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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妇女抵制咖啡馆的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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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人们看来，自己的丈夫喝了咖啡后，变得“像泥沼里的蛤蟆，不仅食污饮泥，而且还会毫无意义地胡思乱想，无休无止地喋喋不休”。她们担心男人们“为了一小杯邪恶的、浓稠的、污秽的、苦涩的、令人作呕的黑水浪费时间、破费钱财”；她们控诉咖啡“榨干他们身上的体液，使他们变成阉人，变成沙漠里萎蔫、干枯的野草莓……”。妇人们呼吁救救她们的丈夫！要求关闭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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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妇女的抗议正中国王查理二世的下怀。查理二世早就注意到一些清教徒妄图通过咖啡馆密谋反叛。在查理二世眼中，咖啡馆是“叛乱的温床”，早在1672年他就想取缔。而咖啡馆火爆的生意也早已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酒商与酒馆老板对咖啡馆咬牙切齿，急欲除之而后快。伦敦第一家咖啡馆的主人希腊人罗西就是被这些酒馆老板联合起来赶走的。一些医药学者及评论家也对人们嗜饮咖啡持反对态度。酒商、酒馆老板、医药学家以及妇女们的抗议给查理二世提供了很好的口实。1675年12月，查理二世不顾一些官员的反对，以“煽动暴乱的源头”、“懒人和无情者的地下根据地”为由，下令在1676年1月10日关闭英国境内的所有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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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一宣布，立刻引起全社会的反对。泡咖啡馆的男人们认为咖啡是健康饮料，他们还理直气壮地辩驳说：“咖啡馆是一所市民大学，在这里不仅能保持头脑清醒，幽默风趣，还能使我们更具男性魅力。”“对于那些想静下来沉思、不想发酒疯的绅士，咖啡是优雅的非酒精饮料。”咖啡馆的狂热爱好者、“罗塔俱乐部”成员、清教徒亨利·布兰特也出版了名为《为咖啡馆辩护》的小册子。亨利在书中列举了咖啡馆的诸多优点，他的观点与咖啡馆的男主顾们如出一辙，布兰特认为：咖啡馆花费少，在咖啡馆里只花上一两个便士就可以拥有两三个小时以上的幽静空间，可以享受暖炉带来的舒适温馨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可以潇洒地高谈阔论！除了咖啡馆之外，……年轻的绅士和店主到哪儿能找到比咖啡馆更好、更让人开心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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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发表一周以来，民众向查理二世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英国境内还因此事发生了动乱，甚至连最初抵制咖啡馆的妇女们最终也站出来反对关闭咖啡馆——她们害怕丈夫又回到从前酗酒的状态。查理二世的禁令很快变成了一纸空文。在禁令执行的前两天，查理二世被迫发布公告，取消了禁令，他无奈地写道：只要咖啡馆拒绝间谍及谋反者入内，就准许营业。虽然贵为君王，查理二世却也不得不在几粒小小的咖啡豆面前低头。在王权与民众的这场斗争中，代表民众的咖啡馆最终赢得胜利。据官方统计，到17世纪末，英国已有三千多家咖啡馆，而当时的英国人口也不过六十万人。到18世纪早期，仅伦敦一地大约已有两千家咖啡馆，到18世纪中叶，伦敦咖啡馆的数量已达三千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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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第一家咖啡馆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伴随着英国政治的逐渐稳定以及伦敦商业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商业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市民们在这里“阅读”报纸，不会读的人则听别人“朗读”，一种谈笑风生的自由气氛在咖啡馆中酝酿。“嘈杂的咖啡馆”成了英国市民文化的摇篮，而靠舞文弄墨维持生计的格拉布街文人则为英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营养和生长的条件。早在1667年，托马斯·乔丹就在《来自咖啡馆的新闻》里写到：“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儿的消息句句属实……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都在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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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内读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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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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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桌上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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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咖啡馆不仅是各种新闻的集散地，咖啡馆内的自由辩论还是当时许多刊物直接的消息来源，泡咖啡馆的各色人等则是诸如《闲谈者》与《旁观者》此类刊物最主要的读者。《闲谈者》的创办者艾迪逊曾明确指出：《闲谈者》主要针对“那些更多生活在咖啡馆，而不是他们的店铺里的富裕市民”。言外之意，《闲谈者》主要供关心公共事务的市民阅读。