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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素养论转向时代的询构批评家，其新角色在于引导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国民，对艺术作品采取新的将信将疑的态度。这就是说，不再是启蒙论转向时代的坚信不疑，也不再是专业论转向时代的半信半疑，而是似信而疑、似疑而信、信疑不定，属于一种新的失信起疑状况。批评家就是要在这种对艺术将信将疑的时代情境中，起来质询艺术品及相关现象，以及某些新闻消遣型批评，把它们看做全部编码的文化产业和娱乐新闻的制造物。质询，当然就是带着一种将信将疑的基本态度去质疑和询问。这种询构批评所依托的知识论范式，应当从艺术真实性、艺术符号学原则，变成艺术编码论或艺术素养论原则，其核心概念应有来自上面的CML所说的建构性或非透明性、编码与解码、动机等原则。这样，质询就是向艺术品的编码系统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编码规则等发起质疑和询问，揭示它们的以建构性或非透明性为基础的人为制造属性。从坚信无疑到半信半疑再到将信将疑，国民的艺术素养会随着询构批评的介入而得到逐步提高，其面对艺术垃圾和新闻消遣型批评轰炸的免疫力会逐渐增强。同媒介批评维护媒介的公信力（credibility）相对应，艺术批评需要维护艺术的公赏力，这是包括可感、可思、可玩、可信、可悲、可想象、可幻想、可同情等在内的艺术的可供公众鉴赏的综合品质。当然，重要的与其说是批评家去质询，不如说是批评家让国民去学会质询，养成质询的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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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艺术素养质询、建构和养成，其实不单纯是一种艺术批评使命，而从根本上说是艺术素养教育、艺术素养学的使命，是包含艺术教育、媒介教育等在内的综合性艺术素养教育。这种艺术素养教育涉及儿童、少年、青年、成年、老年等各年龄段国民的艺术素养养成，因而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及职后等各阶段教育的共同使命。正如凯尔纳借助“文化研究”视角所看到的那样，“重要的是寻求一种发展批判性媒体教育学的计划，教育我们自身以及他人怎样批判地破译媒体讯息并且追踪其复杂的影响范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公共文化的产品中察觉出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声音与语码，同时把霸权的意识形态同那些颠覆主流观念的图像、话语和文本等区分开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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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询构批评，面临诸多新挑战，其中尤其尖锐的一种在于，究竟应当运用何种方法开展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和教育。在笔者看来，我国大陆学术型艺术批评走出过去已有的理论阐释和个案分析旧格局，引进新的实证调查研究，势在必行。国内外媒介批评界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媒介批评界经过长期探索，已建立起一整套实证调查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这就是说，询构批评急需适度借鉴媒介批评的实证研究方法及成果而尽快起步。询构批评当然可以继续坚持理论阐释加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例如，凯尔纳在媒介批评中就采用一种他自己选择的“多重视角的方法”：（1）讨论文化制作与政治经济学、（2）从事文本的分析以及（3）研究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运用。[13]这种理论阐释加个案分析的方法诚然可以借鉴，但毕竟需要把实证调查作为它们的有力的实证性支撑。在这方面，引进媒介批评的实证调查研究方法似乎已变得刻不容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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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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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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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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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詹姆逊：《元评论》，《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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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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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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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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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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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媒介批评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更不能用符号分析、议程设置等西方理论简单地代替它；它也不是一般新闻理论和新闻报道方法的反思。媒介批评学在我国还很年轻，出现某些幼稚倾向是无可后非的。研究媒介批评的人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引导批评家和管理者科学地评价媒体。新闻理论是新闻活动的理性概括，传播学是信息传播的类型、模式和一般规律的探索，媒介批评学则是对媒介活动的现实反思。构建媒介批评学，急需克服把媒介批评混同于西方传播学、文化学、媒介经济学和新闻学，由对媒介作品的分析推进到宏观批评的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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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正在引起媒介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学者的注意，一支媒介批评家的队伍正在聚集。管理部门、受众和学者对传播内容的强烈反思，转移到如何分析、评价媒介行为，正在深入媒体的各个领域。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活动，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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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住媒介批评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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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学探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方式与效果的正确解读，归纳和提炼现实的媒介规范，指出媒介批评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评价的概念体系和范畴。可是，当提到媒介批评或媒介批评学时，许多人又把西方传播学搬出来，支起炉灶，大炒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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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媒介批评学专著，称为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它偏重于媒体性质及社会功能的宏观研究，在高屋建瓴的理论层面对媒介展开批评。但对大量具体的媒介作品，西欧的媒介批评家们不愿屈尊，往往不费笔墨。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批评不仅应瞄准宏观层面，更要认识媒介的具体活动，把内容批评和媒介制度批评作为两个交叉性对象，构建完整的媒介批评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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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舆论机构，主要通过传播新闻和影视作品发挥职能，总结一套评价理论和方法，是构建媒介批评学科的核心。有的学者把媒介批评学和传播学混为一谈，变换传播学的知识角度构造媒介批评学，成为传播学的翻版。传播学和媒介批评学有交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媒介的功能和效果，但媒介批评所说的媒介功能与效果不是指传播学中的“获取信息”、“监视环境”、“设置议程”、“子弹论”或“有限效果论”等那些知识，也不是构造“结构主义”、“符号理论”或“叙事方法”，而是针对特定的媒介制度、媒介运作或传播内容与方式导致的利弊，进行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不是信息传播，媒介批评学自然也不是传播学。在19世纪初传媒广泛影响社会之后，美英报刊的歇斯底里的“扒粪”，使各类群体不能不对它进行反思，大众、记者、作家、政府、政党要员和各类学者都介入了那场媒介批评。后来，学者们尝试开启一门新的学科，研究对媒介如何批评才能正确并产生好的效果。美国批评刊物《新闻记者》（1884）的诞生和报刊批评专著《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1905）、《黑幕揭发和客观性》（1906）、《报界的权利》（1906）等，都为媒介批评学的问世提供了理论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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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主要是指对媒介的评价或批判，包括对媒介一切领域的正误分析、是非判断，正如小约翰所说：“批评就是运用价值进行判断。”[15]对媒介的好与坏、褒与贬的论述——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均属于媒介批评范畴。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从罗兰·巴特到布尔迪厄，从麦克卢汉到阿多诺，都对大众传媒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解构，媒介批评已成为西方思想家们关注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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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多年来一直重视媒介作品的分析，无论“新闻批评”还是“影视评论”，都总结了一些批评原则。把媒介批评的理念扩展到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不仅充实了媒介制度的批评内容，而且更具实践意义。这样一来，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阈：（1）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2）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媒介批评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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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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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香港朋友拿起一张内地报纸直摇头。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说：“看不懂。”一句实话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平时看报也会摇头，许多报道文字也看不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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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的工作思路，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职责’、‘三个原则’、‘四个要求和一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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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是否明白且作别论。作为报纸的读者来说，首先就不明白其中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所指的是什么；也就不明白它按照什么“工作思路”和要“牢牢把握”什么东西。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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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话空文言之无物，为什么总有人不断地写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只要领导看。因为长而且空，只有领导看得懂；即使非懂，至少似懂。有些领导平时就念惯了这种玄之又玄的报告，看惯了这种说了白说的文章，所以非但不觉其空，反而倍感亲切，赞誉有加。因此我想，只要还有领导看，便会有人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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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武，《深圳特区报》,199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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