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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售歌谣的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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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做为英国现代印刷新闻业的先驱者，阿切尔很快遭到了享有许可专利的书商公会的控告，理由是他没有经过许可就报道了有关三十年战争的新闻。阿切尔据理力争，他认为：英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建立有关新闻业的许可与登记制度。为了“将这个印刷商与他的印刷机分开”，享有出版特权的书商公会并没有理会阿切尔的申辩，阿切尔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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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切尔的遭遇绝非偶然。虽然英国出版业的先驱卡克斯顿的印刷活动得到了英国几任国王的支持，但及至阿切尔，英国统治者对待印刷出版业的态度却早已经起了变化。在都铎王朝统治的16世纪，英国即已确立起一系列有关图书出版的登记、检查及特许制度。1530年，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颁布一项特许状：授予托马斯·希尔顿享有售卖廷代尔版《圣经》的专有权。亨利八世的此举揭开了英国印刷出版业特许制的序幕，也是英国国王管制印刷出版业，借以强化王权的开始。实际上，早在1528年，亨利八世就透露出控制印刷出版业的意图。当年，亨利八世一改此前历届国王鼓励外国人到英国创办印刷实业的政策，下令：不许外国出版商在英国设立新厂，现有印刷厂的学徒也不得超过两个人。在都铎王朝的历任统治者看来：印刷出版跟铸币一样，是国王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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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印刷出版业本身而言，在16世纪既是一项盈利事业，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由于购买纸张、建立印刷所、雇佣工人都需要大笔资金，对于印刷商来说，如果这种投资能够获得某种保护，可能会大大降低投资风险。如果能够有幸得到国王授予的出版特权，就等于获得保护，印刷商不仅会因此享有复制及销售的专有权，当权利被侵害时还能获得赔偿损害、罚款、扣押及没收侵权书籍等方面的补偿。对国王而言，提供这种特权保护一方面意味着奖赏那些较顺从的出版商；另一方面，则可以以现实的经济利益诱惑那些不太听话的出版商，并加以控制，可谓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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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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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出版商而言，获准在书上盖上“特许出版”印戳，意味着打通了谋求更大利润的通道。有些未获特权的出版商不惜仿冒国王特许状，“擅自”加盖。对此，亨利八世于1538年重申：销售图书须经国王批准；没有检察官的审查不得进口任何图书；每本书需印出印刷者、作者、译者及编者的姓名，否则将判监禁及没收财产。亨利八世颁发的这个法令标志着英国皇家特许制度的正式建立。皇家特许状把伦敦印刷业集中到了少数官方可以控制的印刷商手中。1543年，亨利八世又加大了对出版业的控制力度，首次规定了专门针对未经许可的印刷书籍的处罚措施：第一次发现将对出版商处以3个月监禁及10英镑罚款；第二次发现将没收财产并判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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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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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的女儿，绰号“血腥玛丽”的玛丽一世对待印刷出版也十分严格。在把行政命令与商业垄断结合起来实现管制目标这一点上，玛丽似乎比她父亲更加在行。1557年，应伦敦部分书商的请求，玛丽一世颁布王家特许状，设立了皇家特许出版公司。这是一家享有印刷出版特权的公司，只有经过女王特许的印刷商才能成为公司的会员，只有公司会员及女王特许之人才能从事印刷出版；所有书籍的出版也都必须在公司注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双赢”的举措。国王获得了管制“诽谤”、“恶意攻击”及异端言论的御用工具。享有独占专利的出版商则把管制非法出版物作为对国王恩惠的回报。因此，在整个16世纪，专利与特权始终是国王控制出版物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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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童贞女王伊丽莎白更是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独立出来，单独设为“星法庭”（星法庭因在威斯敏斯特宫的星室开庭而得名），成为政府实施出版管制政策的重要司法机构，也是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强有力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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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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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6年，星法庭颁布针对印刷出版活动的特别法令，法令规定：一切印刷品均须送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登记；伦敦市以外，除了牛津、剑桥大学，一律禁止印刷；印刷任何刊物均须事先请求许可；皇家特许出版公司有搜查、扣押、没收非法出版物及逮捕嫌疑犯的权力等等。