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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一个正式实行报刊津贴制度的政治家哈利，政府重臣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在出钱津贴报刊及报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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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哈利津贴笛福首先是出于笛福主动的恳请，那沃波尔津贴报人则是更加自觉的政府行为。沃波尔对报刊拥有的强大的舆论力量十分明了，津贴收买报刊成为他执政期间的一项重要政策。从1714年到1717年，从1721年到1742年，在沃波尔出任首相23年时间中，报刊津贴制度达到高峰，每年花费五万英镑。沃波尔算得上是在津贴报刊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英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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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津贴的对象主要是大权在握的报刊发行人，偶尔也会收买报刊撰稿人。《自由英国人》的撰稿人威廉·阿纳尔每年从财政部得津贴6000英镑，而对一个正常劳动力而言，每年收入20英镑就已经很幸运了。反对派刊物《匠人》（1731年7月31号）控诉：沃波尔每年花费20000英镑补贴政府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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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津贴的英国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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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不仅为拥护政府的报刊颁发津贴，而且给予各种便利，比如提供独家新闻、免费邮寄报刊等。《自由英国人》、《每日公报》等沃波尔政府的官报都享受免费邮寄、免费分发到咖啡馆的优惠；政府也乐意在这些报纸上刊登广告，给报纸带来一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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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津贴乐意为政府效劳的报刊，沃波尔政府还大力收买与政府唱反调的报刊，设法将它们纳入政府的新闻出版体制，《伦敦杂志》的转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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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一份名为《伦敦杂志》的刊物上刊登了一系列被人们称之为“卡图来信”的社论文章。“卡图来信”署名“卡图”，作者实际上是两位激进的辉格党人约翰·特伦查德与托马斯·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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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图来信”极力抨击以辉格党领袖沃波尔为首的“宫廷党”的政策，探讨了自由权利、代议制政府以及言论自由等问题。“卡图”认为：目前“辉格党”与“托利党”只是一对术语，它已经不代表任何实实在在的政治分歧。目前执政的只是一小撮辉格党人，其专横腐败比过去的托利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卡图”最后呼吁人们联合正直的托利党人，放弃支持腐败的辉格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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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第一任首相沃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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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图”的呼吁不禁令人心生疑问：就政治派别而言，沃波尔本人以及以沃波尔为首的政府均属于辉格党，“卡图来信”的两位作者也是辉格党成员。既然都属于辉格党，“卡图”为什么还要痛击同为辉格党代言人的沃波尔呢？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还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威廉三世继位后，英国两党在名称、内涵以及在政府中地位的一些微妙的演变。实际上，“卡图来信”正是以这些微妙的演变为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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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在位前期，英国不仅流行着“辉格党”与“托利党”的称呼，还有“宫廷党”与“地方党”的说法。光荣革命前后，“宫廷党”与“地方党”在内涵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宫廷党”与“地方党”几乎是“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同义词；光荣革命后，在是否拥戴威廉三世继承英国王位的问题上，“辉格党”与“托利党”内部发生分化，拥护威廉三世继承英国王位的被称为“宫廷辉格党”与“宫廷托利党”，有时简称“宫廷党”；持反对意见者则被称为“地方辉格党”与“地方托利党”，有时简称“地方党”。此时，“宫廷党”与“地方党”已俨然成了“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同义词，已经不再单纯分别代指“辉格党”与“托利党”了。