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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死后，来自德意志的乔治入主英国，称乔治一世，开始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乔治一世重新启用辉格党人，哈利失势，笛福也审时度势，再度转变立场，转而支持辉格党。在1718年及1719年，笛福分别担任《白厅晚邮报》及《每日邮报》的主要撰稿人。随后几年，笛福又以“国外新闻翻译者”的身份为另一份同情托利党的刊物《周刊》撰稿。在为《周刊》撰稿期间，表面上，笛福是一个托利党人，但实际上，笛福一直在设法利用其影响削弱托利党人对辉格党政府的攻击，维护辉格党雇主的利益。但笛福的这项工作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他很快被辉格党人召回。里德曾在《周刊》中就此事做打油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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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老鼠定将从摇摇欲坠的房屋中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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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转而赞助另一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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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可怜的纳特身陷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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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白厅晚邮报》当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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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的“丹”是“丹尼尔”的昵称，这里指丹尼尔·笛福；“纳特”是“纳撒尼尔”的昵称，这里指纳撒尼尔·米斯特，《周刊》的创办者，这首打油诗生动地嘲弄了笛福在政治立场上的善变。笛福在政治立场上的反复无常为攻击他的人提供了口实。有些人嘲讽笛福，说他是一个肆无忌惮、恶魔般的记者；他的政敌则嘲笑他是“为金钱出卖灵魂的无耻之徒、大江湖骗子、御用工具，有一杆专门造谣中伤的笔，一张出言不逊的嘴，是为面包写作、靠诽谤过日子的文人”。就连笛福的传记作者，对于笛福的评价，也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笛福要么是一个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要么是一个蒙受无耻攻击、刚正不阿、矢志不移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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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言和中伤，笛福在生前虽然大部分时间一笑了之，但并不总是听之任之。必要的时候，他会拿起自己的笔，奋起反击。笛福犀利的笔锋、活泼的笔调、从不含糊其词的态度在他的回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有人攻击他为获利而写作时，笛福这样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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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为面包而写作确实是一种可耻的职业！……世界上的一切职业除了为面包之外还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出售、经营、手提、肩挑、屈尊、奉承、盖房、拆房、倒卖再倒卖，这一切要不是为了面包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航行、旅行、打仗和讲道，这些都为了什么呢？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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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面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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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个人经历，笛福也有颇多感慨：“我在苦难学校比在学院学到了更多哲学，比在讲道坛学到了更多神学；在监狱中，我弄清了一个道理：敞开的大门并不意味着存在自由，自由也并不能随意进出。我曾走过坎坷人世路，也曾走过康庄大道；不到半年时间，便见识过国王的议事室，也尝过新门土牢的滋味。”笛福与妻子共育有两男五女七个孩子。除了还债，笛福还要努力尽到一个丈夫、父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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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迫于生活的压力，像笛福这样的格拉布街文人如果不接受政府津贴，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撰写回报高，但风险也很大的反政府文章，因为反政府出版物往往拥有更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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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阿莫斯特是批评沃波尔政府的反对派刊物——《匠人》的重要撰稿人，但在阿莫斯特谋到这个职位之前，他曾试图谋求为政府写作但并没有成功。而拉尔夫·科特韦尔则先为批评辉格党的《匠人》撰稿，后来才成为辉格党官报《每日公报》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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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初期，格拉布街的经济来源比较有限，报纸的销量以及广告收入还不足以满足报刊的各项支出。来自政府的政治津贴一度成为报纸赖以为继的重要财源，而政府也倾向于用经济手段控制格拉布街。因此政府津贴制度在18世纪的英国大行其道。18世纪中期，报刊的销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从1710年的每周45000份上升为1756年的210000份。