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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克拉肯维尔区的圣约翰门，《绅士杂志》创办与经营者凯夫办公室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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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文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一般而言，格拉布街文人普遍受过教育，而且大都来自外郡，但一心想凭自身努力在伦敦打开一片天地；他们热衷于创作，除了手上的笔，别无其他谋生工具；他们生活困顿，虽然他们之中不乏伟大人物，但大多数人在生前都籍籍无名；他们蜗居在格拉布街的阁楼，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格拉布街文人。生活困顿似乎是格拉布街文人的宿命，写作则是格拉布街文人赖以摆脱悲惨命运的寄托。格拉布街文人又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与英国18世纪文学商业化的浪潮相伴而生，他们的创作因此显得不那么单纯，而注定与市场、与金钱交织在一起。这种状况既开创了英国18世纪文学创作的新纪元，同时又为人所诟病，成为格拉布街文人生命中永远的痛楚和擦不掉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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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创办《绅士杂志》之前，补鞋匠的儿子凯夫也曾是格拉布街文人中的一员。凯夫曾在伦敦从事过各种文学雇佣工作，他担任过米斯特《周刊》的抄写员，还在邮局拥有一份工作。利用职位之便，凯夫为乡下的报纸提供来自伦敦的消息，为伦敦报纸提供来自地方报纸的文章。据印刷商约翰·尼古拉斯回忆：凯夫每周以一畿尼的价格向一名伦敦记者提供来自地方报纸的信息。最终，凯夫积攒了足够的资金，买下了一所印刷所，在圣约翰门设立了办公室，并出版了很多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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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夫创办的《绅士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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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夫是幸运的，但他手下的格拉布街文人却并不都像他那么幸运。《绅士杂志》创办前后，伦敦大约有一百余名男男女女的格拉布街文人几乎完全靠摇笔杆子谋生。与当今数量庞大的“漂”在城市的外乡人比起来，100这个数字确实很渺小，但18世纪的伦敦文学市场也刚刚起步，读者数量无法与今天同日而语。两相对比，100就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数目。过多的文学从业者的涌入，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承载能力。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些来自外乡的寻梦人碰得头破血流，很快就意识到伦敦并非传说中的天堂。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先收起梦想，从事时人看来不入流的工作。受雇的记者、报纸撰稿人以及“文学苦力”往往是格拉布街文人工作的首选，但也是无奈之选。在格拉布街逼仄的阁楼里，他们编写目录、校对文稿、编撰字典、翻译并写一些应景诗歌。格拉布街文人没有富裕的“赞助人”资助，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他们完全为生计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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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眼中，来自爱尔兰都柏林的格拉布街文人塞谬尔·波伊斯“没有诚信，声名狼藉”，是一个文学万事通。这个文学圈的边缘人物一生中穷困潦倒，父亲去世前一直靠父亲资助。父亲死后，波伊斯失去了生活来源。两年后波伊斯前往爱丁堡碰运气。在爱丁堡期间，波伊斯创作的诗歌博得了一些贵族的赞赏，依靠赞助人的资助，波伊斯勉强维生。1731年，波伊斯的一卷诗集使他声名鹊起，一位公爵夫人推荐他到爱丁堡海关就职。启程当天阴雨连绵，自由惯了的波伊斯因此耽误了行程，就此放弃。1737年，波伊斯来到伦敦，靠为报刊写诗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在最窘迫的时候，波伊斯甚至没有出门穿的衣服，只能裹着一床挖了两个洞的毯子坐在床上，而毯子上的洞刚好可以伸出他握笔疾书的手。在迫不得已必须外出的时候，波伊斯就穿上自己设计的衬衫：把白纸剪成纸片，分别绕在手腕上、脖子上。由于实在没有体面的衣服，波伊斯便常常以这样的装扮出门会客，与书商们洽谈文学“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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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伊斯经常写信向凯夫求助：“先生，昨天我已写信向您说明了我目前糟糕的情形。每时每刻都有人威胁要把我从这里（杂货商巷的Spunging-house房子）赶出去，因为我已经没钱支付两天前的房租了，而这里一般要求预支房租，……我希望您会好心送我半个畿尼帮我度过难关，直到我完成手头上您预约的文章……自从周二晚上来到这里我就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讨债的人会随时脱下我的大衣拿去抵债，如果真是这样，我只能赤条条地进监狱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恭候您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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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伊斯的窘境凯夫完全看在眼里，但精明的凯夫在商言商。凯夫把这种窘迫作为与波伊斯讨价还价的砝码。以波伊斯的贫穷为赌注，凯夫坚持以“一个长百行”为标准单位付酬。