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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的呈现是《超级女声》火暴荧屏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超级女声》只是以“原本的真实”为卖点，时间久了必然会让观众感觉平淡无味，引发审美疲劳，于是，以“真实”为旗帜，不断制造“真实”，使得整个节目曲折婉转，成为《超级女声》成功的另一因素。进入全国总决赛后的每一轮“PK”，是《超级女声》最具真实戏剧性的场面。面对观众与评委，站在“PK”台上的每一位选手都在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陈述对家庭的感谢、对歌迷的感谢，主持人也忘不了在一旁煽风点火，极尽煽情之能事。于是，整个演播厅都几乎被泪水淹没，台下支持者拼命地舞动自己支持的偶像照片，嘶哑着嗓子哭喊偶像的名字，这种“情真真、意切切”的场景，即使一个局外人看到也不禁会凑过来，在感动伤心之余，不自觉地呐喊几声，投上一票，于是，全民共唱、全民狂欢变成全民共哭。这当然离不开选手的个人魅力，但幕后的创作人员对有“个性”选手的包装与市场推销，使得这种全民感动的背后，掩藏了太多看不见的偷笑。当感动成为一种习惯，选手们似乎也更加明白了什么才是赢得更多人气的关键，于是，“PK”时的撕心裂肺在获知晋级后立刻转成笑逐颜开，实在让人搞不懂她的眼泪里面究竟蕴藏多少真情，而众多fans一味沉浸在偶像晋级的狂喜中，根本不会在意偶像在由悲到喜时的瞬间转变。在这种犹如拥有跌宕起伏剧情的电视连续剧一般的《超级女声》节目中，用人为的真实制造出戏剧化的大众狂欢，只是我们更多地记住了它的真实却忽略了其戏剧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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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声》在取得空前商业成功和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不断的限制与规范中，三年过后《超级女声》已经很难再度吸引受众的眼球，大部分的“超女”已经悄然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不断爆出的幕后丑闻和冷酷的现实，也逐渐唤醒了少女们的明星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快乐男声》艰难登场。就选秀结果来看，《快乐男声》和《超级女声》在中性化取向上颇为相像。当年李宇春、周笔畅甚至后来的尚雯婕，超女们的中性化趋向，一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快男”们又再度被普遍批评为缺乏男子气概和阳刚气。来自日韩和“90后”的“美男情结”同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审美取向发生了碰撞，媒体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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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可以看做是“明星平民化运动”的先声。“明星平民化运动”节目同样力求通过大牌明星吸引受众的眼球，但不同于以往表演类节目全力展现明星光彩照人的一面，也不同于一般娱乐节目集中体现明星生活化的一面，这类节目解构了明星的专业光芒，向观众展示作为普通人和业余人士的明星们，在舞蹈等不擅长或非专业的领域进行的尝试和努力。受众们看惯了电影明星演电影、歌唱明星唱歌，这类节目突破了传统的认知，让所有明星去挑战舞蹈，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凸显明星们坚韧的职业精神，再通过专业的伴舞、华丽的舞台设计，还原其明星气质，从而传达给受众自我挑战的精神内涵。但节目中明星们频繁的受伤和意外，让人们感到同情之心和感动之情的疲惫。作为明星，职业化的煽情与眼泪，过度的情感表达，也让受众质疑其真实性，从而削弱应有的传播效果。每期节目采用雷同的模式，很难有所突破，容易让受众产生审美疲劳。这类节目在其发端阶段就体现出了大陆综艺类节目固有的模式化和媚俗化倾向，要想长远地发展，还应把握好节目的定位和初衷，还观众自然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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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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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业的发展不过半个世纪，电视综艺节目的演变也不过30年的光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中国电视实现了由政治宣传工具向媒介本体回归的角色转变。外来文化的入侵，让沉浸本土文化已久的国人突然感觉有些慌恐，原来外国也有太多新鲜的血液，但是，由批判接受到盲目跟风，我们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更多的模仿与克隆，却缺少了独创与亮点。资本市场的运作，是推动电视节目商业化的根本动力。追求高收视率本无可厚非，但当这种追求变成唯一目的，电视节目对观众的引导也就变成了迎合，各类型的电视综艺节目都表现出“媚俗”的倾向，呈现出“媚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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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将媚美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引起观赏者简单的生理欲望，被称为积极的媚美，一种是“激起的是一种剧烈的不想要，一种反感；其所以激动意志是由于将意志深恶的对象展示于鉴赏者之前”[20]，这被称为消极的媚美。相对于欧美、港台的电视综艺节目，中国大陆的电视综艺节目在传统中和文化的影响下，更多呈现为积极的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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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是无法阻挡的潮流，在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贯穿民族精髓的电视品牌是跟上时代潮流的关键，而对于娱乐之风愈演愈烈、脱离“中和”越来越远的中国电视综艺节目来说，选择回归，是最根本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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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李睿：《网络交际中语言的失范与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7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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