只不过在“宫廷党”中，“辉格党”占多数，“托利党”只是少数；在“地方党”中，情况恰恰相反，“辉格党”占少数，“托利党”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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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死后，在汉诺威王朝统治期间，尤其是沃波尔政府执政期间，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政治地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是来自德意志的选帝侯，他本人对政党没有什么好感，甚至可以说十分厌恶党人。由于此前以哈利及柏林布鲁克为首的托利党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背弃了包括汉诺威在内的同盟者，首先与法国议和，致使这位好战的君主的计划泡汤，乔治一世便对托利党充满怨恨。而辉格党人由于历来主张限制王权，也引起了乔治一世的反感，他轻蔑地称辉格党人为“弑君者”。但是，出于巩固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的统治地位的考虑，乔治一世还是决定重用党人，尤其是支持汉诺威王朝继承大统的辉格党人。1714年，乔治一世刚继位，就不顾托利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的事实，任命成立了汉诺威王朝的第一届辉格党内阁。在这届内阁中，有一位身材矮胖，举止粗犷，说话操着浓重乡音，但在演讲时却能准确地抓住问题实质的人物，他就是时任政府财政大臣的罗伯特·沃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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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出身于一个家道富足的乡绅地主家庭，父亲是辉格党议员。沃波尔本人自1701年当选议员后，也开始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由于获得了王室的支持和信任，加上其出色的政治才能，沃波尔成为英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首相”。沃波尔前后两次担任“首相”，共计23年。在沃波尔任职期间，辉格党由于其对手托利党的衰败而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其中有的支持政府，有的则与政府对立，被称为反对派。沃波尔所倚重的除了几个辉格党团体之外，其他则主要是150到200名左右代表乡绅地主利益的非党派成员。沃波尔政府执政期间，英国政局整体稳定，但沃波尔为求得下院多数议员的支持，不惜利用掌管政府财政大权的条件收买拉拢议员，导致贿赂公行。时人以“秘密活动经费”为名称呼政府专门用来贿赂收买议员及选民的款项，仅这项用度每年就达4.5～10万英镑，历来为人所诟病。“腐败、专权”的沃波尔政府自然难逃像特伦查德及戈登这样的激进辉格党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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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图来信”引人入胜的文体吸引了大量读者，同时也激怒了沃波尔政府。在沃波尔的授意下，政府最终设法收购了《伦敦杂志》。之前作为一份反对派报纸，《伦敦杂志》的读者为数众多，每年的销量可达15000份，盈利960英镑。变成官报后，《伦敦杂志》每年最多可售出8000份，广告收入也减半，年盈利跌至124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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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杂志》被政府收购后，特伦查德与戈登相继辞职，“卡图来信”开始在《英国杂志》上登载。特伦查德死后，政府以要职肥缺贿赂戈登，授予他酒类许可证专员的职位，若接受这一职位，每年仅年金即可得300英镑。在利益诱惑面前，戈登接受贿赂，支持政府，《英国杂志》遂变为官报，由威廉·阿纳尔及马修·康卡恩主编。阿纳尔与康卡恩都是《每日新闻》的撰稿人。康卡恩还是接受了沃波尔“奖励”的报人，其“奖品”是西印度群岛高级律师。正如《格拉布街杂志》所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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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省或者说是格拉布街州，像瑞士的那些地方一样，从来没有与任何一方结成攻守联盟来争夺权力反对另一方；他们明智地保持中立。同时，他们中的成员随时准备为了高报酬而加入另一方，从来不问记者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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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杂志》的评论固然从某个角度道出了政治津贴制度下格拉布街并不为人所称道的一面，但是，此时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为自身的政治信念而写作？又有多少人因为各种需要而摆出某种政治姿态？想要正确评价政治津贴制度下的格拉布街，必须将其还原到历史的语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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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哈利、沃波尔为代表的英国政治家能成功地“收买”笛福及戈登，报刊津贴制度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除了笛福等格拉布街文人不幸的个人遭遇外，现实的制度因素同样不可忽视。这些制度因素包括17、18世纪日益松弛的出版检查制度、英国政党政治的繁荣以及格拉布街自身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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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自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对格拉布街的检查、控制逐渐放松。