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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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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发生后,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开始为人重视。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学者,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史也更加注意。这方面的著作,近年很有几本,相关的学术会议也时有召开。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过去也在旧书摊上留意过。比如1910年12月(宣统二年),东三省肺疫流行过后,曾出版过三大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宣统三年十一月出版,非卖品),对于此次灾难的记录非常详细。1918年晋北肺疫流行,疫情过后,关于这次疫情的所有情况,同样编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王承基总编纂,民国八年六月中华书局承印),可见在当时这已成为一种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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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书摊上看书,主要是看杂书,因为常规的书,一般都能判断出它的学术价值,但有些杂书,却需要相应的眼光。前面提到的那两套书,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疫情史,肯定是重要的材料,而且还是难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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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过后,我在上海交大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然认识了曹树基先生,知道他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回太原后就把书送了他。但当时没有从我的旧书中细查,因为我印象中还有一些,只是忙乱没有找到。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有人出售《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民国十七年),价格并不高,而且没有人要,我就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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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卫生防疫史,“疫情报告书”和“征信录”是基本文献。所谓“征信”,是慈善机构接受外界的捐款捐物后,要如实将数目公布出来,以求取信于人。传统的做法是印成小册子,这就是“征信录”,内容除了刊载相关章程和事件经过外,捐献者、捐献数目以及所有支出的内容,都要记述清楚,目的是让社会各界放心,也激发人们再踊跃捐献。一般说来,此类历史文献印数都很小,图书馆如果不是特别有心,也很少收藏,至少不是主要收藏。此类文献的可信度,一般来说比较高,因为有社会和捐献者监督,造假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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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的文本材料,通常和实际发生的事实会有差距,所以研究历史,不能尽信纸面上的东西。以后如果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就一定要文字与事实互相印证,才是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宪法文本上写出来的内容,一定要和实际发生的事实统计对比才有意义。但“征信录”一类文献,在这方面真实度相对较高。我看到的这本,是当时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天津路时疫医院编写的,除了医院的工作外,主要是捐献者的名录和被救助者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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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时疫医院,也就是为防治流行病设立的临时医院,疫情开始时设立,结束时关闭。中国近代以来的卫生防疫体系,主要也是西来的,它的核心理念中有基督教的影响,大体是慈善事业的组成部分,它的组织机构和运作程序都非常成熟,也非常有效率。比如当时的章程中有一条规定:“医院就医者不论中外不拘贫富本埠外埠男妇老幼随时施治,病人入院后除头等二等酌收病费外,三等一律免费并无号金等各项名目。”还有一条:“贫病治愈后如实在无力还乡,由医院理事查明实在报告本会酌送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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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有一些人,从纸面材料上得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很好的印象,常常引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高论,其实这都是不明白纸面材料与实际事实的差距。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起过一些作用,但对这个制度的评价,必须建立在这是中国农民被剥夺了基本的流动权利以后,政府所采取的一个简单的医疗救助制度。我是从那时过来的人,当时农民遇大病也是看不起的,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的医疗水平很低,大病是要来城里看的,谁能拿出当时城市医院给农民看病免费的证据?所以不能以纸面上的材料来神化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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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读这本《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时,忽然产生的感想。中国卫生防疫的传统可能还是要再向前看,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楷模,我以为是短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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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从李维城的日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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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秋天,在南京新识的朋友邓伍文、罗建送了我一本他们的著作《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我过去知道的极少,特别是前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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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回来后,我细读了他们的这本书,很受启发。邓、罗二位,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却做了专业史学的工作。读他们的书时,我想到的是史学研究中知识的增量问题。我认为,我们写文章做研究,要以知识增量为基本目标。所谓知识增量,就是在我们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内,能不能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加一点东西,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研究意义何在?哪怕是一条史料、一个角度或者一条线索,都应当以知识增量为追求,对知识有增量的研究就有意义,没有增量的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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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的价值,因为涉及专业,我不好评价,但这项工作,在知识增量上肯定有意义,因为他们提出和发现的许多史料,都是第一次。这本书的核心人物中有一个名为黎天才的人,他是早年的中共党员。本书引述的黎天才的回忆中,曾提到他当年有一个重要的报告,后来收在著名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这个材料恰好我曾买到过,后来送给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黎天才在他的回忆中说,他的这个报告曾受到过李大钊的表扬。我在南京时曾和邓、罗两位提到这套材料,希望他们能查一查。当时黎天才用的名字是李渤海,我后来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查到了他早年的那个报告。邓、罗两位当时没有想到去找这个报告,我后来查到了。我以为对于研究工作,找到这个报告就是知识的增量,虽然增量很小。因为黎天才,我还想到了另一个人——李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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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城的个人情况,在网上可以查到。他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名字,在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中,也有他的回忆。但他有一本日记,好像从没有被人提起,至少在网上查不到,而这本日记我早些年曾买到过。日记的名字叫《狱中四百十一天》,1949年9月在湖南长沙初版,是自印本,所以流传不是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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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日记是李维城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被蒋介石关在重庆监狱里所写,时在1938年。后来经程潜向蒋介石作保,李维城才出狱。这本日记主要记述的是当时个人的一些感想和经历,涉及的大事不多,但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对政治犯的态度及待遇。在这本日记的前面,有李维城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其中也提到了黎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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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城1949年后曾写过一篇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我一时没有查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篇。日记中这篇回忆,对于西安事变前的一些情况,有一些线索,其中曾特别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李维城说:“延安共产党方面,主张对日抗战,本不后人,加以近接西安,局部同情默契,已非一日,发动之时,明朗参加,周恩来、林伯渠两氏,常驻西安会商大计。共军并有向西南商洛行动的决议,张、杨、共成为三位一体的结合,声势浩大,咸信可以达到要求的目的。政治方面,组设计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高崇民、卢广绩、吴家象、应树人、车向忱、黎天才、申伯纯等任委员,余亦参加其中委员之一,高崇民任主席,大小事件,必经详议,然后由张、杨执行之。在没有送蒋回京以前,工作很是紧张。军事方面,也组织委员会,张任主席,杨副之,但尚未具体,力量尚且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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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高崇民的地位很高,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的朋友中,高崇民是很得信任的一位,“文革”中的命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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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狱中四百十一天》,书名起得不好,如果将来再有重印的机会,我以为叫《李维城日记》为好。如果作者另有日记以示区别,也可称为《李维城狱中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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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研究《中德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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