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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批评虽然短小，但内容深刻、生动，对某些政治报道、工作报道的空洞无物批评得入木三分。这样的媒介批评看上去题旨芥微，其价值却是恢宏的，体现出深刻的新闻批评理念。（3）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效果批评。有许多传播内容掩盖、扭曲事实，误判客观事物的变化，表达错误的思想，严重误导了受众。媒介批评引导媒体纠正这类错误，提醒受众不被新闻所欺骗，不能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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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批评的实质与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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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在以下含义上使用媒介批评这一概念：分析媒介现象，评价媒介作品，反思媒介传播的得失。[16]在媒介批评学还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由于自身的本质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学者们不可能把媒介批评与传受活动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反思”，媒介批评观还难以深入实质领域。那时，人们对媒介的批评停留在宏观层面，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而局限在微观层面，批评又往往是零碎的、感性的、随意的，个人或某一机构对传播的狭隘理解主宰着对媒体的评论，又多在政治立场框架里指点媒体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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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位知名作家指责报纸报道的一条不该披露的消息，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混乱。尽管他的指责毫无道理，报道后也没有出现任何混乱，但记者或某些受众无力反驳这位声威显赫的作家。因为人们缺乏解读新闻的常识，只能以政治和“权威”人的意见作为权威性的批评。这种政治与权威主宰的批评范式，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政治主宰的范式里，传播的真实和效果理念遭到蔑视，媒介批评缺少媒体和受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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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媒介观总是把传播视为宣传或再现客观事实的二元模式，并将传播作为单面因素加以阐释，忽视对受众解读活动的探讨。其实，传播是由媒介、信息和受众共同构成的整体，受众的解读是媒介传播的重要部分，对权衡传播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传播内容引起受众的反响，是一种原生态的媒介批评形态，对媒体和管理机构还是一种未知的世界。要把未知、粗糙的意识转化为专业批评者的认识元素，必须掌握科学的批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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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作品只有在受众的解读中才能生机勃勃，它存在于受众的理解之中，并被受众所追求、所沉思。比如，新闻报道的完成，并非是新闻的完成，其实它还处在新闻传播的中途，受众的接受和解读才是新闻整体过程的终结。媒介批评的重要实质，就是指导“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17]，将传播内容的静态意义还原为鲜活的思想，探索和提升受众的解读规则、方法和认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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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每天都传播政治内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什么样的政治符合群众的需要，人民欢迎什么样的政治，只能由受众做出回答。媒介批评理论则是这种传播活动的直接、现实的反思，充当“反思的反思”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8]媒介批评使新闻理论内部各要素，诸如事实观念、形态观念、价值观念及政治观念的辩证关系真实地体现出来，给媒介准备一面清晰的镜子，让它们随时照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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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作为人类文化的分支，与人们对它的个性重现和全面考察相关，也与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无法分离。从本体论上回答什么是媒介批评，首先必须确定媒介批评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媒介批评总是在传播行为和对它的研究领域来回滑动，以多种科学理念评析媒介。媒介批评学针对评价作品和媒体行为阐发系统的理念，把媒体的得失从理论高度给以综合把握。对新闻观念本身的批评，媒介批评学偏重于宏观研究，提出超出新闻本身的东西，即它的社会和人的意义。正如艾略特圈定的那样，“批评，按定义来说，是涉及它本身以外的别的东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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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和微观的媒介批评，也可称做两种流派，它们的视角虽有不同，但都应融入对媒介的综合理解。对传播作品的分析，比如某条新闻的分析，属于微观分析；而对媒介的立场与善恶的评价，比如我们批判CNN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则属于宏观的批评。客观批评派注重事实，针对客观实在的媒介现象指出它的好坏优劣，诉诸客观论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批评，承认并运用批评对象的永恒规律和最终真谛，揭示它的实质、真相或效果，用理论语言重构它的纯洁模式。这两种批评都追求真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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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到哪里去寻找，则因批评者而异。艾略特指出，批评“有可能获得我们自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叫做真理，至于这个真理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是次要的，只要它们确实存在，且不管它们是怎样的”[20]。在理想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个至上目标是他的经历乃至他的潜意识，即他看到听到或想象到的媒介理念。但必须确信，对传媒而言，受众就是一切。受众来自社会各个角落，代表媒介进程的意志，媒介批评无疑应当反映这种意志。媒介批评最终追求的目标，需要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受众的价值要求，而不应是“不管它们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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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因为批评不仅是评价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活动，批评者有自己的一套原理和概念结构。如果说新闻作品是记者用一套语言系统对世界的再现，那么，媒介批评则是批评家用另一套语言体系对记者、作品、媒体和受众追求的再现。实现这第二层的“再现”，即第二境界，必须在批评中融入超越新闻报道原则和理论的其他学科知识。这样，媒介批评学对批评者自然是一种博大见解的注入，不掌握媒介批评学的实质，理解力和知识匮乏的人，是无法进入媒介批评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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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批评学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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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出版了传媒批评研究的专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新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媒介批评学综合理论著作的框架不断创新。[21]批评观念总是“融化”在批评倾向之中，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应建立在批评的科学逻辑之上。这里需要回答的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发生关系时，保持在怎样的范围才属于媒介批评。如果越过了界限，可能变为政治批评、道德批评或思想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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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受外部世界的支配，因而，有人认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它的“产品”。这种理念的片面性是明显的。所谓产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态的现实认识，以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拟态事实反映社会。自然，批评家能够看到的并对它发表意见的唯一对象，首先是这个完成了的“产品”，而不可能首先接触作品之外的相关世界。