问；六、黎川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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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璜对他这一段经历的认识和评价自有他自己的立场，研究者不可全信，但也不能完全漠视。因为一个学者不管出于什么立场和偏见，他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记录的经历，不可能完全做假，所以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从不同政治立场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回忆中，发现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判断历史的材料，对于深入了解历史是有帮助的。李璜的《江西纪游》应该说是一本了解红军历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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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欧特曼教授哀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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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是苏州朋友黄恽七八年前送我的，那时他知道我对中国早期大学的史料有兴趣，所以送过我一些此类东西，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关于交大的同学纪念册以及一册《沪江大学一览》。这后一本，有一年我到上海访学，送给了复旦校史组的龚向群老师。手边这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则一直留着。此书线装一册，蔡元培、罗家伦题签，书前有欧特曼教授大幅遗像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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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曼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李希霍芬的学生，写过汉语通释，给商务编过袖珍中德字典，他与同济的关系更是密切，做过早年同济中学的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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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思录”是中国传统的纪念方式，比较有名的如孙中山去世后印刷的三大册“哀思录”，各方材料，收罗备至。在影像手段没有普及的时代，“哀思录”是比较恰当的纪念形式。当时也许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但时间一久它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最大好处是保存的资料较为可靠。大人物不愁有人出纪念册一类的东西，但一般普通人就只有靠家人和朋友印刷“哀思录”一类文本来保存记忆了。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特别是关于历史人物方面，这是很需要重视的一类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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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特曼教授哀思录》中，当时和德国有些关系的学者都写了文章、题词和送了挽联，如蔡元培、罗家伦、张元济、邹鲁、叶恭绰等，欧特曼的学生如魏以新、滕固等都写了非常动情的文章纪念自己的老师，特别是魏以新为老师写的传记，保存了很丰富的史料，其他同事、学生的文章也保存了很多关于欧特曼教授的材料线索。本书是1934年由南京国华印书馆印刷的，因为不是正式出版的书册，所以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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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间，我在北大参加陈平原教授主持的一个学术会议，认识了叶隽，知道他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就想把这册书送他留念，但因为家中材料过于杂乱，一时没有找到。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叶兄见面，还再次提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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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我在一篇小文章中提到过此书，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上海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李乐曾先生一信，说他见我提到此书，但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希望我能复印一册寄他使用。他这一说，倒使我想起答应过叶兄的事，这才努力把这本书找出来。我当天就在电脑上给同济李先生回了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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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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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教奉悉。感谢信任。此事这样处理：因为我前一段在北京见过叶隽，本来答应把此书送他，他是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后起之秀，想你们可能认识。现在既然贵校图书馆还没有此书，我想就把此书送给图书馆（如果贵所有资料室，就先送给资料室，我的要求是一定要让研究者方便使用），算是我无偿捐赠，然后先留您处使用。同时您复印一册寄叶隽即可。此书线装一册，不是公开出版物，所以少见。我5月20号左右在上海。我在同济有个朋友，在哲学系，是新到的青年，非常有学问，我和他父亲是好朋友。他住曲阳路一带，我印象中离同济很近，届时我可以把此书送您。学术是天下公器，宝剑应当赠给英雄，这是我一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上海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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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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