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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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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末，整个英国报业处于低谷，除了共和国政府准予出版的两份官方刊物《政治信使》与《公众情报员》之外，格拉布街呈现出一片死寂之势。做为官方刊物，《政治信使》与《公众情报员》是共和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两份刊物。《政治信使》大概发行了500期，《公众情报员》发行了100期。自诞生后，《政治信使》就恪守官方刊物的身份，很快成为政府最有力的喉舌。此外，《政治信使》还是17世纪在报道国外新闻方面做得最专业的周报，这要归功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格拉布街人奈德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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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曲折而漫长的英国革命一样，奈德海姆的命运也极富戏剧性。做为曾经的革命派刊物《英国信使》的宣传主力，奈德海姆后来又转投保王党。1649年，保王党作战失利，英国成立共和国之后，奈德海姆成了共和国的阶下囚。但在共和国的两位政府高官的出面力保之下，奈德海姆很快就被释放并顺势投靠了克伦威尔。虽然奈德海姆曾以“红鼻子”、“全能的鼻子”等戏谑之词调侃克伦威尔，但克伦威尔并不计较，反而允诺每年给奈德海姆100磅年金。无疑，奈德海姆是克伦威尔所能找到的最出色的宣传者。克伦威尔的礼遇令奈德海姆受宠若惊，他“很识相”地撰写小册子《英国共和制实例》，积极鼓吹共和，从此成为克伦威尔的御用写手，担任了两份官方刊物《政治信使》与《公众情报员》的编辑。奈德海姆在国外有两至三名联络员为他提供大量可靠的信息，这使《政治信使》成为17世纪在报道国外新闻方面做得最专业的周报。《公众情报员》则用法语讲述伦敦的新闻，无意间成了促进共和制在欧洲大陆传播的工具。除了创办刊物参与政治论战，奈德海姆也很有商业头脑。1657年，奈德海姆独自创办《公共广告人》，这是英国第一份以刊登广告为主的刊物。每条广告连续刊登四天，续登再付费，奈德海姆还因此被称为广告业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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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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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的沉寂一直持续到1650年早期。1650年，连政府也感觉官方出版物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完成宣传任务，为了获得舆论支持，政府暂时放松了对出版的严格控制，允许民间办报。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报纸有的维持了很长时间，有一些则是短命鬼，但无论存在时间长短，所有的报纸一律由递交了担保书的印刷商负责印刷。虽然这些报纸没有在特许出版公司登记注册，但事先也都经过了政府委员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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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夏，格拉布街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小阳春”：出版审查制度一度松弛。从1651年初到1652年末，经政府批准出版的报纸共计7种。从周一至周五，这7份报纸分别为《完整日记》、《每周情报员》、《完整陈述》、《议会进程》、《政治信使》、《完整进程》、《忠实的侦察员》。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报纸在数量上足以与几年前媲美，但在出版质量上，这些经政府许可的报纸就像穿着紧身衣，行动缺乏自由。但也因有政府撑腰，它们少有竞争者。从1650年6月到1651年底，只有8份亲政府报纸及2份保王派报纸敢与之竞争，而且这些竞争者都很短命，只出了2期就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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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议会及政府却并未放弃加强对格拉布街的控制，继1649年的法案之后，议会又于1653年通过法案，规定：除特许者外，其他人一律不许从事出版业；如有违反，作者罚款10磅，印刷者5磅，贩卖者2磅，进口商5磅，买者1磅，贩卖者送感化院；出版商租房子，必须事先经特许出版公司许可；购买印刷机要交保证金300磅。新法案公布后一个月就有42个印刷商被罚，所有非官方的新闻书都销声匿迹，甚至连官方报纸也处在搜查者的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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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年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之后，施行军事独裁，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管制出版业，克伦威尔甚至亲自插手书报检查，于1655年8月发布命令，任命三位高级官员执行检查任务。此命令发布后仅一个月，除了奈德海姆编撰的两份官方刊物外，所有官方及非官方的新闻书均遭查禁；报刊种类急剧下降，由1648年最高峰时的612种降至1657年的25种。皇家特许出版公司恢复特权，政府派专员指挥督察。格拉布街迅速萎缩，呈现一片凋敝之势，再次成了克伦威尔权力的牺牲品。直到1659年长期议会重新召开，格拉布街才再次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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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共和国时期执政者颁布的这些严厉的出版检查法令并不是偶然的。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647年9月20日，上院就曾收到一名军官递交的一封立场坚定、措辞机智的信，这名独立派军官在信中强烈要求恢复严厉的检查制度，他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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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秘密呈递了一些印刷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仅辱骂、诽谤军队，而且还辱骂整个王国。我期望将来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出版物能受到压制；……（如果议会感觉妥当）可以允许每周出版两至三份报纸，当然，这些报纸需要事先经过许可，还要盖上印花或者“许可出版”的字样；鉴于前任出版审查官马波特先生对工作及对议会、军队的忠诚，我不揣粗陋，期望他能官复原职，继续担任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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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院当时就接受了这名军官的建议。10天后，议会即通过了一个新法令管制出版业，马波特也走马上任，一直到1649年5月，始终担任出版业的总检察官。按照议会法令的规定，对违反此法令的编辑、印刷商、出版商及书商，检察官马波特不仅可以对他们处以罚款，还能对其施以刑事处罚；对于任何敢于在街头叫卖未获出版许可的小贩，检察官马波特则可以像对待流氓一样对其施以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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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马波特上任前，下院还曾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试图以此压制大量涌现的“辱骂诽谤”的小册子。与此前的这个委员会一样，议会此次的行动收效甚微，在1647、1648年，议会的新模范军再次调转枪口对准保王派，北向转战苏格兰，在这两年间，出版物的数量激增，据粗略统计，仅政论性的小册子就有2500份左右。