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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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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理论体系，是批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可以说是批评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的产物。媒介批评不可能是无序的、混乱的，它必然有自己内在的规律。那么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核心构成，应当包含哪些层面的内容呢？美国新批评派的代表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诸种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具体作品，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摆脱了创作时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既互相关联，又是完全不同的三种学术研究形式：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的研究，即研究它的范畴和标准；文学批评的任务是研究具体作品；文学史则以理论和批评为基础，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取舍和褒贬。从这一观点出发，新批评派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内部研究是指对文学文本特征的研究，而所谓外部研究则是对文学外部关系的研究。前者类似于“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而后者则类似于“语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尽管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内容的大概分类，但还是比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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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批评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一书中阐述文学批评的标准时指出，“好的批评理论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其衡量的标准并不是看该理论的单个命题能否得到科学的证实，而是看它在揭示单一艺术作品内涵时的范围、精确性和一致性，看它能否阐释各种不同的艺术。当然，以这么一种标准来衡量的话，行之有效的理论就不止一种，而是有多种，每一种不同的理论都能首尾一致地、合适地、相对充分地解释一整套的审美现象；但是，对于理论的这种多样性我们则根本不必哀叹。整个批评史给我们的启示之一便是，过去的形形色色的批评委实使我们受益匪浅。”虽然，艾布拉姆斯这里所说的是文学批评理论，但同样对媒介批评具有启发意义，在本质上，媒介批评与文学批评是相通的。对于批评理论体系，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坐标系”。他指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别，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很显然可以看出，在以作品为中心的坐标中，艾氏认为，可以把阐释作品的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三类主要是根据作品与另一要素的关系来解释作品。根据艾氏的观点，“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媒介社会学批评；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媒介主体研究，精神分析批评可以纳入这一批评范畴；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受众研究，读者反应批评可以纳入这一范畴，而作品本身也可以形成独立的研究系统，即“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25]这实际上就是形式主义批评，后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主的文本研究属于这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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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艾布拉姆斯的批评坐标系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媒介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设计：媒介批评对象决定了媒介批评理论的构成。由批评传播者、批评媒介内容、批评媒体机构等衍生出主体批评理论、文本研究理论和媒介制度研究理论。主体批评理论主要对主体的心理和主体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内在的特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这其中包括对传播行为的研究和对受众行为的研究，以及对两类主体应当表现的素质、道德伦理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的研究，这其中涉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拉康的“镜像理论”和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同时还涉及对传播者行为的分析，即对媒介伦理等的讨论。文本研究理论主要对作为“自足体”的文本的内在含义进行多种可能性的阐释。我国学者刘建明指出，“如果把文本的重生意义归结为批评家的立场和观点，那么对自豪感的另一方——对象化的精神就完全消失了，对话变成了独白。细心体会文本的客观精神，完成肯定解释的客观性，在解释实践中就会得到对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合理的东西。批评者在自己的文本里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他自己的观点来主观地解释媒介文本，进而证实自己原有的观点，这种解释不仅没有什么必要，而且会制造思想炼狱，误伤新闻报道的动机。解释过程中主客体的对立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对立产生了解释过程的辩证关系，为解释提供了主观动力，就像任何认识过程一样，主体的自在性与对象的他在性对立，都会导致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当然，这种结果依赖于科学的主观认识。”他认为,“实际上，解释的任务是找出媒介文本中未完成的创造的意义，重新构造作为它的基础的思想系列。”[26]那么，解释仅仅循着一条固定不变的路线使用旧有的套路，过去没有看出的问题，现在依然不能看出，因此批评可能存在误区和盲点。文本研究从形式主义开始，都在不同的观念下挖掘着不同的文本意义。这其中有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叙事学理论、意识形态分析、类型研究方法、美学研究方法、社会学分析、神话分析等都是在文本研究中所做的多种尝试。传播媒介机构研究，主要着眼于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意识形态研究和公共领域研究。媒介作为一个社会机构，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因素形成多角的关系。批评学者从这一关系出发来界定大众传媒机构的性质和社会功能；有的学者坚持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还有的学者主张大众传播媒介为公共领域。大众传媒生来便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它参与编织一张社会权力的网，即三位一体的结构：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是资本主义企业，又是公共领域。但由于它同时也接纳反对力量的不同声音，所以，也无时不在拆解和重构它自己参与编织的网。媒介批评的机构分析还涉及媒介制度的分析和媒介制度的比较，以及这些不同的制度对传播内容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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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批评理论通过一定的批评方法表现出来，并依赖批评方法建立批评模式。如形式主义批评模式，就是体现在形式主义批评方法中，同时又指导和制约着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拿“细读法”来说，它既是形式主义方法，又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论，还是形式主义的模式。理论一旦稳定化、固定化、程式化，就成为理论模式。因此，理论模式完全是理论与批评实践互动的结果，也是批评理论逐步完善、日趋成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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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0486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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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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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艳秋 王启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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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就是要在开展媒介批评活动坚持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媒介批评与科学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对媒介批评和科学精神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对媒介批评实践中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媒介批评坚守科学精神，必须有一个开放宽松的学术环境、政治环境；媒介批评者必须明辨是非、立场鲜明，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理论修养，要注意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把开拓创新作为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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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是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方面，自从20世纪90年代媒介批评理论进入中国以来，经过学者们十几年的不断探索，媒介批评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热门学科，其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另一方面，媒介批评实践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与积极健康、富有建设性的媒介批评形成对照的是，缺乏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的媒介批评还大量存在。在开展媒介批评的过程中，不顾事实、主观臆断、盲目跟风、谩骂攻击、商业炒作等不良风气随处可见。