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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国涛：《钱锺书文涉鲁迅》，《光明日报》，2001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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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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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月》杂志，第4卷第4期，第14页，上海书店影印本，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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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4、505、506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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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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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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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鲁迅全集》，第5卷第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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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阅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鲁迅》，《万象》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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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范旭仑、牟晓明编：《记钱锺书先生》，第222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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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绛：《将饮茶》，第82页，三联书店，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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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兽·鬼 写在人生边上》，第33、3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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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兽·鬼 写在人生边上》，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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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爱默：《钱锺书传稿》，第23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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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37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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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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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第52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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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杨绛：《关于小说》，第9页，三联书店，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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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从王亚南到孙越生——纪念《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表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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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年）发表六十周年。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本学术专著，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影响了一批相关的研究者，这个学术传统以厦门大学为基地，以王亚南和孙越生两代学者为主要代表。厦大经济学学术传统的主要特色，是以解析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结构为追求目标，努力把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结合，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回应现实中的真实现象，以现代知识眼光剖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结构；超越政治立场的知识分析和现实感受结合，使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获得了重要的学术史地位。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著述相当丰富，但以王亚南到孙越生的研究最富个性，所以几十年后，在这个学术传统中产生的成果，依然获得了生命力，并对当代社会变革富有启发意义。他们研究工作可能存在历史局限，对历史现象的判断或许不够准确，但他们阔大的学术气象和观察问题的敏锐眼光，远在今天学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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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学术起点，来源于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48年5月，王亚南在厦门大学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初版序言中，曾专门提到这一段中西学术史上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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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李约瑟来华访问，王亚南在粤北坪石一个旅馆中同李约瑟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王亚南回忆说：“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是由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发生疑难，抑是由于他当时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然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加之，近年以来，官僚资本问题已被一般论坛所热烈讨论着。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汇报》‘新经济’一栏及《时与文》上发表），处处都要求我进一步对中国官僚政治作一科学的说明。此外，我在大学里有时担任中国经济史的课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社会文化事象之一，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我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我也希望借此减轻我对于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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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时代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它立刻受到普遍关注。王亚南以思想家的敏锐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元素“官僚政治”，然后用他丰富的经济学修养并结合历史、经济、宗教、法律等知识，对中国官僚政治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初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能作为一本学术名著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从“经济和历史”分析的视角。王亚南把现实情怀投身到学术研究的选择，使本书获得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而几乎同时代的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宣传性著述，今天已极少为学术界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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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评述文字已很丰富，它的学术史地位已得到确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代表性学者，王亚南的知识视野非常开阔，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他观察问题的立意高远，学术格局相当博大。他当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学术界依然有探索的价值，同时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要关注的历史现象。比如他关于鸦片战争的定性和评价，就是今天看来也极富启发。王亚南认为，鸦片战役之取得中国社会转捩点的重要性，不在这次战役本身。战争的规模是很小的，断续经历的战争期间也不过三年，其直接破坏损害的作用并不算大。鸦片战役之不同于以往对外战争，和它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决定的影响，就是由于战争双方当时各别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使然。那次战争系发生于1840年到1842年，在中国方面，刚好是在清朝专制统治盛极而衰的中叶以后，而当时社会可能形成新生产方式的诸进步因素，对于传统封建官僚的社会统治方式早感到不能忍耐；而在战争对方的大英帝国，它却正当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鼎盛期。王亚南指出：“这次战争从较远观点去看，实不只是两国有关鸦片贸易的事件，而可更基本地理解为东方专制的官僚的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首次决斗，或东西文化的正面冲突。而在战争过程中，两方各别从折冲、应战，以至结束战争所表现的一切，亦充分暴露出了它们不同的社会本质。因之，清廷在这次战争当中一再表现的破廉耻的惨败，和毫无保留的耻辱，并不仅只表示清廷统治的缺德与无能，且更充分证明了封建官僚社会体制本身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手。”（《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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