但此时，克伦威尔距权力的巅峰已经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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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成立的共和国因为并没有实行与之配套的彻底的民主改革而遭到了平等派及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平等派领袖里尔本就于共和国成立当年发表小册子《粉碎英国的新枷锁》，尖锐地抨击共和国领导人只不过是新国王和新权贵；国务会议的将军只是独裁的工具。复辟势力也在此时伺机反扑。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都在积极利用包括小册子、报纸及图书等在内的舆论工具来积极争取群众，鼓吹出版自由。但此时真正掌握英国政权的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为巩固政权，限制反政府活动，颁布严厉的出版管制法令就成了最便利的手段。但是，虽然英国出版业在革命过程中出现了旧王朝检查制度死灰复燃的现象，但时代进步的脚步却不可阻挡。17世纪英国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已经对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短暂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已经在人民中间撒播下了反封建专制的种子，为17世纪末废除特许制打下了基础；其次，出版管制的权力已经从国王及其继任者手中转移到了议会手中；最后，星法庭的撤销使普通法院代替了特权法庭成为管制出版业的机构。尽管在克伦威尔统治期间共和国政府对出版业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些变化都为以后英国检查制度的废除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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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方的压制，活跃的格拉布街人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早在1642年，有人就在一本名为《充斥着小册子的印刷所》的小册子中对记者们品头论足，嘲笑他们“依靠才智谋生”。更有出言不逊者痛骂记者是一些“新闻贩子”、“除了笔之外一无所有的小人物，随时准备收集王国中肮脏的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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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玲珑的奈德海姆命运又如何呢？在护国主克伦威尔去世后，奈德海姆就丧失了年金，丢掉了两份官方刊物的管理权。但1659年长期议会重新召集后，奈德海姆又转向议会，反对查理二世复辟，他此前掌管的两份刊物也在当年8月恢复出版。1660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邀请的支持复辟的蒙克将军开始彻底清查奈德海姆，奈德海姆被迫逃往荷兰。同年4月，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复辟国王查理二世发表《布列达宣言》，大赦革命者。9月，在得到查理二世的宽恕后，奈德海姆回到英国。此后，奈德海姆从事药品生意，直到1678年去世。但据说在去世之前，奈德海姆还在撰写支持查理二世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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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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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许可法》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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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年，一个有关“天主教阴谋”的传言在英国不胫而走。据说：耶稣会4月24日在伦敦的“白马酒店”召开了会议，制定了刺杀查理二世的计划，而且打算在英国恢复天主教。此论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人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如果查理二世被刺杀，查理二世的弟弟、天主教徒詹姆斯将继承王位，这就意味着英国将恢复天主教。虽然后来事实证明“天主教阴谋”只是个别天主教徒的想象，但对于英国国教徒以及清教徒而言，这却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英国国内的局势也随之紧张起来。伴着“天主教阴谋”带来的惊慌与混乱，复辟王朝严格管制的新闻出版业却意外地赢得了短暂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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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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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要从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实行的一系列反动政策说起。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君主查理二世在上台后不久就背弃了在《布列达宣言》中作出的大赦革命分子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在于1662年颁布了《信仰一致法》，规定所有神职人员必须承认国教会、严禁传播清教著作、查办宣传非国教的其他宗教人员之后，查理二世又于当年10月颁布“制止出版诽谤、叛国和未经许可之图书和小册子”的法案，即《出版许可法》。1662年的《出版许可法》几乎恢复了星法庭在1637年发布的所有法令，并“重申国王对出版业的绝对特权”。而在此之前，一直跟随复辟功臣蒙克将军的亨利·穆德曼也已经取代奈德海姆成为官方记者并担任了新闻检察官，议会也下令禁止报道任何有关议会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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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年的《出版许可法》详尽而具体地对印刷出版活动做出了一系列限制规定，按照《出版许可法》的规定：所有从事图书进口的书商必须是书商公会的成员；大印刷业主的数量不得超过20个，所有印刷业主都必须住在伦敦；每个印刷业主必须雇佣至少一个熟练工，以防学徒期满的熟练工从事非法印刷；任何不服从业主管教的熟练工将处以三个月监禁的处罚；严禁进口英语书籍，外语书也只能在伦敦口岸进口；海关官员要扣押所有图书并等待大主教指定的检查员审查后方可放行；任何登有违反天主教信仰和国教会教义的异端、诽谤言论等的小册子，以及攻击政府官员的书报均在禁印和禁售之列；印刷者除了要在每一件印刷品上印出自己的名字之外，还必须告知作者的真实姓名；任何印刷品必须首先由议会指定的检察官或检查班子审查和认可，否则不予付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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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许可法》的贯彻执行主要依靠四种方式：国王及国务会议公布文告及命令；国务大臣负责监督；出版总监负责执行和协调工作；国务会议和书商公会负责指挥管理，并指导下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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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许可法》通过后，在国务大臣佩皮斯的眼中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学者”的新闻检察官穆德曼很快“失宠”。1663年，在《出版许可法》通过后不到一年，查理二世就任命罗杰·莱斯特兰奇取代穆德曼担任新一任王室新闻检查官及出版总监。有史以来最忠于职守的新闻检察官上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