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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32 文化的承传是复杂而多变的,如果由于新媒体和新文化的产生而给某种古老的甚至稍早的文化形态下死亡判决书是轻率的。文化的分类和解析方式也是多样化的,除了听觉/视觉、口头/书面、白话/文言、印刷/电子等,我还把它解析为两个层面——符号和话语。符号是排他的,无法兼容,用了中文就不能用西文,有了甲能指就无法同时使用乙能指;话语是兼容的,海纳百川,在一组陈述中可以组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符号的意义差异是共时性的,离开了共时性就无法定位;话语是历时性的,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的。话语的继承,既有正相关关系,也有反相关关系。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来说就是正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而言也是正相关关系,而新老自由主义和夹在其间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反相关关系。新历史主义与克罗齐的思想有正相关关系,而对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则是反相关关系。荣格的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心理学思想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既有正相关也有反相关关系。当然无论是正相关关系还是反相关关系,都是有承传和某种逻辑在,还有非逻辑的融合和拼贴,后现代话语就是如此大杂烩。所以20世纪以还,西方无论有什么样的新思想都可以被“中国化”,化得好不好,合理与否是一回事,就话语层面而言,基本是多种思想交汇,古今中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领土是有国界的,国界划得不清楚,会产生纠纷和战争。思想和话语是有倾向而没有国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倾向,却并不对应于具体的鲁国、楚国或秦国。自然有人试图将思想和国土对应起来,强调文化的纯洁性或民族性,不管其用意如何,结果总是徒劳的。并不是说不存在文化的民族性,只是说文化的演变不是朝着预先设定的民族性方向前行,这和生物遗传类似,“自然选择”要比人为的干预更有创意,更能出奇制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表现在文化方面,如果为了文化的民族特色而对思想和话语进行封锁,不仅不可能发展出辉煌的一乡一土的特色文化,还会适得其反,迅速导致文化的衰落。思想禁锢对文化的繁荣最具杀伤力,文化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总是在互相交流、借鉴、吸收和融合中逐渐丰富、深厚、博大,丰富博大也会走向繁琐,繁琐会回归简约,这一过程虽然也可以说是人为的,但却是不可规划的,正如不可计划人的情感和思想,不可规划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发明创造面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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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34 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在拒绝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或者说中华文化从来都是在和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丰厚博大。外来文化说来抽象,其实蛮具体,战争、移民、传教、通商、留学、翻译、技术交流和文化论争、领土版图的扩大或缩减等等,都会引进外来文化。如果不是与军事侵略并存,那么我们只能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侵略这个词。特别是媒介全球化的时代,如果用显微镜来检测文化的肌理,会发现每一条纤维都融合着各种文化因子,成分复杂。因此即便是最古老、最纯正、最本土的文化,也融合着后来的或外来的因子。今天我们无法直接走近古老的文化(甚至包括考古学,因为对出土文物的鉴定和阐释是一门现代学科),我们接触的是经前人一再阐释的、器物和观念混为一体的对象。所谓文化传统,是由经典和经典的阐释话语共同构成的,就如我们面对的《论语》早已不是2500年前的竹简木牍,而是经历代圣贤或编撰或注释或转手的解读话语。传统文化是流,不是仅仅指源头。传统文化有时也是一种宿命,无论其优劣,后人无法轻易解脱,而且必然要承受。媒介手段的变化会改变文化的形态,新媒介带来新文化,但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会浓缩成某种形式(我们有时称之为“精神”)保留下来,当然是“有意味的形式”。讲《论语》就是一种形式,无论在课堂,还是在电视台,或者在网络博客,均意味着当代人和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至于讲得怎样,那就另当别论。关键是能持续不断地被讲,一代接一代地讲。其实“精神”就是通过形式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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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38 形式即是媒介,由它通向某种精神和文化,媒介手段和方式同样也是文化。即以电影为例,好莱坞大片是文化产业和产品,而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方式更有拷贝的意义,大资金的运作、大片的生产模式、动漫的运用、市场营销手段的成功等等均可以进入课堂的教案,成为文化产业类课程的“内容”。或许为了某种理由,我们可以抵制好莱坞大片,但是不妨碍以好莱坞的运营模式或制作方式来生产大片。即以章子怡为例,她是现代影视制作体制的产物,她的成功只是证明中国电影和演员进入世界市场的成功。输出章子怡没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只是应了一句全球通的广告词:“我能!”就如中国足球2002年忽然踢进世界杯,表明游戏规则对参与者的认可。好莱坞梦工厂和电视屏幕能生产许多大同小异的章子怡,却无法再造当代孔子,因为孔子是与一个古老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传统丰富、深厚、博大,孔子作为传统的象征有其偶然性,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分析出一百条必然性来,但是历史的机遇巧合永远是神秘的,高于人的理性。历史还把孔子和儒学锻造成特定的精神形态,成为中华文化的发动机和生产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个时段,各种样本的传统文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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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40 以“媒介即讯息”的逻辑推断,媒介方式的变化,新兴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化的面貌。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因其传播手段落后,将被渐渐淘汰,或被挤到一块狭小的空间里,自生自灭。然而历史的轨迹与逻辑的推断往往成悖反之势,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没有遗弃传统文化,反而增加了其产能,书店里有关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著作铺天盖地,还有电子版和网络版等等系列产品,在以往时代,哪见过这阵势?不过,当代传媒相中传统文化这一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于弘扬的意愿,站在文化产业的立场上看,孔孟老庄、三坟五典这些都是资源,都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都是可以反复加工、重新包装的对象,而传统文化典籍经此一加工包装,也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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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42 新兴媒体和现代影视工业相结合,生产出大大小小的章子怡,其产品的功用和效益比较明显,张颐武教授赞许章子怡就是看上其当下的功用,而孔子的功用和效益,在今天来讲就比较模糊,毕竟考大学不比考科举,《论语》背得不熟,丢不了什么分。