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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面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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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个人经历，笛福也有颇多感慨：“我在苦难学校比在学院学到了更多哲学，比在讲道坛学到了更多神学；在监狱中，我弄清了一个道理：敞开的大门并不意味着存在自由，自由也并不能随意进出。我曾走过坎坷人世路，也曾走过康庄大道；不到半年时间，便见识过国王的议事室，也尝过新门土牢的滋味。”笛福与妻子共育有两男五女七个孩子。除了还债，笛福还要努力尽到一个丈夫、父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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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迫于生活的压力，像笛福这样的格拉布街文人如果不接受政府津贴，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撰写回报高，但风险也很大的反政府文章，因为反政府出版物往往拥有更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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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阿莫斯特是批评沃波尔政府的反对派刊物——《匠人》的重要撰稿人，但在阿莫斯特谋到这个职位之前，他曾试图谋求为政府写作但并没有成功。而拉尔夫·科特韦尔则先为批评辉格党的《匠人》撰稿，后来才成为辉格党官报《每日公报》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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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初期，格拉布街的经济来源比较有限，报纸的销量以及广告收入还不足以满足报刊的各项支出。来自政府的政治津贴一度成为报纸赖以为继的重要财源，而政府也倾向于用经济手段控制格拉布街。因此政府津贴制度在18世纪的英国大行其道。18世纪中期，报刊的销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从1710年的每周45000份上升为1756年的210000份。18世纪70年代，一份日销量达3000份的日报每年可刊载广告23000条，广告年盈利可达2000英镑。这极大地增强了格拉布街的独立性，津贴制度逐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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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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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商业化的弄潮儿——18世纪格拉布街文人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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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年3月，一个叫塞缪尔·约翰逊的年轻人从外郡来到了离格拉布街不远的圣约翰门。约翰逊是来伦敦讨生活的，虽然在此之前，约翰逊就对圣约翰门的名声早有耳闻，但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圣约翰门在约翰逊来说还是第一次。望着景仰已久的圣约翰门，约翰逊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回到住处后，约翰逊随即提笔用拉丁文作赞美诗一首，寄给了一个名叫爱德华·凯夫的人。凯夫是一份名为《绅士杂志》的刊物的创办者，虽然此次凯夫并没有接受约翰逊的稿件，但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是约翰逊的雇主。而凯夫所创办的《绅士杂志》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英国各地声名远播，引起了像约翰逊等有志于文字创作的年轻人极大的兴趣。《绅士杂志》的办公地点设在圣约翰门，这也是后来成为英国文学巨擘的约翰逊“满怀崇敬地仰视它（圣约翰门）”的缘由。实际上，《绅士杂志》与约翰逊的交汇代表的是18世纪英国文学商业化的大潮与这股潮流的弄潮儿——格拉布街文人——的风云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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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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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杂志》诞生于1731年，而早在1725年，笛福就曾这样感慨：“写作正成为英国商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书商是制造场主或雇主，众多作家、作者、抄写员以及所有舞文弄墨的人，都是受雇于这些制造厂主的工人。”笛福的观察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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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在18世纪中期前后迎来了发展的繁盛期。各种类型的刊物涌现，其中，有的涉及政治较多，有的文学性较强，还有的则兼容并包，各色文章杂陈。虽然性质各不相同，但这些刊物在用人上有一个共同点：大量雇佣格拉布街文人。创办于1727年的《常识》，创办于1730年的《格拉布街杂志》，创办于1731年的《绅士杂志》，创办于1732年的《每周杂录》，与《每周杂录》针锋相对、创办于1735年的《老辉格党人》，创办于1741年的《威斯敏斯特杂志》，创办于1743年的《古老英格兰》以及笛福与女婿亨利·贝克创办的《世界观众》都曾是格拉布街文人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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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的女婿亨利·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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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林总总的刊物中，《绅士杂志》尤为惹眼。