18世纪70年代，一份日销量达3000份的日报每年可刊载广告23000条，广告年盈利可达2000英镑。这极大地增强了格拉布街的独立性，津贴制度逐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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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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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商业化的弄潮儿——18世纪格拉布街文人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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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年3月，一个叫塞缪尔·约翰逊的年轻人从外郡来到了离格拉布街不远的圣约翰门。约翰逊是来伦敦讨生活的，虽然在此之前，约翰逊就对圣约翰门的名声早有耳闻，但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圣约翰门在约翰逊来说还是第一次。望着景仰已久的圣约翰门，约翰逊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回到住处后，约翰逊随即提笔用拉丁文作赞美诗一首，寄给了一个名叫爱德华·凯夫的人。凯夫是一份名为《绅士杂志》的刊物的创办者，虽然此次凯夫并没有接受约翰逊的稿件，但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是约翰逊的雇主。而凯夫所创办的《绅士杂志》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英国各地声名远播，引起了像约翰逊等有志于文字创作的年轻人极大的兴趣。《绅士杂志》的办公地点设在圣约翰门，这也是后来成为英国文学巨擘的约翰逊“满怀崇敬地仰视它（圣约翰门）”的缘由。实际上，《绅士杂志》与约翰逊的交汇代表的是18世纪英国文学商业化的大潮与这股潮流的弄潮儿——格拉布街文人——的风云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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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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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杂志》诞生于1731年，而早在1725年，笛福就曾这样感慨：“写作正成为英国商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书商是制造场主或雇主，众多作家、作者、抄写员以及所有舞文弄墨的人，都是受雇于这些制造厂主的工人。”笛福的观察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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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在18世纪中期前后迎来了发展的繁盛期。各种类型的刊物涌现，其中，有的涉及政治较多，有的文学性较强，还有的则兼容并包，各色文章杂陈。虽然性质各不相同，但这些刊物在用人上有一个共同点：大量雇佣格拉布街文人。创办于1727年的《常识》，创办于1730年的《格拉布街杂志》，创办于1731年的《绅士杂志》，创办于1732年的《每周杂录》，与《每周杂录》针锋相对、创办于1735年的《老辉格党人》，创办于1741年的《威斯敏斯特杂志》，创办于1743年的《古老英格兰》以及笛福与女婿亨利·贝克创办的《世界观众》都曾是格拉布街文人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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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的女婿亨利·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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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林总总的刊物中，《绅士杂志》尤为惹眼。《绅士杂志》是英国第一份在刊名中明确使用“杂志”一词的刊物。这份刊物包罗万象，上至评论文章、新闻摘要、诗歌、散文，下至出生通告、结婚通告、讣告以及新书目录等不一而足，内容之丰富完全与名字相吻合，绝对称得上是一本真正的杂志。此外，《绅士杂志》关注家庭生活、社会改良及民众娱乐，也经常影射时政，雅俗共赏，在读者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18世纪中期报刊的月发行量普遍维持在两三千份的情况下，《绅士杂志》的发行量则接近一万份，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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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杂志》的成功与其创办者爱德华·凯夫的经营息息相关。凯夫是一个很有头脑的生意人。22岁时，凯夫就在诺维奇经营一家印刷所并出版周报《诺维奇公报》。繁荣的格拉布街使凯夫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创办一份内容广博、包罗万象的刊物。为此，凯夫曾多方游说，希望能找到合伙人。但不幸的是，没人对凯夫的想法感兴趣。不甘心就此止步，凯夫破釜沉舟，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独自创办了《绅士杂志》。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凯夫精心经营着《绅士杂志》，据说，他几乎很少离开设在克拉肯维尔区圣约翰门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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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引读者、提高销量，凯夫在这份刊物上刊登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任何文章。凭借凯夫在各郡构筑的书商合约网，《绅士杂志》的销量十分可观。乡下的读者每周只需花两便士，每月只需花六便士，就能阅读十二篇左右评论文章。《绅士杂志》在伦敦及外郡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来自利奇菲尔德的塞缪尔·约翰逊第一次造访伦敦时，曾“满怀崇敬地仰视它（圣约翰门）”。实际上，《绅士杂志》不仅吸引了约翰逊，很多有志于创作的人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借《绅士杂志》的宝地一展拳脚。由于内容驳杂，《绅士杂志》确实需要很多不同类型的稿件，这为生活艰难的格拉布街文人提供了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绅士杂志》因此成为众多格拉布街人投稿的乐园。《格拉布街杂志》为此曾以讽刺的口吻称凯夫为“格拉布街的首席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