另外,儒学也没有了以往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用价值,时过境迁,儒学已明显被去功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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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44 去功能化的儒学为什么也能那么火?那是经过上千年的冶炼,滤去功利的杂质,慢慢演变为某种信仰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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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46 就没有实用价值一点而言,“孔子名高实秕糠”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当年孔子就“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后来孟子也如此,齐威王、梁宣王等向他讨教具体的治国和对付隔壁邻国的方略时,孟子那一番有关仁义的高谈阔论就不解决实际问题,起码是远水不解近渴。按照《史记》的说法,“(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也许正是脱离了实用价值,反而容易使其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信仰。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就在于他的迂阔,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苟同于流俗,结果只能回老家与他的徒弟们著书立说去了。至于后学们虚构出的“内圣外王”一套说法,一心想着两头通吃,不仅无可操作性,还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倒是先王后圣更便于付诸实施,是皇帝么总会有新衣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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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48 当四书五经还是读书人仕途的敲门砖时,当它们还是换取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筹码时,不过是一种谋取利碌的媒介,而不能成为精神家园。儒学的去功能化,不仅不会导致其衰落,反而还成全了它,即如在日本,在韩国,儒学和治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反倒是香火绵绵不断。那里的人们也就没有在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两个字来,糊糊涂涂就马虎过去了,进入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格也没因此残损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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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50 “仁义”也罢,“中庸”也罢,作为价值取向,很是高尚,值得普世推广。并不因为某些倡导者的虚伪,就派定相关学说是伪善的、只为专制统治服务等等。不过高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与实用和效益保持距离,非工具化和价值中立。一旦被拖入现实的泥淖,为实用目的服务,作为策略和手段来运用,就会失之偏颇,就会有美美恶恶之辟。只有儒学工具化过程的结束,其内涵的价值理性才会得到进一步开掘,其精神层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积聚,成为民族和群体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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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52 再来说说康有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方案之所以无法推行,我以为,主要是那时的儒学还没有去势,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和现实生活中气势熏天的权贵们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有着统治工具的嫌疑,难怪目光如炬的鲁迅和五四新青年一代人不答应,革命党人不答应。居然,要不要打倒孔家店,要不要反对各种名头的尊孔读经,成了那时新潮学子和封建余孽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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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54 俱往矣,近一个世纪的阻隔,尘埃落定,总算使儒学脱离了统治意识形态,回归自身。因此,感觉上作为中华文化的形象大使,哪怕是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子,都比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孔子要可爱。也许这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家与十字架上悲天悯人的耶稣是一类人,也许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同道,也许孔子就是孔子,无人比肩。只要不当大成至圣文宣王,只要不进入必修课,不靠它拿学分,他只是在校园的绿草坪上优雅地站站、目眺远方,再或者上互联网常常露脸,即便左子怡、右于丹,也是一片和谐图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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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56 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04863495]
1704863757 试论新媒体文化的生存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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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59 宫承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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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61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新媒体文化的悄然兴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崭新的媒介文化,目前已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目前的生存尚有些困窘,甚至还存在着诸多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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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63 一、对传统文化拓展与冲击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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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65 从人类传播发展的历史看,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兴起,都毫无例外地要引起文化上的变革。