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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体系里，传播媒介及其形成的文化氛围，已经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生活环境。它既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感官、理解、情绪与价值，甚至也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感受与工作机会，继而连带影响着那个在形成中且不断改变的生活世界。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个立基于科技与全球的大众传播媒体呢？如果我们对于新闻的报道与传媒的表现不满意，或是有意见要表达，它们会倾听我们的意见吗？它们会受我们的影响吗？最重要的是，那种与公众、社会、政府、国家息息相关的公共话语权，传媒组织又该如何改善，才能使之臻于完善呢？或是又该如何与阅听人分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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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系列提问的关注点很大，它牵涉到新闻与传播的专业、组织，与各种具体表现。过往，媒介批评便是试图在此有所努力；然而在现在的台湾社会中，有更多的人开始缩小关注点，并寻求民众的觉醒与社会文化的改变，传播学界也因而出现了媒体素养、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的新兴取向，试图将原先对传播者的直接关注，转移到从阅听人着手，继而促成传播者的改变。[6]诚如世新大学的罗晓南（2005）在相关专书中提到：如何帮助阅听人建立起一套“视（听）觉防御机制”，进而减少那种问题丛生的媒体所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便是媒体素养的重要任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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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罗晓南的关注点在防御上，其实是被动的。在欧美国家中，媒体识读关注的是将各种媒体现象结合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中，并寻求传统教学方法的改善，以让学生们可以从小就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所理解，并有改良使之趋于完善的责任与动机；重要的是孩子们会在当中长大，并因而社会化为更负责任的公民。因此，他们更常使用的是媒体教育（media education）的观念，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深化文化的内涵，继而使得处于环境中的大众传媒也可以因而提升。这是一种可行，但必须不断检讨与反省的关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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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可行，乃是因为这一取径开始意识到新闻传媒的许多问题缘自从业者，而从业者在进入职场之前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一味指责传媒的不是，徒使象牙塔内的高调论点混淆大众的社会秩序，造成的问题反而愈大，其实新闻工作者所犯的错误未尝不是我们自己也有可能重蹈的覆辙。因此，过往在媒介批评中被忽略的文化面向，在媒体素养中便成了问题背后更实质的结构脉络。因此，重要的是：该如何把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身生活的未来期待，具体且逐步地融入这个传播媒介生态之中？这也变成传播研究者的当务之急——介入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之中，继而使得大众传媒那种备受争议，且问题不断的生存环境，借由我们的参与而能不断地改善，继而成为我们理想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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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批评：精英取向的价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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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过，新闻、传播实际情况中的缺点常常是媒介批评的重要工作，然而这种批评容易流于一种片面的指派，凸显了错误或不够完善之处，忽略了历史脉络，以及社会情境的因素，以至于常常造成被指出的问题未被解决，甚至是不同问题之间的改革方向彼此矛盾，反而造成新的困境不断出现。这便是媒体素养后来逐步发展与酝酿的具体背景，只是当媒体素养重视的批判与反省在揭示、阐明之前，我们实有必要仔细回溯媒介批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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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媒介批评的雏形酝酿于电影内容的批判[9]，亦即是在电影研究中，关注电影内容讯息与相关意义界定的传统，乃是媒介批评类型的源头。在这个面向上，“电影导演等创作者透过影片内容试图表达什么”的问题常成为初始时期的关注点；在此，所有的阅听大众摸索的是创作者等人的实质意图，不管这意图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角度或关系为何，这自然彰显的是一种少数精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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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由于这些评论必须透过白纸黑字的印刷文字加以表达，这使得很多在识字、书写表达上有困难的阅听大众也无法进入这样的场域“充分且任意”地表达自己，这自然形成了媒介批评领域中精英属性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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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批评与表述自己对内容的看法之前，评论者需对内容做出解读与分析，因此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等，也经常被援引作为很好的分析工具，这也是为何媒介评论在发展之初，总试图在看得见的内容之外寻求更深层意义的揭示，深具各种理论特性，也吸引各种跨学科领域人士的注意，这种借由专业词汇进行身份辨识与论点沟通，而非如过往同一领域中的学者常常以发表过的作品作为判断依据，于是在媒介批评的范畴里，新兴的专业社群也渐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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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容的分析也因此分成两种类型，一是直接而明显的文本内容分析，另外一种则是对文本所孕育的脉络，及其对文本内容的意义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进行分析。