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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信使》创刊于1643年8月，自创刊后，《英国信使》四分之三的篇幅都用于回复、诋毁《宫廷信使》，仅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报道新闻。《英国信使》刊发的文章出言粗野、刻薄而且直言不讳，在风格上与《宫廷信使》非常接近。这正是《英国信使》想要达到的效果：以毒攻毒，迎战《宫廷信使》。这种犀利的风格也成就了《英国信使》骄人的销量。《英国信使》问世后，很快就成为伦敦卖得最好的革命派刊物。据估计，仅在伦敦一地，《英国信使》的销量就达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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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信使》之所以能与精明的伯肯海德一较高下，其撰稿人奈德海姆功不可没。与伯肯海德一样，奈德海姆也是革命时期的报坛名人。奈德海姆是一个瘦高个，长了一个大大的令人过目不忘的鹰钩鼻子，两只穿了洞还经常摇荡着两个耳环的耳朵——如果这两个耳环没有送去当铺的话。此外，“高而憔悴”的奈德海姆似乎“总是弯着腰，逃离着人们的视线”。与他特征鲜明的五官相比，奈德海姆“卑劣粗俗”的谈吐才真正令人难忘。在时人的笔下，这个1620年出生于牛津一个绅士之家、毕业于牛津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臭名昭著的人生就一张“邪恶”的嘴，魔鬼曾用它对抗真理与上帝的思想。但流畅的语言与锐利的文风很快就使23岁开始涉足新闻业的奈德海姆成为《英国信使》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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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德海姆经常点名痛骂伯肯海德，并逐一批驳《宫廷信使》所刊登的对议会不利的故事。当《宫廷信使》关注下院议员数量少的情况时，《英国信使》就针锋相对地指出上院有18位议员，而下院则有160位议员；并反唇相讥地指出牛津议会简直是对代议制的嘲弄。《宫廷信使》刊登了一封来自议会军士兵妻子所写的读之令人感到痛苦的信件，《英国信使》就紧随其后刊登了一份来自保王党骑士的渎神的信。一年来，《英国信使》与《宫廷信使》你来我往，口诛笔伐，就像两个种子选手之间的一场网球赛，“绝不肯允许敌人方面占上风”。对大众而言，伯肯海德与奈德海姆之间无休止的论战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一场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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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肯海德的措辞不久就激怒了议会，1643年，议会通过出版许可法令，取缔了《宫廷信使》。但几个月之后，《宫廷信使》又秘密在伦敦重印并继续发行一直到1645年9月停刊。不仅如此，这两份在革命期间诞生的报纸的命运也一直深受革命及战场形势的影响。1644年7月，在克伦威尔的议会军大败保王军、取得马斯顿荒原战役的胜利后，国王查理一世翻盘取胜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了。但就在半年前，伯肯海德还充满自信地预言保王党将取胜，伦敦的新闻书将成为历史。尽管表现得咄咄逼人，但伯肯海德内心的不安还是隐约可见：1644年1月，在固执地否认了牛津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之后，伯肯海德也不得不把当年第二系列刊物的前六期由12页压缩为8页；从2月开始，伯肯海德还不得不逐月减少专门用于诋毁伦敦出版物的版面，增加直接支持保王党的版面；到了6月，伯肯海德两次直接出来辟谣，否认《宫廷信使》已停办或正苟延残喘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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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伯肯海德竭力否认，但《宫廷信使》确实已经是“英雄暮年”，在查理一世于1644年6月离开其大本营牛津后，《宫廷信使》上刊登的新闻的连贯性日益降低，已无力与伦敦争夺新闻中心的地位。尽管已是“风烛残年”，《宫廷信使》仍不停地散播着争论的种子。谣言、奇闻、争论、真相，凡是伯肯海德能得到的消息，一切皆可为之所用。从表面上看，《宫廷信使》仍然雄伟壮观，但实际上，裂痕已经自内而外出现了。1645年，《宫廷信使》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它所刊登的有关牛津的新闻以及保王党的新闻已经乏善可陈。在伦敦，《宫廷信使》越来越少见，《英国信使》索性宣称六便士一份的《宫廷信使》已寿终正寝。1644年11月23日至12月29日，《宫廷信使》确实停刊了。1645年前四个月，《宫廷信使》每月也只出一期；6月，《宫廷信使》连续两期没有出版，对此，伯肯海德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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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者的新模范军迫使我们两期连在一起出。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奥利弗·克伦威尔以及理查德·布朗都曾守在印刷所周围，直到他们离开后，《宫廷信使》才有可能获得少许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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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伯肯海德仍然“虚张声势”，他经常在版面上耍点小伎俩，比如把几期报纸的页码放在一起连续编号，以此表明不曾有过出版空档。但在保王党日薄西山之际，伯肯海德的做法已纯属徒劳，自身难保的《宫廷信使》也无力再为保王党挽回颓势。但在风格上，《宫廷信使》仍坚守阵地。1645年9月7日出版的最后一期《宫廷信使》与1643年1月的创刊号在风格上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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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宫廷信使》相反，从1645年春开始，《英国信使》的攻势，尤其是对国王查理的攻势则日渐猛烈、频繁。其中，《英国信使》在8月4日刊登的一篇题为《反对国王查理之呐喊》的文章最具有典型性。奈德海姆在文中大肆攻击查理一世，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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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年里，恣意妄为的国王迷失了方向，与议会越来越远；但如果任何人都能带来任何一则有关国王的消息，比如黑心、血淋淋的双手、充斥着破碎誓约的心灵；那么你很快就会知道那是他；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只要说说他的嘴就行。只要他开口说话（查理一世有些口吃），你就会知道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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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德海姆此番“放肆”的言行立即激起了上院的反应。