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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读这本《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时，忽然产生的感想。中国卫生防疫的传统可能还是要再向前看，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楷模，我以为是短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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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从李维城的日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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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秋天，在南京新识的朋友邓伍文、罗建送了我一本他们的著作《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我过去知道的极少，特别是前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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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回来后，我细读了他们的这本书，很受启发。邓、罗二位，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却做了专业史学的工作。读他们的书时，我想到的是史学研究中知识的增量问题。我认为，我们写文章做研究，要以知识增量为基本目标。所谓知识增量，就是在我们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内，能不能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加一点东西，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研究意义何在？哪怕是一条史料、一个角度或者一条线索，都应当以知识增量为追求，对知识有增量的研究就有意义，没有增量的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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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的价值，因为涉及专业，我不好评价，但这项工作，在知识增量上肯定有意义，因为他们提出和发现的许多史料，都是第一次。这本书的核心人物中有一个名为黎天才的人，他是早年的中共党员。本书引述的黎天才的回忆中，曾提到他当年有一个重要的报告，后来收在著名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这个材料恰好我曾买到过，后来送给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黎天才在他的回忆中说，他的这个报告曾受到过李大钊的表扬。我在南京时曾和邓、罗两位提到这套材料，希望他们能查一查。当时黎天才用的名字是李渤海，我后来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查到了他早年的那个报告。邓、罗两位当时没有想到去找这个报告，我后来查到了。我以为对于研究工作，找到这个报告就是知识的增量，虽然增量很小。因为黎天才，我还想到了另一个人——李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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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城的个人情况，在网上可以查到。他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名字，在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中，也有他的回忆。但他有一本日记，好像从没有被人提起，至少在网上查不到，而这本日记我早些年曾买到过。日记的名字叫《狱中四百十一天》，1949年9月在湖南长沙初版，是自印本，所以流传不是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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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日记是李维城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被蒋介石关在重庆监狱里所写，时在1938年。后来经程潜向蒋介石作保，李维城才出狱。这本日记主要记述的是当时个人的一些感想和经历，涉及的大事不多，但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对政治犯的态度及待遇。在这本日记的前面，有李维城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其中也提到了黎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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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城1949年后曾写过一篇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我一时没有查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篇。日记中这篇回忆，对于西安事变前的一些情况，有一些线索，其中曾特别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李维城说：“延安共产党方面，主张对日抗战，本不后人，加以近接西安，局部同情默契，已非一日，发动之时，明朗参加，周恩来、林伯渠两氏，常驻西安会商大计。共军并有向西南商洛行动的决议，张、杨、共成为三位一体的结合，声势浩大，咸信可以达到要求的目的。政治方面，组设计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高崇民、卢广绩、吴家象、应树人、车向忱、黎天才、申伯纯等任委员，余亦参加其中委员之一，高崇民任主席，大小事件，必经详议，然后由张、杨执行之。在没有送蒋回京以前，工作很是紧张。军事方面，也组织委员会，张任主席，杨副之，但尚未具体，力量尚且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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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高崇民的地位很高，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的朋友中，高崇民是很得信任的一位，“文革”中的命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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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狱中四百十一天》，书名起得不好，如果将来再有重印的机会，我以为叫《李维城日记》为好。如果作者另有日记以示区别，也可称为《李维城狱中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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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研究《中德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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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我在旧书市场上，常常看到零散的《中德学志》，如果价格合适，我就买几本，原来还有配齐的打算，越往后越感觉没有希望，就放弃了。如今这本学术杂志，有时候一本要价一二百元，让人感到莫明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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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这本杂志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学术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最早知道这本杂志，还是常风先生健在的时候，他常常提到这本杂志，说沦陷时期，学人能发表论文的地方不多，因为日本和德国是盟国，对这本杂志没有干涉，所以当时还在北平的学者常有人在上面写文章。常风写文章用的笔名是“荪波”，这个笔名他在给《新月》写稿时也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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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学志》一共出版过六卷，约有二十二期，是当时中德学会主编的，最初名为《研究与进步》，1939年创刊，到1944年就停了。我没有完整看过这套学术杂志，但从已看到的一些零本判断，我以为对这本杂志做一个完整系统的研究很有必要，因为从这本杂志可以看出近现代中德文化交流的基本脉络，它大体上涉及了当时中德主要的学者以及相关研究情况，特别是杂志一度对德国科学的介绍，在科学传播方面的意义不可低估，人文学科方面的情况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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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间，我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关于文学史方面的学术会议，认识了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青年学者叶隽，我曾和他谈起这本杂志，希望以后能有研究生对其做一专门研究。我还特别记得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常常有翻译作品刊在这本杂志上，方面极广，其中有一本《今日德国教育》还由中德学会出版过单行本，我买过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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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这本杂志还专门出过一期纪念欧特曼教授的专集。欧特曼教授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地位可能类似于傅兰雅、林乐知和李佳白一类人物。他是李希霍芬的学生，编过汉语通译和中德袖珍字典等，1934年在同济大学做教授时突然去世。他去世后，学生和校方专门印过一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线装一册，当时中国许多学者和他的学生写了纪念文章。因为他的地位独特，当时中国几乎所有与德国有关的学者都写了文章或者送了挽联。这本《哀思录》对研究中德文化交流也非常有价值，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同济大学专门研究这方面历史的学者，也没有提到过这个东西，可见不易得到。前些年，我的朋友黄恽知道我对此类东西有些兴趣，曾送过我一册，现在还放在书架上，估计将来还会派上些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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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颜惠庆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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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读书，有时候很累，因为不是以趣味为主。最好的读书是以趣味为中心，没有任何趣味以外的目的。我对中国近现代的外交传统有一点兴趣，但从来没有想过做这方面的研究。过去看顾维钧的回忆录，多少知道了一点中国的近现代外交。这样的书多看几本，一般就不会上历史教科书的当了，因为历史当事人的自述多数都有根据。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家，一般都有世界眼光，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相对其他人总要深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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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看新出版的《颜惠庆自传—— 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非常喜欢。一本传记能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在我读书经历中还不多见。颜惠庆是晚清到民国的著名外交家，一生经历的历史事件很多。他眼中的人物，很多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他这本自传原来是用英文写成的，只写到1941年底。颜惠庆1950年在上海去世，是一个曾受到新时代礼遇的历史人物，大体上类似于章士钊、张元济那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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