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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眼中，来自爱尔兰都柏林的格拉布街文人塞谬尔·波伊斯“没有诚信，声名狼藉”，是一个文学万事通。这个文学圈的边缘人物一生中穷困潦倒，父亲去世前一直靠父亲资助。父亲死后，波伊斯失去了生活来源。两年后波伊斯前往爱丁堡碰运气。在爱丁堡期间，波伊斯创作的诗歌博得了一些贵族的赞赏，依靠赞助人的资助，波伊斯勉强维生。1731年，波伊斯的一卷诗集使他声名鹊起，一位公爵夫人推荐他到爱丁堡海关就职。启程当天阴雨连绵，自由惯了的波伊斯因此耽误了行程，就此放弃。1737年，波伊斯来到伦敦，靠为报刊写诗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在最窘迫的时候，波伊斯甚至没有出门穿的衣服，只能裹着一床挖了两个洞的毯子坐在床上，而毯子上的洞刚好可以伸出他握笔疾书的手。在迫不得已必须外出的时候，波伊斯就穿上自己设计的衬衫：把白纸剪成纸片，分别绕在手腕上、脖子上。由于实在没有体面的衣服，波伊斯便常常以这样的装扮出门会客，与书商们洽谈文学“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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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伊斯经常写信向凯夫求助：“先生，昨天我已写信向您说明了我目前糟糕的情形。每时每刻都有人威胁要把我从这里（杂货商巷的Spunging-house房子）赶出去，因为我已经没钱支付两天前的房租了，而这里一般要求预支房租，……我希望您会好心送我半个畿尼帮我度过难关，直到我完成手头上您预约的文章……自从周二晚上来到这里我就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讨债的人会随时脱下我的大衣拿去抵债，如果真是这样，我只能赤条条地进监狱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恭候您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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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伊斯的窘境凯夫完全看在眼里，但精明的凯夫在商言商。凯夫把这种窘迫作为与波伊斯讨价还价的砝码。以波伊斯的贫穷为赌注，凯夫坚持以“一个长百行”为标准单位付酬。所谓“长百行”，其实就是要求诗人在原来的100行的标准之外多写10行或者20行，但多写的部分不支付任何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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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虽穷困潦倒，但波伊斯写得一手好诗。1741年到1743年期间，波伊斯经常用“Y”或者“Alceus”的笔名在《绅士杂志》上发表诗歌，翻译稿件，凯夫则以一百行为单位购买波伊斯的诗歌。《绅士杂志》刊载了波伊斯创作的大量诗歌，但这些诗歌并非专门为《绅士杂志》而写，其中的很多首诗早在波伊斯结识凯夫之前就已经完稿。波伊斯自然也不会一稿专投，他曾把这些诗寄给了任何可能付给他稿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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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伊斯一生中创作颇丰，留存于世的共有六卷诗文。波伊斯曾以每行三便士的稿酬把英国文学家乔叟的作品引入现代英语，使之现代化。18世纪的英国文学家菲尔丁对波伊斯的《天神》称赞有加，并在《汤姆·琼斯》一书中引用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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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波伊斯有着相同际遇的格拉布街文人还有很多，除了我们熟知的笛福，约翰·邓顿、耐华德以及汤姆·布朗都是“17、18世纪转折时期伟大的格拉布街人物”。自1696年创办《佩加索斯》，邓顿还接连创办了多家刊物，其中既有每周发行三次的报纸，也有月刊及各种指南，当然，其中也不乏在我们看来品味低下的妓院指南，但在西方，如不从道德方面考虑，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邓顿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创立的“问题专栏”，在17世纪未出版的《雅典信使》中，邓顿曾在这一专栏中，刊登了回答读者问题的答案，开创了编读往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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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文学商业化的大潮中，格拉布街文人按劳动量领取薪酬，计酬标准就是他们创作的诗歌行数或者所写文章的长短。他们是商业化了的作家、记者。书商强有力地支配着这些无名的作家，他们沦为书商的雇工。为了维持生计，不管稿费几何，格拉布街文人只能接受。格拉布街文人中的一员理查德·萨维奇曾写过一篇近乎自传的《供租的作者》，在文中，萨维奇用生动而又自嘲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格拉布街文人与书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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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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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柯尔，18世纪英国的一个出版商）控制了我，为我提供了几个月的伙食，让我呆在顶楼上重操旧日的苦力活。他让我以蒲柏或者斯威夫特的名义胡乱编造淫秽与渎神的文章。我有时是盖伊先生，有时又是伯纳特或者艾迪逊。我删减历史与游记，翻译根本不存在的法语书，而且擅长为旧书寻觅新的书名……。总而言之，我是一个理想的城镇作者：我憎恨人类，但有时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我很穷，……但我很自豪；看起来与之矛盾的是，当涉及到文学共和国的福利，也就是我自身的利益时，我也绝不会固守低劣的行为，这看起来还真是个矛盾。