《英国信使》的印刷商罗伯特·怀特被捕入狱。紧接着，一直担任书报审查官罗瑟威尔的副手、专门负责审查《英国信使》的奥德利也被收押。奈德海姆自然难逃厄运，乖乖地等候裁决。最终，此事以奈德海姆的一篇低声下气向上院承认自己工作失职的致歉词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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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年，在独立派的支持下，奈德海姆继续撰写《英国信使》，“胆大妄为”的作风丝毫未改。奈德海姆非但没有因上一次的教训而有所收敛，反而再次“越轨”。议会也不再容忍奈德海姆。1646年5月，议会以奈德海姆出版“挑拨两院关系的文章”为由将他逮捕入狱，而且禁止他以后撰写任何此类的小册子，还要承诺不再担任任何报纸的编辑。《英国信使》因此停刊。此后一年，奈德海姆专心经营药品生意，无心染指新闻业。《宫廷信使》与《英国信使》相继停刊后，伦敦新闻出版界暂时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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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坚定的立场，还经常扭曲报道新闻，但奈德海姆对英国早期新闻业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英国信使》所刊登的文章及其报道使格拉布街彰显了鲜明的个性，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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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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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主与出版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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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40年到1649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格拉布街赢得了短暂的出版自由，与格拉布街的几位先驱——巴特、阿切尔以及伯恩——出版的新闻刊物相比，在1640年至1650年这10年间出版的新闻书无论在内容还是发行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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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新闻内容的选择上，这一时期出版的新闻书打破了此前不准报道国内新闻的禁令，国内新闻成为各家刊物关注的重点；其次，在价格上，这一时期的新闻书每份售价为1便士或2便士。由于售价低廉，很多人都买得起。一名木旋工在日记中写道：“我家周围这些每周刊登新闻的小册子真是一些贼，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我的钱，我却丝毫未察觉。”据估计，这一时期每种新闻书的平均印刷量约为500份，几乎是科兰特的两倍。而有些畅销的新闻书甚至能卖出1500份。英国民众在内战时期形成了牢固的购买消息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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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闻书通常由一些被人们称为墨丘利女神的女性小贩沿街兜售。在希腊神话中，墨丘利是宙斯与女神迈亚所生的儿子，在奥林匹斯山担任宙斯和诸神的使者和传译。墨丘利头戴一顶插有双翅的帽子，脚穿飞行鞋，手握魔杖，行走如飞，精力充沛，是宙斯最忠实的信使，为宙斯传送消息，并完成宙斯交给他的各种任务。墨丘利一词因此被后人引申出“信使”之意。英国内战时期，人们便借用墨丘利一词并稍加改造，用“墨丘利女神”来称呼那些贩卖新闻书、传播消息的小贩。绰号“议会琼”的伊丽莎白·奥金是最有名的一位墨丘利女神。表面上，奥金只是一个贩卖新闻书的穷女人；实际上，奥金自己也编撰、印行新闻书。《宫廷侦查员》就是她众多产品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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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题上看，《宫廷侦查员》是一份典型的保王派刊物。奥金向顾客吹嘘：她的新闻书是在王室秘密印刷所印制的。这个广告引来很多人掏钱购买。回家后翻开报纸，读者们却大呼上当：除了对克伦威尔的赞扬，所谓的“王室信使”（《宫廷侦查员》的副标题）没有刊登任何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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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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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打碎了王权的桎梏，议会在为之欢呼的同时，却也为随之而来的格拉布街的混乱局面感到恐慌，出现这种局面绝非议会的初衷。为控制出版业，议会于1643年6月通过了《出版许可法》，恢复了特许制度；同时还成立了出版检查委员会，用以强化议会对出版物的预先审查。但在动荡的革命年代，这些出版控制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只是在1649年英国成立共和国之后，政府对出版业的控制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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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1649年宣布英国成立共和国之后，议会曾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限制任何反政府活动的出版管制法令，包括1649年1月至9月的军事管制、1649年9月20日发布并于1651年实施的出版法案、1653年1月7日的出版法案、1655年8月28日发布的出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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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发布的这些出版管制法令中，1649年9月20日通过的出版法案是自处死查理一世以来的管制出版业的最严厉的法令。这项法令几乎恢复了都铎王朝时期颁布的所有管制出版业的公告，并把反对政府的任何言论与活动统统列入了叛国罪。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所有的出版商都要缴纳300磅保证金；禁止任何诽谤性的出版物出版流通；扩大检察官的权力，撤回官方为所有周报所颁发的许可证；书商公会的成员掌握这项法令的执行权，由政府指派专员直接辅助书商公会执行法令；除了罚款，还可以向敢于违抗此令者施加任何政府赋予的压力。就像一记重锤，自这项法令出台后的一两周里，伦敦的新闻业就遭受重创，被狠狠地击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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