对违犯者，除处以罚金、判处徒刑及肉刑外，甚至可以不经辩护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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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厉的管制下，英国的书籍贸易被严格地限制在一些官方可以控制的特权商人中间。通过与特许出版公司的合作，他们在17世纪初分别垄断了英语、爱尔兰语、拉丁语书籍及歌谣的出版及价格。剑桥大学出版的书籍的价格通常比特许出版公司的价格低很多，但却一直无法打入由特许出版公司所垄断的市场，直到1621年剑桥大学获得了王室许可，才得以进入壁垒森严的出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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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在出版制度上做了详尽的限制规定，但当时的这些制度确实如出版商阿切尔所争辩的那样，针对的都是普通图书，对于小册子、歌谣、历书等统治者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出版物以及新兴的印刷新闻出版物，政府并未明文限制其印刷。因此，在阿切尔看来，这些制度对新兴的印刷新闻出版物没有什么约束力。这是事实。阿切尔抓住这个制度漏洞，本以为能侥幸免于惩罚，但最终也没能逃脱一场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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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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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切尔被捕之后，一批有名望的出版商很快开始申请出版新闻书。经枢密院讨论，继图书出版之后，印刷新闻业也被纳入国王特许制度特权控制起来。1621年9月，经过国王特许，一个名字缩写为“N.B”的人，获准印刷、销售专门刊登国外战事的科兰特。在当年9月及10月两个月，N.B共出版了七种科兰特，每种都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报纸的忠实翻译。N.B的身份如今已不可考，或许是尼古拉斯·伯恩，或许是纳撒尼尔·巴特，还有可能是两人合作，共用这一名号，两人名字的缩写都是“N.B”（尼古拉斯·伯恩：Nicolas Bourne；纳撒尼尔·巴特：Nathaniel B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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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入乡随俗，科兰特也不例外。进入英国后，科兰特首先在外观上“变脸”：此前小两开的单张变成在英国更加流行的四开的书本式，每份通常从8页到24页不等，封面、书脊一应俱全；没有固定的刊名，一般根据报道内容临时确定名称，因此它们又被称为“新闻书”。在外观上，新闻书与现代报纸仍有较大差异，与现代报纸精炼的大字标题相比，新闻书的标题要繁冗得多，虽然它们都致力于用引人入胜的言词吸引读者；但在传播消息的功能上，新闻书与现代报纸则几乎没有差别。英国民众对三十年战争的关注丝毫不减，他们是新闻书最热情的购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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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N.B获得国王授权，但这种授权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荣耀”，善变而不稳固。在授予N.B出版特权的同时，政府也任命枢密院官员科廷顿负责审查每期新闻书。作为一名老外交官，科廷顿熟知大陆各国政治，凡是报道欧洲新闻的新闻书都必须先经他审查。科廷顿会毫不客气地删除所有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新闻报道；此外，他也不允许新闻书报道任何有关英国国内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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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英国政府禁止报道英国本国新闻，之前从荷兰进口的科兰特在选择新闻时也都小心翼翼。威塞勒的“科兰特”删除了原荷兰报纸上所有关于英国的新闻，包括有关詹姆斯一世对外政策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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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闻书的消息通常来自荷兰及德国的报纸，有时也会摘抄手写新闻信上的消息。新闻书的信息来源如此庞杂，专人整理就显得很有必要。最初，出版商身兼双职，既负责出版又负责信息的整理编辑，但也不会感到吃力。实际上，这些新闻在送交出版之时已经基本按类整理好了。出版商的任务只是在总体上把关，检查一下有无违背检查制度、不适合出版的新闻，重新编写新闻只是偶尔为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6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