所谓“长百行”，其实就是要求诗人在原来的100行的标准之外多写10行或者20行，但多写的部分不支付任何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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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虽穷困潦倒，但波伊斯写得一手好诗。1741年到1743年期间，波伊斯经常用“Y”或者“Alceus”的笔名在《绅士杂志》上发表诗歌，翻译稿件，凯夫则以一百行为单位购买波伊斯的诗歌。《绅士杂志》刊载了波伊斯创作的大量诗歌，但这些诗歌并非专门为《绅士杂志》而写，其中的很多首诗早在波伊斯结识凯夫之前就已经完稿。波伊斯自然也不会一稿专投，他曾把这些诗寄给了任何可能付给他稿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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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伊斯一生中创作颇丰，留存于世的共有六卷诗文。波伊斯曾以每行三便士的稿酬把英国文学家乔叟的作品引入现代英语，使之现代化。18世纪的英国文学家菲尔丁对波伊斯的《天神》称赞有加，并在《汤姆·琼斯》一书中引用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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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波伊斯有着相同际遇的格拉布街文人还有很多，除了我们熟知的笛福，约翰·邓顿、耐华德以及汤姆·布朗都是“17、18世纪转折时期伟大的格拉布街人物”。自1696年创办《佩加索斯》，邓顿还接连创办了多家刊物，其中既有每周发行三次的报纸，也有月刊及各种指南，当然，其中也不乏在我们看来品味低下的妓院指南，但在西方，如不从道德方面考虑，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邓顿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创立的“问题专栏”，在17世纪未出版的《雅典信使》中，邓顿曾在这一专栏中，刊登了回答读者问题的答案，开创了编读往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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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文学商业化的大潮中，格拉布街文人按劳动量领取薪酬，计酬标准就是他们创作的诗歌行数或者所写文章的长短。他们是商业化了的作家、记者。书商强有力地支配着这些无名的作家，他们沦为书商的雇工。为了维持生计，不管稿费几何，格拉布街文人只能接受。格拉布街文人中的一员理查德·萨维奇曾写过一篇近乎自传的《供租的作者》，在文中，萨维奇用生动而又自嘲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格拉布街文人与书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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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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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柯尔，18世纪英国的一个出版商）控制了我，为我提供了几个月的伙食，让我呆在顶楼上重操旧日的苦力活。他让我以蒲柏或者斯威夫特的名义胡乱编造淫秽与渎神的文章。我有时是盖伊先生，有时又是伯纳特或者艾迪逊。我删减历史与游记，翻译根本不存在的法语书，而且擅长为旧书寻觅新的书名……。总而言之，我是一个理想的城镇作者：我憎恨人类，但有时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我很穷，……但我很自豪；看起来与之矛盾的是，当涉及到文学共和国的福利，也就是我自身的利益时，我也绝不会固守低劣的行为，这看起来还真是个矛盾。我的笔像瑞士人的剑或者律师的辩论一样，随时听候金钱的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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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顿创办的《雅典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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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文学界最底层、生活朝不保夕的格拉布街文人还要时常面对成功人士的讥嘲。曾遭到蒲柏嘲讽的格拉布街文人耐华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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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妓女十分相似……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臭名昭著的下贱的、写小册子的工作，答案就是：暗淡的命运导致的不幸境遇逼着我们干这一行来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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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逊看来：“他们（格拉布街文人）是贫困且默默无闻的一族，普通人不能理解他们的用处；他们生前未获承认，死后无人同情；他们长期遭受侮辱却没有辩护者，遭受别人不公正的指责却没有人向他们道歉。”身为格拉布街文人的邓顿对自己不稳定的生活也深有感触，他曾力劝行外人不要梦想靠写作谋生：“当我看到一个有才华的人仅打算当一个诗人……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入错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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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布街文人中，为数众多的记者是不可忽视的群体。这些记者看上去像是一些游荡在喧嚣街头的“闲逛者”，实际上他们是在为报纸打探各种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