我们将此称做批评的域内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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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内容较多地是社会事件被传播者选择、记录、加工的叙事性文体，解析媒介作品是挖掘传播者记事或创作的意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作品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任何媒介作品都有两个范畴，一是客观范畴，二是主观范畴，构成媒介的精神世界。解析传媒作品要从记者、编者的主观视野窥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握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性，从而揭示作品如何反映现实事件。例如，把新闻作品的内容同客观事件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记者意识的能动性，是很流行的一种批评倾向。在这种倾向看来，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必定有什么样的作品，事实有价值就是作品有价值。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报道对象同新闻作品混为一谈。不懂记者的立场对写作的指导意义与制约作用，也不懂事象原则的新闻报道规律。列宁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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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作品的形式不仅是作为内容的载体，而且是作为记者把握世界、反映生活的框架，具有特定的美学意义。一方面，内容寄寓在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形式使内容定型化，反映传播者的社会视角。优秀的新闻作品通过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把人的生命感，把人类生活中潜藏着的哲理生动地揭示出来，给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这只能通过受众的感受来把握，而新闻批评则使受众把握得更深刻、更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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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学的域外对象不可能在批评家的视界里消失，非但如此，域外对象是域内对象的延伸，是批评者意识活动的外延，成为媒介批评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媒介批评的内容只包括媒介作品，批评也就仅具有局部意义了。局部和整体不只相对而言，而且是对批评范围的分割，把作品、媒介活动和社会作为三维的目标，能提升整体批评的体制意义。媒体制度批判，是媒介批评范围的第二个视阈，委身于一定的社会，批评达不到这一界限就难以使批评建立制高点。现代媒体林立，以各自不同的动机发生传播和评价社会现象，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鞭挞媒体对正义和良知的践踏，不仅能指斥社会应负的责任，而且能提升媒介的伦理方向。媒介批评学必须以批判的力度否定有害的媒介结构与功能，塑造完美的媒体制度与功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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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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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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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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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媒介批评的转型，也促进了批评理论建设的繁荣。一方面加强了批评理论建设意识，引起人们对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改革和转换了批评理论研究和建设的观念意识，使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转换的同时，批评理论也逐步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从而建立起现代批评理论，既适应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适应现代批评的发展，真正体现出媒介批评的自觉发展规律和批评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从而开创了媒介批评的“自觉的时代”。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来源于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可以从其他学科领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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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批评理论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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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建立和建设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形态、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完备、严谨、科学上，而且体现在批评思潮、流派、风格、方法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上，长期以来是缺乏理论性的，媒介批评说到底是政策化的审查和监督。也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将报刊审读纳入媒介批评的范畴，那是因为差不多报刊审读就是过去那个时代媒介批评的全部。如果说那就是媒介批评的话，那么其理论就是宣传政策，显然宣传政策不能替代媒介批评自身的理论。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媒介批评实际就是如何使新闻和其他娱乐文化统一到符合宣传的政策与规定上来，凡是符合现行宣传方针政策的就是好的媒介内容，而不符合现行宣传方针政策的就是不好的媒介内容，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正。这导致人们对媒介批评认识上产生了误区。有些媒体上的媒介批评文章如同“文革”大批判文章，说明媒介批评文风上已经形成某些固定格式甚至是八股化倾向。而这一现象也正说明缺乏科学、健康的媒介批评规范和批评理论的建构是难以将批评深入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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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倾向是，虽然已经意识到媒介批评的理论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做过相关的理论研究，有些还是沿用过去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的一套模式，将媒介批评仅仅等同于文论批评，形成所谓“中国特色的批评风格”。其实，那种媒介批评也就是感想式即兴批评，从批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微观的、零星的、现实性的问题，而系统的、全面的、宏观的研究则很难看到。中国批评的总体格局缺乏开放胸襟，缺乏大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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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媒介实践的具体情况和要求来看，媒介批评必须改变过去的一套做法，中国媒介批评不仅要以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为理论资源，而且要以多维的文化视野为底蕴，以市场经济下媒介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当下现实语境和“全球化”语境的结合作为发展条件，以营造对话空间为批评的最佳氛围，构成批评理论建设的最佳条件和时机。媒介现代化需要媒介批评做出响应，媒介批评理论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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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完善，为文化观念的转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来看，实现一个并非完全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完全有可能性。诚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有说服力，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4]为此在取得重大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升华、探索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状，从而为理论争取“发言权”、“话语权”和指导地位的问题，而且是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对实践的学理性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发挥理论的指导和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发挥理论的前瞻性、规划性、建构性等功能，使得实践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理论的先导作用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文化转型必然体现在媒介上，也就是说媒介的文化转型先行一步，这样媒介批评理论建构就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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