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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报刊也开始刊登广告，报道贸易信息。笛福创办的《墨卡托》及《英国商人》就经常刊登一些与法国人的贸易信息。这些报纸受到了商人的欢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对信息的需求。《闲谈者》的创办人艾迪逊也十分注重刊载广告，《闲谈者》的最后几期都刊登了为数可观的广告，往往不止一个栏目。在《闲谈者》的最后一期，广告占了近两个栏目。艾迪逊曾写专文评论：“在没有新闻的情况下，我习惯于用那些最终在所有的公共印刷品上出现的广告来自娱自乐。”抨击政府的《匠人》巨大的销量也吸引了一些商人前来刊登广告，以至于广告收入成为《匠人》近一半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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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报刊虽然也刊登广告，但却并非是专业的商业报刊。1730年，一份真正的商业报纸——《每日广告人》——问世。《每日广告人》在创刊之初只刊登广告，虽然此后也逐步报道“国内外最新最重要的事件”，介绍股票价格、交易费用以及进出口清单，偶尔还可见到一些读者信件。但总体而言，广告还是占《每日广告人》至少四分之三的版面。1756年1月5日发行的一期《每日广告人》，广告占了12个栏目中的11个。在此之后出版的多期刊物也大致如此。在商馆、俱乐部及旅馆，读者都能寻觅到《每日广告人》，但在私人住处却很少见。印刷商约翰·尼古拉斯认为：“《每日广告人》多年来一直雄踞每日出版物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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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广告人》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多家报纸，这些报纸对刊登广告也逐渐重视起来，广告数量猛增。菲尔丁创办的《战士》起初只有6个专栏，从1740年4月10日第64期开始，《战士》扩充为12个专栏，副标题也由“英国商人”改为“晚间广告人”。而《匠人》、《伦敦晚邮报》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报纸也早已不声不响地做了这样的改动。改头换面后，《战士》每期的广告数量总体能达到5个以上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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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每日广告人》正式开启了格拉布街商业化报纸的先河，那么《普通广告人》的创刊则见证了格拉布街在日渐成熟的商业化趋势之外而兼具的日渐成熟的舆论动员能力。实际上，这种舆论动员能力的提高与其日渐独立的经济能力是分不开的。从时间上而言，格拉布街从18世纪中期开始，在各方面都在稳步走向成熟。报纸的销量逐年增加，大致由1710年每周45000份增长到1756年每周210000份。报纸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日报、三周报、周报、月刊、早报、晚报及纪事报争奇斗艳。此外，由于报纸上广告的数量越来越多，办报逐渐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办报已不再是印刷商的副业，专业办报的书商、出版商逐渐取代了业余办报的印刷商。股东注入的资金及广告收入大大增强了报刊的实力，报刊有能力雇佣专业编辑及专业报道者，再也不用靠刊登“读者来信”充塞版面。《普通广告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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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发行的《伦敦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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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普通广告人》与《卡温特花园日报》合并，更名为《公共广告人》，并由《普通广告人》的印刷商亨利·伍德福尔接管。自伍德福尔接手后，《公共广告人》逐渐增加新闻数量，努力扩大销量。1758年，亨利·伍德福尔的长子，19岁的亨利·桑普逊·伍德福尔从父亲手中接过《公共广告人》，并亲自担任编辑。小伍德福尔在政治上倾向于辉格党，他与威尔克斯等人关系密切。在小伍德福尔的管理下，《公共广告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北不列颠人报》事件爆发后，威尔克斯在《公共广告人》上发表文章，谴责国王及政府的卑劣行为。《公共广告人》一度成为威尔克斯开展舆论战斗的前沿。《朱尼厄斯书简》最初就是在这样一份激进的刊物上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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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尼厄斯”对时局极为关注，对政府及政治要人的批判也从来不留余地。1768年10月，议会反对派老皮特因健康原因被迫离职后，格拉夫顿公爵在国王乔治三世的支持下趁机组阁。格拉夫顿利用手中职权，按照乔治三世的意旨及党派利益任意安插亲信，贿买议员，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新内阁受到猛烈攻击。老皮特辞职仅仅一个月后，《朱尼厄斯书简》就现身《公共广告人》，批评政府的各项政策，一直延续到1772年5月12日。在1769年1月21日所写的一封信中，“朱尼厄斯”历数政府各项政策的缺陷，痛斥政府、司法机构滥用权力，无情地揭露了首相格拉夫顿、诺斯勋爵以及贝德福德公爵任意任命政府官员以及国王贿买议员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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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尼厄斯”还公开指责国王、文武政要和大法官从事政治阴谋。“朱尼厄斯”指出：在米德尔赛克斯的选举事件中，“政府中最腐败的大臣”格拉夫顿任命屡次选举失利的鲁特尔取代公众选举出的威尔克斯，这种行为是对英国公民权力的挑战；上院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对威尔克斯的判决侵犯了出版自由，树立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有关政治诽谤罪的司法判例；司法部门把威尔克斯关入伦敦塔则挑战了议员的特权。“朱尼厄斯”还揭示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引起舆论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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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尼厄斯”指出：“自由的人民服从他们本身参与制定的法律，也服从政府的行政权力；但对后者的服从绝不能超越对法律的服从。……而英国人已经陷入对某些特别之人及其家族的一种错误感情之中。”