《绅士杂志》是英国第一份在刊名中明确使用“杂志”一词的刊物。这份刊物包罗万象，上至评论文章、新闻摘要、诗歌、散文，下至出生通告、结婚通告、讣告以及新书目录等不一而足，内容之丰富完全与名字相吻合，绝对称得上是一本真正的杂志。此外，《绅士杂志》关注家庭生活、社会改良及民众娱乐，也经常影射时政，雅俗共赏，在读者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18世纪中期报刊的月发行量普遍维持在两三千份的情况下，《绅士杂志》的发行量则接近一万份，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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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杂志》的成功与其创办者爱德华·凯夫的经营息息相关。凯夫是一个很有头脑的生意人。22岁时，凯夫就在诺维奇经营一家印刷所并出版周报《诺维奇公报》。繁荣的格拉布街使凯夫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创办一份内容广博、包罗万象的刊物。为此，凯夫曾多方游说，希望能找到合伙人。但不幸的是，没人对凯夫的想法感兴趣。不甘心就此止步，凯夫破釜沉舟，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独自创办了《绅士杂志》。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凯夫精心经营着《绅士杂志》，据说，他几乎很少离开设在克拉肯维尔区圣约翰门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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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引读者、提高销量，凯夫在这份刊物上刊登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任何文章。凭借凯夫在各郡构筑的书商合约网，《绅士杂志》的销量十分可观。乡下的读者每周只需花两便士，每月只需花六便士，就能阅读十二篇左右评论文章。《绅士杂志》在伦敦及外郡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来自利奇菲尔德的塞缪尔·约翰逊第一次造访伦敦时，曾“满怀崇敬地仰视它（圣约翰门）”。实际上，《绅士杂志》不仅吸引了约翰逊，很多有志于创作的人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借《绅士杂志》的宝地一展拳脚。由于内容驳杂，《绅士杂志》确实需要很多不同类型的稿件，这为生活艰难的格拉布街文人提供了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绅士杂志》因此成为众多格拉布街人投稿的乐园。《格拉布街杂志》为此曾以讽刺的口吻称凯夫为“格拉布街的首席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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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克拉肯维尔区的圣约翰门，《绅士杂志》创办与经营者凯夫办公室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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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文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一般而言，格拉布街文人普遍受过教育，而且大都来自外郡，但一心想凭自身努力在伦敦打开一片天地；他们热衷于创作，除了手上的笔，别无其他谋生工具；他们生活困顿，虽然他们之中不乏伟大人物，但大多数人在生前都籍籍无名；他们蜗居在格拉布街的阁楼，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格拉布街文人。生活困顿似乎是格拉布街文人的宿命，写作则是格拉布街文人赖以摆脱悲惨命运的寄托。格拉布街文人又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与英国18世纪文学商业化的浪潮相伴而生，他们的创作因此显得不那么单纯，而注定与市场、与金钱交织在一起。这种状况既开创了英国18世纪文学创作的新纪元，同时又为人所诟病，成为格拉布街文人生命中永远的痛楚和擦不掉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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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创办《绅士杂志》之前，补鞋匠的儿子凯夫也曾是格拉布街文人中的一员。凯夫曾在伦敦从事过各种文学雇佣工作，他担任过米斯特《周刊》的抄写员，还在邮局拥有一份工作。利用职位之便，凯夫为乡下的报纸提供来自伦敦的消息，为伦敦报纸提供来自地方报纸的文章。据印刷商约翰·尼古拉斯回忆：凯夫每周以一畿尼的价格向一名伦敦记者提供来自地方报纸的信息。最终，凯夫积攒了足够的资金，买下了一所印刷所，在圣约翰门设立了办公室，并出版了很多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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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夫创办的《绅士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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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夫是幸运的，但他手下的格拉布街文人却并不都像他那么幸运。《绅士杂志》创办前后，伦敦大约有一百余名男男女女的格拉布街文人几乎完全靠摇笔杆子谋生。与当今数量庞大的“漂”在城市的外乡人比起来，100这个数字确实很渺小，但18世纪的伦敦文学市场也刚刚起步，读者数量无法与今天同日而语。两相对比，100就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数目。过多的文学从业者的涌入，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承载能力。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些来自外乡的寻梦人碰得头破血流，很快就意识到伦敦并非传说中的天堂。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先收起梦想，从事时人看来不入流的工作。受雇的记者、报纸撰稿人以及“文学苦力”往往是格拉布街文人工作的首选，但也是无奈之选。在格拉布街逼仄的阁楼里，他们编写目录、校对文稿、编撰字典、翻译并写一些应景诗歌。格拉布街文人没有富裕的“赞助人”资助，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他们完全为生计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