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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点逻辑推想，如果能有知其事者把此事说清楚，对研究陈寅恪著作的流传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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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间我回太原看朋友，在博古斋见到原晋兄，顺便提及此书，想再看看，原晋兄说他已将此书送给一位朋友，我也就不便再细问此书的下落了。但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本油印的《论〈再生缘〉》也曾是山西学者的读物，他们对陈寅恪先生的敬意也自在不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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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想起一个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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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东四的旧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周昌寿的《相对律之由来及其概念》，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买下了。这种书我根本看不了，但我在晋中师专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有很大的兴趣，看到这本书使我想起了这位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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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寿是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学家，后来商务出版的物理教科书多数与他有关。他是留日的学生，后来组织中华学艺社。这个团体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方面，提供了许多经验。可惜周昌寿1950年就在上海去世了。前一段我在新创办的《科学文化评论》上还看到过范岱年先生一篇专门研究这个社团的文章，他的父亲范寿康当年也是这个学术团体的主要参与者。周昌寿的书是1923年作为“学艺汇刊”的第一本出版的，也可能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专书。明年是相对论创立一百年，我以为在纪念活动中，应当记住那些多年来为科学和民主在中国旅行贡献了心血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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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寿这本书虽然只是一个介绍性的文本，但书后却开列了相当专业的历史文献。在书中他还介绍了中国人是如何最早得到关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信息的。如果将来要写一本“相对论中国传播小史”，这本书可能最关键了。近年重印的书中多是文史著作，其实早年有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读物，也有重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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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大家对知识非常渴望，社会风气崇尚读书和求知。榆次是山西中部的一个小城，虽然离太原很近，但文化人很少。80年代这里一下出了两个名作家郑义和柯云路，社会风气一时得以改变。我的这个朋友叫张海龙，曾和柯云路是一个车间的工人。他在师专读的也是英语专业，毕业后在榆次锦纶厂子弟中学教书。他那时年纪也不小了，但还没有结婚。他追求过他一个同学，但最后没有成功，我与他交往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刚从严重的失恋阴影中走出来。他的同学都知道，他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极有兴趣，可能用在这方面的精力比读英文的精力要多得多。他对爱因斯坦的兴趣虽然很大，但他是一个奇特的人，他不相信相对论，他认为相对论是错的。那些年里，他为自己的研究到处求人，四处拜访科学家，但最后也没有结果。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些走火入魔，谁也劝不住。一个偏远小城里，对知识和精神生活有兴趣的人不是很多。我与他的相识，也是因为大家对一些精神生活有共同的兴趣。当时我也认为他是胡闹，但他最后是不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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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我慢慢想来，感到一个社会正常的知识传播方式，其实对人有极大的影响。他比我差不多要大十岁。他上学的时候，已谈不上什么读书了，后来能参加高考，也只是凭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一些聪明。以他的聪明，如果在正常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还是适合于从事科学工作。他的智商我感觉是高的，比如他会织毛衣，会裁衣服，听收音机里唱歌，就能记下谱子，等等。在北方一个小城里，没有什么文化氛围，但他对许多知识充满渴望，这很难得。科学上凡走火入魔，我个人感觉可能都与不正常的知识传播方式相关。在开放的社会里，知识的来源有许多渠道，各类的书籍自由出版，人们获取知识的习惯就比较健康。有时我想，如果我这个朋友能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早一些看到周昌寿的这本书，也许就不会再有他那些怪异的想法了。周昌寿在他的书里说：“本来这个原理原是一种数理的现象化，所以处处离不了数学。”而我印象中，我这个朋友总是想从逻辑上否定相对论。是不是受了后来批判相对论时的一些潜在影响，我说不清楚，但那个时代获取知识的方式肯定对他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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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对知识的渴望才是社会的希望，但青年的这种渴望与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整体精神文化导向有极大关系。因为很长时间里中国社会的知识传播方式是垄断的，不仅影响了学术的进步，而且把许多对知识有强烈兴趣的青年人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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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朋友80年代中期凭考试进入了山西电视台，不久我也到了山西作家协会，虽然还有联系，但已不如先前那样紧密了。后来他到北广读研究生，毕业后又回到电视台。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他偶然得到一个访问美国的机会，后来就留在了那里。现在做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了。我想着什么时候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把周昌寿先生的这本书送给他，来纪念我们曾经有过的一段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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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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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书过眼录二集出版在即，我有一点感想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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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出书，总是喜欢市场。这没有错，但也不能过分，过分了，就显得俗。我已出过十几本书，但鲜有自己满意的。一是因为迁就书商，总要为市场考虑；再就是迁就现实，总以能出版为上，没有不删节的，没有不改动的，书名也没有按自己设想安排的，总由出版商选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人出书，喜欢用自己有感情的书名，一般喜以“集”来称之，如胡适《尝试集》、周作人《谈龙集》一类，书也多是薄书。但历史一长，那些薄书反而感觉厚了。现在厚书多——字数少，也要用厚纸撑起来，用不相干的图片垫起来，其实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中国文人谦虚质朴的心态建立在自信上，这个习惯现在没有了。书不在厚薄。有些书很厚，但时间一长，会发现很薄；有些书很薄，但经岁月风霜，会感觉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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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承贺雄飞不弃，帮我印过一册《杂书过眼录》，原本也是一册小书，但为显得厚，非要加几篇论文进去，我也无奈，大家都不容易，我也不去计较。但在我心中，最想出简单的书，单纯的书，朴素的书，便宜的书，小书，薄书。如今学术差，趣味少，可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厚，我们忘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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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凌志，感谢瑞琳。我希望这是一本朴素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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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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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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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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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谢泳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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