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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一本经济史或政治学史的专门著作，而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本历史著作，它对中国社会分析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它观察中国历史的敏锐眼光和富于解释力的论述，使它当之无愧列入中国文化的经典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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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序言中专门提道：“原稿全部由国立厦门大学经济学系高材生孙越生君抄校过，为我分担了不少烦累，特志盛意。”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师承关系，常由偶然机遇促成。王亚南在厦门大学经济系任教时帮助过的学生孙越生，不但在思想和人格上受到了老师的影响，而在学术传统上也以承续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建立广义的“官僚政治学”。孙越生的遗作《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虽然一直没有公开出版，但在学术界早已广为人知。王亚南和孙越生师生两代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成果，共同构成了厦门大学经济学学术传统中的重要部分，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孙越生1989年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一书的后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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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几年来学习先师王亚南教授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部分心得，也可以看做是自己研习中国官僚政治史和广义官僚政治比较史的引论。除本书所收的两篇论文《起源论》和《元模式论》之外，本来还包括第三篇《形态论》，用以分析官僚政治诸构成要素的形态的，但是，由于本职工作繁忙，来不及将草稿整理成篇，只好待日后另册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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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就它的野蛮残忍、专横暴虐、在现实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地造成的无数悲剧来说，足以使十亿神州为之痛定思痛，齐声恸哭。但是，就它的虚伪渺小、卑鄙愚蠢、在理论领域中难见天日而言，又足以使它流为千古笑柄。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东西，只能以含泪的苦笑，用认真的大不敬文笔去描述它，聊表区区对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包括我敬爱的老师王亚南先生在内，一份悼念的哀思。先生泉下有知，也许会破涕一笑吧！（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未刊稿，丁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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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生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是一本被埋没的书。在中国，如果说王亚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对古往今来的中国官僚政治，作了系统的剖析和批判，而孙越生则是痛感于人类受官僚主义的危害太多太大，研究官僚主义的人又太少，于是奋而闯进这座思想迷宫，继续思考，几乎思考了整整一生。他并没有满足于重复老师的结论，而是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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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生文集》的编者丁东认为，孙越生的研究有四大特点：第一，他敢于直接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官僚主义现象，放开缰绳，让思想的野马纵情驰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已经定性的有关结论；第二，他认为官僚主义不只是官员的作风问题，也不是什么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是和人类自身历史同样悠久的痼疾，是对人类自身危害最大的痼疾；第三，他不局限于对现实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进行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和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中，质疑成说，另辟蹊径；第四，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严密，理论彻底，视野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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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种种原因，这本专著后来没有完成，但孙越生的思考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不但对于人们研究政治学理论有启发，对于实施政治改革、建设政治文明，也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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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亚南观察中国社会的官僚政治到孙越生分析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他们共同的思考重心在于发现了社会发展中“官民冲突”这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他们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对今天观察中国社会变革，也富有启发意义。如何解决这个人类社会的痼疾？孙越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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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制度建设过程的纯粹市场化过程。即使在20世纪末的条件下，两种过程再也不需要像在英国那么漫长，而是可以大大缩短，但也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发展模式。市场化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化作保证，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民主制度化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支持，也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后劲。市场化不可能不向民主提出制度化的要求，民主化不可能不向市场提出正常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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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化和市场化同时并举，双管齐下，才是对人治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病，包括“官倒”现象，进行标本兼治的良方，迫使它改变封建运动形态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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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方针，则是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未刊稿，丁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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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亚南到孙越生，他们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学术传统，有必要重新提上日程，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官僚政治和“官民冲突”依然是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从前辈学术传统中获取思想和学术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和文化创造力，这是考验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真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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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辑三近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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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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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和陆定一是改革开放时期比较开明的老一辈官员。他们的开明，我想与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有关，在罗、陆一级的官员中，“文革”中他们两位的遭遇非常悲惨，如果没有那个遭遇，他们的思想解放达不到后来那样的高度，因为他们早期思想和气质中，本来对知识分子也是仇视的。我看过龚育之一篇回忆他在中宣部工作经历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到陆定一思想的矛盾——有时候相当开放，有时候又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龚育之举了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高官周恩来、陈毅都主张向知识分子脱帽致歉，但陆定一就是不同意，可见人都是非常复杂的。解释历史，有时候不能只用单一的材料说明人的某一面，而要综合观察，是就是，非就非，是非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角色和处境不同，对事情的判断就不同，至于哪一时是他们的本真思想和气质，也要具体评价。中国老一辈官员在正式场合说出“王八蛋”这样骂人话的，我知道的就是罗瑞卿和陆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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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骂过聂绀弩。聂绀弩被判刑后，曾长期在山西服刑，他这一段经历的原始档案今天也还在山西法院系统中保存。我在太原的时候，曾听一位研究聂绀弩并见过他原始档案的人说，他在聂绀弩档案中看到过一份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批示，感到非常吃惊，很难理解一位高级官员会这样批阅文件：“这个王八蛋，我们要给他点厉害看。”这位研究者写过许多关于聂绀弩的研究论文，我想不会是乱说，虽然从史料的角度观察，我们要坐实这个说法，还需有原始档案的解密。而陆定一说“王八蛋”的史料，我是在当年新华社的《内部参考》（1950年第276号）上看到的，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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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专学校部分学生对陆定一同志所讲“美国没有文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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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委十一月十四日讯] 十一月一日陆定一部长在尤金博士学术演讲会上报告后，大专学校少数学生反映：“‘美国没有文化’恐怕不恰当。说它的文化不好，还可以说得过去。”金女大有人说：“假如说扭秧歌、打腰鼓是文化，那么美国当然是没有文化。”金女大团副支书怀疑陆部长所说“美国没有文化”是否说错了：“我们不是说美国人民很好吗？他这样说，岂不是把美国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也否定了？”当陆部长在会议上说到“美帝是个王八蛋”时，金女大两位教授退席。说到“我们要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时，其余两位金女大教授也全部离席。精神病院防治所某医生对我反美宣传表示反感，认为：“何必整天骂美国，亡给美国总比亡给苏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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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中国文化史非常复杂，现在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主要依靠回忆录和个别日记，这很不够，深化研究的简单办法是开放档案，至少要按《档案法》办事，届时需要解密的历史档案一定要落实，不然徒耗研究者的精力不说，还会对历史造成许多误解。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人物，掌握基本史料容易，但掌握历史细节就比较难，而历史细节常常最能说明历史人物的气质，在解释历史方面，那些最容易被遗忘的细节，反而最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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