到1695年，议会直接废除了此前曾严厉执行的《出版许可法》。实际上，在正式废除之前，《出版许可法》执行起来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厉了。内战时期就曾在舆论战场上短兵相接的辉格与托利两党对舆论宣传的威力早已见怪不怪。时至今日，当年伯肯海德与奈德海姆之间激烈的论战似乎仍然历历在目。内战时期的出版检查制度虽因战事频繁并未得以切实有效地实施，但克伦威尔直接的军事管制以及复辟王朝报复性的反攻还是触痛了两党新闻从业者的神经，直至1695年议会正式废除《出版许可法》，格拉布街才真正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出版许可法》废除后，此前还遮遮掩掩，不敢公开露面的新刊物马上现身，仅一个月内，就有七种刊物问世。辉格党与托利党此时都直接参与创办党刊，为争取议会选举获胜造势。因此，这些报刊在问世之初就带有很强的政党倾向，例如明显亲辉格党的《空中邮报》、支持托利党人的《邮政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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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另一方面，这些刊物的实际生存状态令人堪忧。虽然早在17世纪，格拉布街就深谙刊登广告能增加收入之道，但一直到18世纪，报刊的广告收入仍然微不足道，报刊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仍然是其本身的销量。制约报纸销量提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技术条件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在18世纪，出版业在技术上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报纸的版面设计及印刷方法都仍然延用古老的手工印刷模式。笛福的《评论》就是在老式印刷机上手工印刷制作的。传统的印刷技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报刊大幅度提升刊物的印刷数量。在今天发行量达几百万份的报纸如果在18世纪则只能卖出几千份。此外，印刷新闻业的从业人员与以前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内战之前以及内战期间，印刷新闻的从业人员一般都身兼数职，往往既是书商，又是出版商、印刷商，有时还兼职编辑。更有一些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他们出于对印刷新闻的兴趣而投身这一行，他们往往具有多重身份。鼎鼎大名的奈德海姆曾干过医药，当过律师；伯肯海德曾经是教师；沃克曾是一名五金商，还当过牧师，就连笛福最初也没有想当一名专职记者，而是一心想要经商。几次商海浮沉之后，笛福才彻底转行，投身印刷新闻业，为政党利益作文鼓吹。而这种状况到了18世纪就有所改变，与之前相比格拉布街人的职业化水平明显提高，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专职的新闻从业者。一方面是只能获得有限收入的报刊以及格拉布街人日益提高的职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则是格拉布街的持续繁荣。从表面上，这种状况的存在有点不可思议，有限的收入何以维持新闻从业者的生活？何以维持长久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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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我们对18世纪英国的政局以及格拉布街自身的特性有一定的了解，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首先，就政治局势而言，政党政治繁荣是18世纪英国政局的一个鲜明特征。当时在英国政坛上，托利党与辉格党双方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一度呈现双方轮流执政的局面。此外，18世纪的英国虽然已经告别了血腥内战，但此时的英国政局仍不稳定。托利党与辉格党争权夺利的斗争在继续；国际局势的动荡也时常会波及英国政局；詹姆斯二世流亡海外的儿子对英国王位仍虎视眈眈；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问题再次提上日程，等等。由于托利党与辉格党两党在上述一些具体问题上时有分歧，口水战几乎从无间断，这也促使它们对格拉布街施以经济援手。两党此举的意图无非是想借用格拉布街所拥有的舆论宣传优势，为各自的主张呐喊助威，增加上台执政的砝码。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18世纪英国政党政治的繁荣就是维系格拉布街繁荣的重要经济纽带，为一定时期内格拉布街的发展提供了一片沃土。其次，就格拉布街自身而言，像我们前面讲过的，格拉布街的报刊多数在问世之初就带有很强的政党倾向，这是格拉布街报刊的一大特性，更为政党津贴报刊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两党的“慷慨解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格拉布街文人的生计问题，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一种政治家们心照不宣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报刊政治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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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许可法》废除了，为党派利益撰文鼓吹的报人也能获得政治津贴，但不论为哪个党派写作，格拉布街人都要冒一定的风险。在托利党人博林布鲁克眼中，政治上倾向于辉格党的格拉布街文人里德帕斯是一个“煽动性人物，文字诽谤的制造者，臭名昭著”。因撰文反对托利党政府与法国和谈，反对签订《乌特勒支和约》，里德帕斯被关入新门监狱，最终被迫逃往荷兰。塔钦也一直受到以严酷著称的杰弗雷斯法官的追查；塔钦的后继者——《空中邮报》的另一位作者——被指控诽谤安妮女王，被迫逃离英国。托利党文人同样有不幸者，查尔斯·莱斯利被迫逃离英国。除了政治迫害，格拉布街人还经常遭到暴力恐吓。塔钦的政敌常常威胁要狠狠地揍他一顿。1707年，政敌最终兑现“诺言”，塔钦遭到殴打，不久因伤重不治而亡。依托利党人斯威夫特之见：作为《考察家》的撰稿人，最好不要在夜间外出。笛福也曾收到匿名信，信中威胁要暗杀笛福，并派暴民推倒他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