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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早年出的几本书，我都曾亲见过，其中有几本还有收藏，比如他编的《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我十几年前在太原曾买到过一册，书品相相当不错。1936年4月，储安平二十七岁时，还在开明书店印过一本《给弟弟们的信》。这本书我留意过很久，但在旧书店一直没有遇到过，不久前才在国家图书馆查到，复印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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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小书，不到一百页，所谓“给弟弟们的信”，原来是储安平虚拟的一个说法，其实是以给“弟弟们”写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青年人道德修养的一些想法。我写《储安平与〈观察〉》时，还没有找到这本书，所以关于储安平的生平介绍中，没有能使用这本书中的材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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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弟弟们的信》书前有一句题词——“谨献于祖母之灵”，是作者表达对自己祖母的感激之情。储安平少失怙恃，依赖祖母长大，所以他的回忆文章中常有一种“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的感觉。储安平外出读书不久，祖母也去世了。他在书的“自序”中说：“我相信，一个人真心地纪念着另外一个人，一切形式都是不需要的。我每次思念到我的祖母，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因为我感激她，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来奉养她、报答她所给过我的不可忘怀的恩惠。我感激她，自然是她将我抚养大了。可是我并不单单因为她将我抚养大了，我觉得，单单将一个人抚养大了，并不是一件难事，也并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就整个的人类社会而言，一个人的长得大长不大有什么关系？我的感激她，不仅是因为她将我抚养成了一个人，并且因为她将我教育成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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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储安平生平的史料，我们现在很不易得到，这本《给弟弟们的信》中保存了储安平早年生平的资料线索，所以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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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透露出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储安平和吴稚晖的关系。储安平在自序中提到，他写这本书的时间约在1932年秋天，第一个看到这些文稿的是他的伯父储南强。不久吴稚晖和李书华到宜兴游览，储南强把储安平的稿子给吴稚晖看了，吴稚晖不但提出了许多意见，还为储安平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不过储安平出书的时候没有把这篇序言发表出来，他说：“吴先生还另外替我写了一篇序文，吴先生在他的那篇序文里，对我推誉得实在太过分，使我只觉得惭愧，承担不起。我再三考虑，决计将那篇序文自己珍藏起来，不在这儿公开。我恳求能够得到吴先生的原谅，至于吴先生对我的一番鼓励之意，我自然永远是心领着的。”虽然没有公开吴稚晖的序言，但《给弟弟们的信》中还是保留了三段吴稚晖的评语，分别是在《团体生活》《论政治人格》和《行》这三篇文章后面，应当说是吴稚晖的三篇短文，因为是夹在旁人的一本小书中，想来一般研究吴稚晖的人大概不会注意到，所以特别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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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弟弟们的信》的时候，储安平还不到三十岁，但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政治的兴趣。大体可以说，这是一本普及现代政治常识和道德的公民读本，远比一般教育青年完善人生的道德修养读物有深度。储安平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在这本《给弟弟们的信》中已显示得非常清晰。他在《论政治人格》一章中，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节操”和西方政治中的“Fair Play”对比后，特别提出：“本来社会的改革都是缓进的。比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认清我们未来的领袖；如既认清之后，我们决不再受其他势力或金钱的诱惑。每个人有他每人的政治场合，有他所崇仰的主义与思想。我们平时也必须‘公正’地参加任何公共事业，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不引用私人，浪费公帑。即使我们要从事达到我们的政治理想，但我们的行为也必须是坦白的、光明的、负责的，而且是合理的，不是捣乱式的、暴动式的。我们必须孕成一种刚正之气，不谀诌，不阳奉阴违，不口是心非，不要以为政途可争权夺利，不要以事业为富贵的附庸。我们对于国事有所发言，必须是善意的批评式的、建议式的，而不是恶意的谩骂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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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后来从事言论工作，一直坚守从年轻时代起就养成的这种信念和风度，他的政论风格犀利、沉着，有激情但从不失理性，有愤怒，但极少发过激之言，这与他青年时代养成的对现代政治文明的修养有很大关系。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各有不同，有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有因知识体系转而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更多是因个人处境、经验和挫折慢慢认同自由主义理想的，在这几种情况中，那种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知识分子最为坚定和最为本真，在这一点上，储安平很像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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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弟弟们的信》在储安平著作中是较少为人注意的一种，也是了解早年储安平思想较为重要的一本。书不在厚薄，一个青年在七十年前随意写就的一本小书，今天还有阅读的价值，也显示了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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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王曰伦的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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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曰伦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在他的专业领域贡献很大。对于他的专业，我一无所知，但我过去看有关丁文江、翁文灏和杨钟健等老辈地质学家的书时，记住了这个名字。如今已是网络时代，关于他的情况网上很容易查，我就不多说了。我能记住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上世纪20年代山西大学毕业的，与我的家乡有关。我自己虽然祖籍不是山西，但在山西出生长大，工作至今，平时非常注意收集近现代的山西文献。我前些年编过一本《旧时光——外省学者眼中的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虽然积累的时日不是很长，现在看来还可以补充很多东西。我编那本书非常用心，因为我对这种事有兴趣。虽然现在是新时代，但我个人的趣味是向后的，对新东西很难发生兴趣，而对旧东西却极有感情。在文化上，我好像是凡旧的都好，就连过去一些企业比如上海永安公司编的杂志，我感觉都非常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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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一代的科学家文章都写得很好，所以我在旧书市场上特别注意看科学家的东西；对文学家的东西，因为关心的人太多，几乎所有关于文学的书现在都成了文物，我也就不去理会了。