我的笔像瑞士人的剑或者律师的辩论一样，随时听候金钱的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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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顿创办的《雅典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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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文学界最底层、生活朝不保夕的格拉布街文人还要时常面对成功人士的讥嘲。曾遭到蒲柏嘲讽的格拉布街文人耐华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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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妓女十分相似……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臭名昭著的下贱的、写小册子的工作，答案就是：暗淡的命运导致的不幸境遇逼着我们干这一行来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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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逊看来：“他们（格拉布街文人）是贫困且默默无闻的一族，普通人不能理解他们的用处；他们生前未获承认，死后无人同情；他们长期遭受侮辱却没有辩护者，遭受别人不公正的指责却没有人向他们道歉。”身为格拉布街文人的邓顿对自己不稳定的生活也深有感触，他曾力劝行外人不要梦想靠写作谋生：“当我看到一个有才华的人仅打算当一个诗人……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入错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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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布街文人中，为数众多的记者是不可忽视的群体。这些记者看上去像是一些游荡在喧嚣街头的“闲逛者”，实际上他们是在为报纸打探各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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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严格控制信息传播，在18世纪早期，新闻出版物获取消息的来源十分有限。开始时，格拉布街主要依靠《伦敦公报》等官方报纸，以及欧洲大陆的报纸提供新闻信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可以得到这两个信息渠道提供的消息。当时的出版界也还没有版权保护的意识，不同的报纸之间互相抄袭的现象普遍存在。正如约翰逊所见：“（报纸）在晚间讲早报上的故事，第二天早上又讲述头天晚间讲的故事。”“新闻”不新，似乎变成“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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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某家报纸想吸引读者的眼球，就需要刊登独家新闻或者与众不同的新闻。这也意味着这家报纸必须独辟蹊径，开拓与众不同的消息渠道。因此，报纸越来越依赖来自非官方的消息。各家报刊纷纷派出记者，收集咖啡馆、旅馆中晚间传播的各种闲言碎语、谣言以及从战场归来的士兵讲的故事。这些消息极大地丰富了报纸的内容，但这些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也常常令人怀疑。正如18世纪深受读者欢迎的随笔式刊物《旁观者》的创办人之一艾迪逊所评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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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富有创造性的兄弟会——我指的是大不列颠的新闻记者，不论是《邮政人》还是《邮政男仆》，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无名小卒——比士兵们更英勇，兄弟会攻占了更多的城镇，打响了更多战斗。当我们的军队按兵不动之时，兄弟会在组织小规模战斗；当围攻者悄无声息地呆在战壕里时，兄弟会却正发起多处攻击；几周前，在我们的将军们攻城掠地之前，兄弟会就已经封我们为几个坚固城镇的首领；当我们伟大的长官满足于合战的结果时，兄弟会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尤金亲王杀死上千人的地方，博耶（一名格拉布街文人）杀死了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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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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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报道与实际情况之间不符，或许也是格拉布街文人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18世纪初期，政府对消息的控制仍然相对严格，有些信息是不允许民间报纸报道的。市民关心的英国议会新闻就在严禁报道的新闻之列。在缺乏确切的官方消息的情况下，格拉布街的记者们就要各显神通，从各种渠道获取一手、二手甚至是几手消息，这不可避免地使消息的准确性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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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很多人眼中，记者是最典型的“唯利是图的雇佣文人”。受雇于凯夫的格思里就是一个“愿意为钱写任何东西”的人。殊不知，记者之所以会给人留下这种“唯利是图”的印象，一定程度上是与现代报业自身的特点相关的。受雇于报刊的记者为报刊提供消息；报刊则为他们提供一份相对稳定而且可以较快到手、也更加易于衡量的收入。今天，人们对这样的交易习以为常，视之为市场的常态，但在商业化大潮刚刚出现浪涌的18世纪，这桩公平交易却要遭受世人的菲薄，不能不说是格拉布街文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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