可以说，良莠不齐的媒介批评现象在某种程度直接影响着媒介批评的声誉，阻碍着媒介批评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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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当下媒介批评存在的肤浅、缺少原则、散乱无序，乃至因利益驱动而误入歧途的种种弊端，需要我们建立完善的媒介批评保护机制，改善开展媒介批评的舆论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这既是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大众传媒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要求。”[28]在笔者看来，造成媒介批评种种弊端的原因，除了机制、环境等外在因素之外，与批评者没能在批评活动中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这个内在因素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媒介批评实践只有在科学精神的关照下才不会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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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精神的定义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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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首先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原本是指科学家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道德情操和要求，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种精神已不仅仅为科学家所独有，它经过发展、传播，业已变成了一种公共意识，科学本身也跨越了国界，成为人类进步的基础。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默顿（Merton）给科学精神做了如下的定义：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基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总和。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等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默顿将其规划为：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并认为这些有感情基调的、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总和，被内化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外化为社会的科学意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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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界的先驱任鸿隽先生认为科学精神具有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是慎断，五是存疑。并且认为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就更完备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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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先生认为，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科学，因此在向中国移植科学之花时，既要有不盲从、不俯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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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诚教授认为，科学精神是“在认识一切可供存在的过程中，对人、对己、对事物都能善于辨误识伪，用于去伪存真的那种执著的求真、求实、求真知的精神”。因此，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应包括：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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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列举的几个科学精神的定义、内涵可以看出，科学精神实际上就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践理性。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人的理智，更多表现为追求真理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是当今时代的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精神的定义表述为：科学精神是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求真、求实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的具体内涵应包括：求真务实的精神、质疑批判的精神、创新突破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规范有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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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求实”，因此，弄虚作假、抄袭伪造不是科学精神；盲目迷信不是科学精神；对事实不经研究妄下判断不是科学精神；在科学争论中以势压人不是科学精神。而无知（包括自以为是）、无理（包括空泛）和偏私则是反科学精神的表现，是极其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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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批评与科学精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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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结构来看，科学精神具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认识论层次，主要表现为科学认识的逻辑一致性和实践的可检验性等规范，它们直接体现了科学的本质特征，构成了全部科学精神的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关系层次，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哲学家默顿揭示的四条规范——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就是这一层次上科学精神的基本内容；第三个层次是价值观层次，科学通过求真，可以达到求美、求善，科学把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准则，这是科学精神的最高层次。当我们把科学精神的这几个层次与媒介批评的结构层次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二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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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所谓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33]“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系统及其要素进行批判的过程。”[34]“媒介批评的功能起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揭示某一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因和路径，二是拓展“趣味”的范围，以净化文化大环境。”[35]“求知、求真、求善、求美，是媒介批评的最主要的标准。”[36]从以上媒介批评的定义、功能、标准等可以看出，媒介批评不仅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大众传播活动的评判者和影响者。从目标诉求来看，媒介批评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媒介批评的内在要求，即理性、事实准确、实事求是；第二个层次是媒介批评的外在要求，即独立、公正、质疑、突破、创新等；第三个层次是理想层次或者最终目标层次，即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做到媒介批评的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达到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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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精神的三个层次与媒介批评的三个层次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从第一个层次来看，媒介批评首先要做到理性、事实准确、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抄袭伪造，这正是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换句话说，开展媒介批评首先必须遵守事实第一、认识第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批评对象的实际（而不是从主观臆断）出发开展媒介批评，这是开展媒介批评的基础和前提。从第二个层次来看，媒介批评所要达到的独立、公正、质疑、突破、创新等外在要求，也是科学精神社会关系层次的要求。可以说，这个层次是媒介批评的核心层次，能实现这个层次上的目标诉求，媒介批评的功能就基本实现了。从第三个层次来看，媒介批评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大众传播活动的健康发展，因此，媒介批评自身应该是富于建设性的，是可持续发展的，这就要求在“求真”的前提下，达到“求善”、“求美”的境界。而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最高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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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精神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媒介批评是一种实践活动，因此二者的对应关系在总体上就表现为一种指导与反映的关系。即科学精神为媒介批评提供指导，而媒介批评反映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媒介批评的三个层次都是一种递进关系，因此，对媒介批评的要求越高，对其科学精神的需求就越强；媒介批评的质量越高、效果越好，那么其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就越充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就应尽可能以高层次的科学精神作为指导，使媒介批评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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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