在轻松、愉悦而又开放的氛围中，这些道德文章教导民众、开启民智，在有意无意中承担了思想启蒙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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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闲谈者》的思想启蒙作用，斯蒂尔一开始似乎就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斯蒂尔曾在《闲谈者》的创刊号中阐述了他创办《闲谈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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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为英国的上流阶层所出版的报纸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某些地方也值得称赞，但这些报纸似乎并不符合这些叙述的主要目的，谨此我表达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些叙述应该主要供与政治有关的人阅读，这些人有很强的公共意识，他们留意国家事务而无暇顾及自身事务。当今，这些绅士中的大多数都饱含热情但才智稍逊，因此，（报纸）提供一些文章既是慷慨之举又是十分必要的。在读完这些文章之后，国民中有价值的而且受到良好影响的成员就可能被指导着去“思考什么”，这是我的报纸应该产生的结果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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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逊则把自己看成是风俗和道德的检察官，在他的主导下，《闲谈者》与《旁观者》致力于“揭穿生活中的骗术，扯下狡诈、虚荣和矫情的伪装，在我们的衣着、谈话和行为中提倡一种质朴无华的作风”。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阅读大众”自我启蒙的读物。正像艾迪逊在《旁观者》第十期中所说的：“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室、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桌、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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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逊还十分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他在布顿咖啡馆设有一个狮子头状的信箱，读者把信从狮子嘴里扔进去。读者来信每周刊登，题为“咆哮的狮子”。艾迪逊曾写道：“这个狮子头张着贪婪的大嘴。它吞下与我有通信来往的人送来的信件和报纸，它表明了我的决心，要对通过狮子头送到我手里的所有事务都给予特别的关心……不管这狮子吞下的是什么，我都会消化它们而为公众所用。”慢慢地，像艾迪逊这样的文人不再恪守奥古斯都古典文学繁冗的创作原则，而与日常生活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一种简单明快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也从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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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者》与《旁观者》侧重社会评论及文学评论，开创了一种随笔报刊模式，它们的成功吸引了众多模仿者。继《闲谈者》与《旁观者》之后，此类随笔性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像《低语》、《女闲谈者》、《漫步者》、《历史学家》、《检查员》、《隐士》、《朝圣者》、《教导者》、《流浪者》、《自由思想者》、《考察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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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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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刊物模仿《闲谈者》与《旁观者》，通常刊登一些风格不同的短小文章，涉及道德、文学，面向不同的社会群体。据相关统计：从斯蒂尔创办《闲谈者》，到1750年约翰逊博士出版《漫步者》，在这段时间内，英国社会上出现的这种随笔式报刊达106份，这个数字还仍然只是全部报刊数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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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闲谈者》与《观察者》存在的时间都不长（《闲谈者》在1711年停刊；1712年，《观察者》因印花税法案而夭折），但它们内容丰富，风格隽永，曾风行一时；它们侧重社会评论与文学评论，开创了随笔报刊的新模式。随着《闲谈者》与《旁观者》的流行，随笔及社论逐渐成为许多报纸的主要栏目。艾迪逊与斯蒂尔不仅激发了英国公众强烈的阅读欲望，还提升了他们的欣赏品味，培养了他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习惯。“闲谈者”与“旁观者”这两个名字就恰如“咖啡馆中聚众围坐侃侃而谈者口中所言，或举盏旁听颔首而笑者耳中所听”，令读者感到无比亲切。报纸与咖啡馆的联姻、融合，逐渐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在咖啡馆的广泛阅读，读者逐渐培养起批判的意识，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公众观念虽然“尚未真正出现，但已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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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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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加斯所绘“诗意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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