“朱尼厄斯”最后写到：“……总之，这个国家的情况已经为我们敲响警钟，足以引起每个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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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尼厄斯书简》的目标非常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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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公众他们拥有的历史及宪法权力以及作为英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明确政府如何侵犯、侵犯了哪些公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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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了《朱尼厄斯书简》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公共广告人》的销量就由2800份增加到将近5000份，成为伦敦街谈巷议的话题。这场短暂的首次交锋以“朱尼厄斯”取胜而告终。《朱尼厄斯书简》赢得了声誉及公众的支持。作为立场鲜明的反政府评论文章，《朱尼厄斯书简》成为此后舆论批评的样板，人们把这一系列讽刺文章称为“现代舆论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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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尼厄斯”的身份一直是个谜。“朱尼厄斯”与议会反对派成员老皮特、乔治·格伦威尔坦普尔爵士的弟弟以及威尔克斯关系密切，与亨利·桑普逊·伍德福尔也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据说“朱尼厄斯”就是老皮特的前秘书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及亨利·桑普逊·伍德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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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年12月17日，《公共广告人》又刊登了“朱尼厄斯”写给乔治三世的第35封信，信中痛骂乔治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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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本不会了解真实的语言，这是你生命的不幸，也是导致你的政府中侵入了抱怨与失望的原因，直到你在人民的抱怨中听到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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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浦·弗兰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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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詹姆士纪事报》、《伦敦晚邮报》、《公报》等格拉布街反政府报纸随即转载了这封信。乔治三世也不甘示弱，他试图利用司法手段削弱《朱尼厄斯书简》的影响。政府起诉了伍德福尔、约翰·阿尔蒙、亨利·鲍德温、约翰·米勒以及查尔斯·塞伊。威斯敏斯特法院审理了阿尔蒙一案。法院宣判阿尔蒙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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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伍德福尔、鲍尔温及米勒的审判随后举行，地点设在市政厅。经过陪审团九个小时的讨论审议，法庭最终裁决这三人无罪，并被迫当众宣布作者、发行人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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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尼厄斯”一案之前，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执行一项针对格拉布街的司法惯例，根据这个惯例：法官拥有判断一篇文章是否属于煽动性言论的权利，陪审团的职责只限于确定被告人是否印刷过这样的文章。经过“朱尼厄斯”一案，这项惯例终于被推翻，同时还默认了陪审团的一项权利，即：陪审团有权根据内容，而不是仅仅依据印刷事实，确定被控诉的文章是否触犯诽谤法。1792年福克斯《诽谤法》将这项原则写进了法律，结束了政府利用“煽动诽谤罪”迫害格拉布街文人的历史。“批评国王无罪”的原则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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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次判决的重要性，“朱尼厄斯”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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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自由是每一个英国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宗教权利的保障，陪审团有权做出判决，这是我们宪法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任何案件中，法官都不能控制或限制这项权力，司法机关也不能以任何形式质疑这一权力。国王、上院以及下院的权力不再是独裁权力。他们是财产的信托人，而不是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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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尼厄斯”站在时代前列，通过报纸揭露政府的腐败、争取言论自由。“朱尼厄斯”的斗争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公共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格拉夫顿内阁在1770年1月倒台，诺斯勋爵取而代之。“朱尼厄斯”对此并不满意，因为诺斯是“国王之友”中最忠实的成员。但《朱尼厄斯书简》的影响早已超出了这一具体的政治事件。《朱尼厄斯书简》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影响远及全世界。“朱尼厄斯”对民主选举、对言论自由的看法如今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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