别人看文学，我却要看科学，因为这类书在旧书市场上没人太注意。我收集到这类东西，看过就送人，而且总能送到最需的人那里。我前年看到黄汲清的散文集《天山之麓》，最后送给了黄先生的小儿子。我还找到过中国有名的林学家傅焕光译的《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这个东西方很难见到，但我把它送到了傅焕光女儿的手里。这种书只有到了自己家里才显得珍贵。还有杨钟健早年自己印的《记骨室文目》，现在恐怕是很不易见到的东西，但我也想把它送出去，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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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看到的是王曰伦1938年发表在《地质汇报》三十二号上的一篇论文的油印本，名字是《湖南宁乡铁矿地质》。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关于王曰伦的传记材料，好像都没有提到这篇论文。这篇文章是王曰伦和刘祖彝、程裕淇合作完成的，由当时的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出版。我知道宁乡这个地方，因为是刘少奇的老家。这本论文是非常专业的，但我翻看了一下，感觉它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至少对研究中国地质学史和中国探矿史是有用的；对于宁乡来说，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它虽然是科学家的专业著述，但文字清通，而又不乏文学意味。比如：“大雾顶之东南又有支脉为太子山、雪峰山及龙王潭一带诸山地，因山势险峻，故时有匪类盘踞期间。……云台山南，梨塘以北，又有观音山、马虎子仑诸山，屹立于沩水北岸，尖峰参差，多在四百七十公尺以上。……西家仑矿区之北为益阳之泽上冲，水向东北流，夷为宽谷。谷旁之山突起为东北—西南方向，与罄子仑之山脉并行，中界一谷，枫树坳之铁矿在焉。” 很有《水经注》的味道，前辈科学家的文学素养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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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的这本论文上有王曰伦的签名——“家驹兄指正，弟王曰伦”。这个“家驹”是不是“千家驹”，我不敢肯定，因为老辈科学家里，印象中叫“家驹”的人很有几个。但千家驹那个时候在陶孟和负责的北平社会调查所，至少有这个可能。王曰伦的字是钢笔写的，比今天许多书法家的字漂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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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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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发生后，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开始为人重视。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史也更加注意。这方面的著作，近年很有几本，相关的学术会议也时有召开。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过去也在旧书摊上留意过。比如1910年12月（宣统二年），东三省肺疫流行过后，曾出版过三大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宣统三年十一月出版，非卖品），对于此次灾难的记录非常详细。1918年晋北肺疫流行，疫情过后，关于这次疫情的所有情况，同样编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王承基总编纂，民国八年六月中华书局承印），可见在当时这已成为一种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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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书摊上看书，主要是看杂书，因为常规的书，一般都能判断出它的学术价值，但有些杂书，却需要相应的眼光。前面提到的那两套书，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疫情史，肯定是重要的材料，而且还是难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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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过后，我在上海交大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然认识了曹树基先生，知道他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回太原后就把书送了他。但当时没有从我的旧书中细查，因为我印象中还有一些，只是忙乱没有找到。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有人出售《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民国十七年），价格并不高，而且没有人要，我就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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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卫生防疫史，“疫情报告书”和“征信录”是基本文献。所谓“征信”，是慈善机构接受外界的捐款捐物后，要如实将数目公布出来，以求取信于人。传统的做法是印成小册子，这就是“征信录”，内容除了刊载相关章程和事件经过外，捐献者、捐献数目以及所有支出的内容，都要记述清楚，目的是让社会各界放心，也激发人们再踊跃捐献。一般说来，此类历史文献印数都很小，图书馆如果不是特别有心，也很少收藏，至少不是主要收藏。此类文献的可信度，一般来说比较高，因为有社会和捐献者监督，造假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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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的文本材料，通常和实际发生的事实会有差距，所以研究历史，不能尽信纸面上的东西。以后如果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就一定要文字与事实互相印证，才是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宪法文本上写出来的内容，一定要和实际发生的事实统计对比才有意义。但“征信录”一类文献，在这方面真实度相对较高。我看到的这本，是当时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天津路时疫医院编写的，除了医院的工作外，主要是捐献者的名录和被救助者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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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疫医院，也就是为防治流行病设立的临时医院，疫情开始时设立，结束时关闭。中国近代以来的卫生防疫体系，主要也是西来的，它的核心理念中有基督教的影响，大体是慈善事业的组成部分，它的组织机构和运作程序都非常成熟，也非常有效率。比如当时的章程中有一条规定：“医院就医者不论中外不拘贫富本埠外埠男妇老幼随时施治，病人入院后除头等二等酌收病费外，三等一律免费并无号金等各项名目。”还有一条：“贫病治愈后如实在无力还乡，由医院理事查明实在报告本会酌送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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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有一些人，从纸面材料上得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很好的印象，常常引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高论，其实这都是不明白纸面材料与实际事实的差距。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起过一些作用，但对这个制度的评价，必须建立在这是中国农民被剥夺了基本的流动权利以后，政府所采取的一个简单的医疗救助制度。我是从那时过来的人，当时农民遇大病也是看不起的，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的医疗水平很低，大病是要来城里看的，谁能拿出当时城市医院给农民看病免费的证据？所以不能以纸面上的材料来神化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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