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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我在旧书市场上，常常看到零散的《中德学志》，如果价格合适，我就买几本，原来还有配齐的打算，越往后越感觉没有希望，就放弃了。如今这本学术杂志，有时候一本要价一二百元，让人感到莫明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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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这本杂志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学术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最早知道这本杂志，还是常风先生健在的时候，他常常提到这本杂志，说沦陷时期，学人能发表论文的地方不多，因为日本和德国是盟国，对这本杂志没有干涉，所以当时还在北平的学者常有人在上面写文章。常风写文章用的笔名是“荪波”，这个笔名他在给《新月》写稿时也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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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学志》一共出版过六卷，约有二十二期，是当时中德学会主编的，最初名为《研究与进步》，1939年创刊，到1944年就停了。我没有完整看过这套学术杂志，但从已看到的一些零本判断，我以为对这本杂志做一个完整系统的研究很有必要，因为从这本杂志可以看出近现代中德文化交流的基本脉络，它大体上涉及了当时中德主要的学者以及相关研究情况，特别是杂志一度对德国科学的介绍，在科学传播方面的意义不可低估，人文学科方面的情况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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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间，我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关于文学史方面的学术会议，认识了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青年学者叶隽，我曾和他谈起这本杂志，希望以后能有研究生对其做一专门研究。我还特别记得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常常有翻译作品刊在这本杂志上，方面极广，其中有一本《今日德国教育》还由中德学会出版过单行本，我买过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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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这本杂志还专门出过一期纪念欧特曼教授的专集。欧特曼教授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地位可能类似于傅兰雅、林乐知和李佳白一类人物。他是李希霍芬的学生，编过汉语通译和中德袖珍字典等，1934年在同济大学做教授时突然去世。他去世后，学生和校方专门印过一本《欧特曼教授哀思录》，线装一册，当时中国许多学者和他的学生写了纪念文章。因为他的地位独特，当时中国几乎所有与德国有关的学者都写了文章或者送了挽联。这本《哀思录》对研究中德文化交流也非常有价值，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同济大学专门研究这方面历史的学者，也没有提到过这个东西，可见不易得到。前些年，我的朋友黄恽知道我对此类东西有些兴趣，曾送过我一册，现在还放在书架上，估计将来还会派上些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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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颜惠庆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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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读书，有时候很累，因为不是以趣味为主。最好的读书是以趣味为中心，没有任何趣味以外的目的。我对中国近现代的外交传统有一点兴趣，但从来没有想过做这方面的研究。过去看顾维钧的回忆录，多少知道了一点中国的近现代外交。这样的书多看几本，一般就不会上历史教科书的当了，因为历史当事人的自述多数都有根据。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家，一般都有世界眼光，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相对其他人总要深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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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看新出版的《颜惠庆自传—— 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非常喜欢。一本传记能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在我读书经历中还不多见。颜惠庆是晚清到民国的著名外交家，一生经历的历史事件很多。他眼中的人物，很多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他这本自传原来是用英文写成的，只写到1941年底。颜惠庆1950年在上海去世，是一个曾受到新时代礼遇的历史人物，大体上类似于章士钊、张元济那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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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外交的成果，主要得自于五位个人。一是孙中山，他设计了总的方案。但实际折冲外交问题的是颜惠庆、顾维钧、陈友仁、王正廷四位。他们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并都熟悉外国的政治经济情形。颜惠庆富于西方的外交经验。王正廷在做巴黎和会代表时，曾对西方的外交奥秘，得到一种深刻的观察。陈友仁生在英国并在那里受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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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看这些人的书，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会增加一些免疫力，因为这些人最知道事情的原委，很少情绪化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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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的自传在专业领域，肯定是一本重要的书，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它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作者是老辈文人，谈历史，看人物，都能出以公心，对自己经历过的历史非常负责，对历史人物极有了解的同情。在他笔下，民初袁世凯以后的几位总统，颜惠庆都曾打过交道，对他们的能力和人品都有一些评价。这些评价，能让读者多少体会到历史的真相，因为他的看法差不多都是正面的，特别是对袁世凯的看法。历史人物的脸谱化，曾是不负责的历史教科书根据某种要求塑造出来的。颜惠庆这本自传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种评价，他眼中的历史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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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以后，外交的特点是自成格局，特别是在军阀时代，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客观上给了外交相对的独立权。那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人物所决定。