目前我们也看到,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出现的诸多新媒体形式,社会文化范式也在发生一系列变化。拉比塔尔斯基甚至这样认为:“面对新媒体时代,一切都在被异化着,所有原生态的文化都被新技术方式赋予新的解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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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67 1.新媒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拓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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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69 首先,新媒体文化为传统文化的承载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从而为传统文化的生存方式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一直以来,由于历史的规定性,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线性传播模式,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单一的,保守、缓慢的文化承袭范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媒体的出现则适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由于新媒体特殊的媒介形式,所以传统的文化生存与传播的“白纸黑字”方式被“E媒体”(electronic media)方式所取代,从而实现了文化载体的革命。依托于这一载体,新媒体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渠道,从而拓展了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人通过网络领略到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无疑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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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71 其次,是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极大的自由。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传统文化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的制约,所以形成了一种保守而隔绝的文化特色,其核心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纲常礼数和尊卑等级,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赋予传统文化神圣性的同时,也极大地抑制了其向多维空间的伸展与开拓。面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冲击,这种循规蹈矩、故步自封的姿态难免使民族文化陷入窘境。与之相反,新媒体文化自兴起伊始便表现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兼收并蓄,打破了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使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流、汇聚,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开放;它追求平权,呼唤民主、参与,使文化创作主体能够超越现实社会对个体身份和角色的限定,突破意识形态以及现实生活中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从而实现自我和个性的张扬,也实现了自身的吐故纳新。弥尔顿所倡导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在新媒体文化中变成了现实,其中有“阳春白雪”和科学精神,同时也充斥着“下里巴人”,甚至不乏鬼神膜拜,这些在传统观念中无法并存的文化在新媒体世界里却共存共生着,这不能不说是新媒体文化的一道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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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73 总之,借助于新媒体,传统文化寻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在开阔、自由的空间中,其呼吸会更加自由,内涵会不断丰富,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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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75 2.新媒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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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77 传统文化在受惠于新媒体文化的同时,也遭遇了来自于新媒体文化的冰霜。首先,是削平了传统文化的意义深度。毋庸置疑,新媒体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实用性,根源于此,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异常惊人,短短数年间已渐成气候,俨然一派新经济先锋气象。在这一消费潮流驱动下形成的新媒体文化,自然无法脱离消费社会快餐文化的特质,这种文化更多地是世俗品位的展现,适应了后现代语境下自由表达的追求,同时,由于超乎寻常的自由,所以又带有随意化的弊病。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中把关人的概念趋于淡化,因而成为各式各样文化汇聚的自由“飞地”。陈思和教授曾用“藏污纳垢”来形容网络媒体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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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63779 新媒体传播侧重的是娱乐化,而娱乐的核心便是媚俗、游戏。事实上,新媒体自出现以来便在众多层面满足了民众欲求,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欲求暗含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逻辑,那就是新媒体传播是一个以个体存在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在该文化系统之内,个体的价值观凌越一切,因此新媒体文化也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文化的代名词,它不是一个宁思冥想之地,而是一个喧哗与骚动的空间。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为了抒发一己之私才聚集于此。在新媒体空间中,随处可见戏谑、游戏的内容,透露出异常明显的媚俗化倾向。更有甚者,一些涉及色情、私密的内容更是招摇过市且博得了大量注意力。这种游戏化,甚至低俗化的信息传播无疑堵塞了传统文化通向思想、价值乃至终极意义的通道,消磨了文化应当具备的大气、崇高、厚重和深邃,所谓文化变成了一种吸引注意力的“眼球经济”,一种浅薄的时尚。诚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了自由的枷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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