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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批评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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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以“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为己任的大众传播活动，媒介批评的对象广泛、内容庞杂、影响深远，这就要求媒介批评的主体（从事媒介批评的团体、组织和个人）必须具备科学精神，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媒介批评活动中，坚持理性、坚持真理，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其主要意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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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科学精神是媒介批评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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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其基本任务就是对大众传播活动的是非曲直进行分析，从而去伪从真、弃恶扬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不被各种现象所迷惑，不被各种势力所左右，不被不良因素所侵害，自始至终在科学精神指导下，去“求真”、求实”，保持自身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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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媒介研究领域的一支主要力量格拉斯哥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了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和批判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37]，“格拉斯哥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批判传统的一支生力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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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国人近代报刊是在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创办起来的，早期的报人虽然极力主张报刊的政论色彩，但是他们的媒介批评实践，如对报刊功能、作用的认识，对西方列强的批判等等，都表现出一种探求真理、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五四时期，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开展的媒介批评，营造了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气氛，“给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以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39]。20世纪20年代广播媒介传入我国之后，曹仲渊、朱其清、戈公振等人就对广播的功能、作用、影响等发方面发表评论，对广播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0]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及其改革、反“客里空”运动等等都可以说是媒介批评科学精神的普及与推广。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媒介批评的实践更加活跃。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媒介批评理论的引入，媒介批评走向理论化、系统化、专业化。当电视发展成为第一媒体的时候，对电视的批评不断加强，出现了《解密中国电视》（张锦力）、《电视影响评析》（时统宇）等一批有影响的媒介批评著作。当前，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媒介批评更加活跃。在纷繁芜杂的媒介批评大潮中，《南方周末》（“评论”专版）、《今传媒》（“审读阅评报告”专栏）、《读书》、《随笔》等一部分报刊，坚持理性与批判的科学精神，关注传媒热点，积极展开媒介批评，逐渐在业界树立了自己的地位。2007年3月30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人民网共同主办的国内第一个综合性的媒介批评专业站点——媒介批评网正式开通，为媒介批评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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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媒介批评的历史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如1956—1966年期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评《海瑞罢官》等等）和异化变质（如1966—1976年期间的媒介批评）。但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坚持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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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科学精神是媒介批评民主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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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媒介批评不是“文革”时期的大批判，不是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人身攻击，而是基于理性的多元化的评论。因此，在媒介批评实践中，既要坚持“舆论一律”，也要坚持“舆论不一律”，这本身就是科学精神中自由、探索精神的体现，也是媒介批评主体民主精神的体现。在媒介批评实践中，我们要允许、鼓励不同声音的出现，而不是压制排挤、唯我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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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媒介批评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借助网络进行媒介批评。尽管这种批评五花八门，但它却是民意的表现。我们要防止“网络暴民”的倾向，但不能因此忽略了网络批评中的正义力量。从去年至今，在“周老虎”事件的发展轨迹中，网络批评的作用可以说至关重要。在当下的媒体格局中，对媒介现象的批评，网络总是反应最快。当网民的意见趋于一致的时候，往往也是问题最为集中或者需求最为迫切的时候，同样也就应该是有关方面需要解决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媒介批评的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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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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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理论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学术背景极其广阔，思想资源非常丰富。作为一种理论，媒介批评理应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探索的学术品格。从实践层面来说，媒介批评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地方就在于其本身浓厚的学术色彩，只有理性的、思辨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才能使被批评者所接受，转化为改正错误或改进工作的依据和动力。当然，只言片语、有感而发的批评有时也会很有力量，那是因为它指出了要害，揭示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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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媒介批评的态度还是有些排斥的，动辄扣上“侵犯名誉”、“诽谤”之名。这说明媒介批评的环境还不宽松，这就要坚持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可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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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开展媒介批评时，媒介批评者的态度、观点、看法可能会很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理性的精神、学术的品格就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从而促进良好的学术氛围的形成，有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相反，如果互相攻击、诋毁，则只能破坏媒介批评的作用和媒介批评的学术环境。比如，对于“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等大众文化现象的评论，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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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介批评缺乏科学精神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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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是否坚持科学精神对媒介批评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杜绝媒介批评中的“非科学精神”和“反科学”精神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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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界的变化加快了中国媒介批评的开展。新闻界的有偿新闻现象，传媒滥用监督之权的现象以及炒作之风盛行，八卦、黄色新闻泛滥等等不良现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质疑，也引发了媒介批评的活跃。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普及，网络媒介批评也日益兴旺，成为国内媒介批评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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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像新闻传播界一度出现的庸俗、浅薄和煽情化现象一样，媒介批评界的表现在社会上也并非一片叫好声。一方面，媒介批评的理论滞后于媒介批评的实践，使媒介批评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已经开展的媒介批评活动由于批评者观念、立场和目的的不同，呈现出良莠混杂的现象。尽管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真分析起来，那些为人诟病的媒介批评大多与科学精神的缺乏密切相关。其主要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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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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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批评家陶东风撰文对当时的文化批判做出过尖锐的批评，认为当时的文化批判文章“唯独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呈现出严重的泡沫化趋势”[41]。王君超认为媒介批评也存在着这样的泡沫化趋势。他结合对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电视批评文章——《新周刊》1998年第8期刊登的组合文章《弱智的中国电视》的评析，指出这一系列文章用“克隆”、“垃圾”、“罐头”、“目无对象”、“性倒错”、“不说人话”等煽情化的标题来形容中国电视，是一种缺乏客观标准的非理性指责。更有甚者，一些媒介批评文章，为吸引读者眼球，获得轰动效应，不惜采取谩骂、恐吓和人身攻击的下作方式，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媒体、栏目、节目或演艺人员进行贬损、侮辱，完全丧失了媒介批评的科学品质和批评媒介时弊、提升大众文化的功能，反而沦为商业化炒作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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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借“批评”之名，对国内某些电视娱乐化现象进行商业炒作式的谩骂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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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跃捷教授在其新著《媒介批评》中指出，当下一些打着“社会纪实”幌子的庸俗报刊，假借“批评”之名，对国内某些电视娱乐化现象进行商业炒作式的谩骂攻击，如一家杂志社给某电视机构随意加上“侵犯人权罪”、“贩假罪”、“糟蹋语言文字罪”、“损害民族形象及公共健康罪”等五大罪状。这种以编造的罪名制造危言耸听的舆论的做法，不仅败坏了媒介批评的名声，而且也反映了编者和作者在法律上的无知和冒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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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溢美之词泛滥、严肃批判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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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教授在《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对媒介批评进行了解析。他举例说，中央电视台《佳片有约》栏目其实就是一个“只说好话”的节目。佳片有优点也有缺点，理性的分析或许更有助于观众的欣赏。而该栏目的做法缺少这样的精神。他进而指出：“我们现在的传媒批评很不正常。一部电视剧或电影出来，各种传媒均是铺天盖地集中宣传，满纸或满屏幕地吹捧。评论意见虽然不能说没有，但经常处于陪衬的弱势地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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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媒介批评因缺乏科学精神而造成的种种失范现象，这些现象就像一个个“毒瘤”侵蚀着媒介批评的肌体，如不及时切除，必然后患无穷。我们知道，新闻媒体往往代表着社会的公信力、道义和良知，而作为媒体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媒介批评如果丧失了科学的精神关照，也就丧失了守望者的职责。美国媒介批评家谢昂（Robert L.Shayon）曾说：“批评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重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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