这些外交官员许多是从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还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过高等学位，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始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手里。他们曾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当时有一位美国人曾说过：“要是中国政府的其他各部，都能显示像外交人员所常显示的才能，尤其在这十年中，中国便将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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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就是这些外交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除了外交方面的贡献外，他在成为外交官以前，与他在圣约翰书院的同事编辑了《英华大辞典》，190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早期英汉辞典编纂史上的重要成果。颜惠庆40年代写这本自传时提到此事，还有再修订这部辞典的愿望。我平时有收集老英汉辞典的习惯，这两大册辞典就在手边，看到自传里提到有关这部辞典的事，就随手翻翻，也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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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看过颜惠庆的三大册日记，也是由英文译过来的，上海档案馆为此事费了很多力，非常不容易，可惜做过删节。而删除的一个部分，这次在他的自传中作了几页附录，主要是1949年初，颜惠庆受李宗仁委托，先到北平再到西柏坡访毛泽东和周恩来寻求和谈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时代转折中各类人物的不同理想和心理矛盾。我对比了这几天的日记，想不通为什么原来要删除。因了这个删节的因素，我推想颜惠庆日记可能还有地方动过手脚。在整理历史文献时，这些办法其实都是最要不得的，因为日记里的历史事实，它的价值对每个研究者来说是不同的，就是纯粹的私事，也不能说就没有价值，关键是看谁来看，看什么，整理者很难判断，最好的办法还是保留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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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高鲁日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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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认识。一般说来，日记的价值因作者所处的历史地位而定。也有一些日记，作者本人可能并不是特别知名，他们本人的历史地位也不是很高，但因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与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相关，同样可以使他们的日记获得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因为这些日记的写作者不是历史的中心人物，他们的日记可能从另外的角度保留更真实的历史。所以对日记这种文献而言，可以说日记无大小，关键是看你从中取什么材料。最近看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鲁日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就有这样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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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鲁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革命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不高。1949年以后，他在新疆和内蒙古从事文化和宣传工作。但他的经历对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来说都有意义，因为他早年在延安鲁艺学习，还担任过文学系的秘书，后来还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更为重要的是，他参加了1942年由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关于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在以往关于张闻天的研究中，主要还是从研究革命史的角度来评价，而且旁涉的历史材料也不丰富。现在有了高鲁的这本日记，关于张闻天当年在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情况，就可以有现场感。因为《高鲁日记》的出版，研究者可以把当年张闻天在晋西北所做的关于中国农村调查的经过，从革命工作的视角拓展到学术领域里来。也就是说，张闻天关于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历史，不但是一种革命工作，而且也是一种学术工作。对于这次调查的方式和成果，应当放在1949年以前许多关于中国农村调查中来观察，这种调查的人员、思路、方式及最后的研究成果，如果放在中国现代经济学学术史背景下，可能会有许多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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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鲁日记》不但记载了当时参加晋西北农村调查的主要经过，而且对于当时调查材料的来源和统计方式都有记载，对当年张闻天的几次重要讲话也有记录。虽然张闻天晋西北农村调查的报告上世纪80年代曾由人民出版社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为名出版过，但《高鲁日记》中记录的讲话肯定是最直接的，至少可以与发表的调查报告相互对比，从中看出张闻天的思想变化过程。关于张闻天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材料，据《张闻天传》的作者程中原在书中介绍，张闻天当时直接参加了任家湾和碧村的调查，重点在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其他人在张闻天的指导下也写出了一些调查材料。据程中原说，这些材料都在中共中央1947年撤离延安时销毁了。这样看来，高鲁的日记就更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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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学术的变迁，离不开对当年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情况的考察。因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和学术的变迁中，这两个机构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主导力量来自于鲁艺，中国学术界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华北联合大学。当年曾在这两个机构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成为负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力量。高鲁的日记中恰好有他在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的记载，虽然简短，但通过他的日记仍然可以看出一些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的学风及文学和学术思想倾向。这些日记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回到现场，找到在一般文献中很难产生的历史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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