尔后，文本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导致阅听人接收分析的形成，这就是后来在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诠释蓬勃发展的根本源头，因此意义的生产也就愈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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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本类型，与电影关系密切的媒介批评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此时，传播科技的发展也开始进入大幅推进的阶段。电影仍有其重要性，但已非独大，旧有的媒介形式如报业、广播，以及更多新兴的媒介形式如电视、新闻、广告、戏剧节目、综艺节目等等，纷纷成为媒介评论者关注的面向，并共同形成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所组成的生态系统。而这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发展，也促使更多知识分子投身于此，精英取向的价值关怀极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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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于各种传播内容的讨论，成为主要关注面向；而以媒介批评之名，各式各样的观点与感受都纷纷出现，识者也不禁好奇：什么才算是媒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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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媒介批评首先凸显的乃是一种对于我们外在信息的不信任，因此态度上的怀疑是有必要的，继而在某些被一体化的论述中，批判地寻求新的观点，借以彰显或寻求公平、正义等更深刻的人类价值。在此，批判的具体内涵是抱有敌意的不信任，由此某种精英或专业的姿态被认为是与庸俗生活可以区隔开来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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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980年代至今，媒介批评的发展时间不可说短，但它的实际成效却相对有限，以至于产生的问题也不少。简单来说，庸俗生活是建立在每天生活的形式之上，它特别凸显的应是生活意义的单调或匮乏；一旦采取某种精英姿态，借以避开那种被单调习惯制约的同时，我们也可能把身体之所栖息的日常生活世界一并摒除，继而产生了一个远离现实生活却自成体系的学术世界，这是过往媒介批评最受抨击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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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对于生活中各种感受的抒发，以至有些另类观点的产生，是否可以被列入媒介批评之林呢？过往，这些或是基于道德，或是与性别、族群、习惯与风俗民情有关的各种看法，可否也被视为是一种媒介批评呢？而当社会对于各种口说、文字的表述与传达不再敏感而任意使其发展时，那抒发情绪感受的媒介批评，其具体目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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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media）这个中文词汇来说，能够召唤出我们各种感受的中介之物，便可以是我们批评、检视的对象。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官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的一切都可以是激发感受的起点，继而成为我们媒介批评的关怀对象；只是在当代社会中，这一切事务中的大部分是由大众传播媒体组织所生产、创造的，因此我们平时所指涉的“媒介批评”多半是指对这些媒体组织生产成品或过程中生产行为的凝视与检讨，继而忽略其他的中介形式。这是可惜的，也使这一词汇背后更为宽阔的内涵被窄化，继而使得相关发展走入一种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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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各种媒体组织所制作出来的讯息常成为我们环境中的主要内容，继而影响我们的感官，然而也有一些感受，是由一些比较独特的中介之物，譬如：男性女性化的穿着与女性男性化的装扮，以及各种因“酷儿”（Queer）之名被召唤出来的性欲作怪等等[10]，它们或许不是媒体，却也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可以产生有价值的思辨过程，继而使得经验的主体得到了一种带有丰富体认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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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批评、批判不应该只是态度上的怀疑，这只是工具或桥梁绝非目的，更重要的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继而使得经验者在面对一种情境或境遇时，他得以透过个人脑中的思辨来寻求现实条件存在下的更多可能性，并图谋充满困境的现况可以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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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媒介批评的发展轨迹仔细检视，便会发现有些传播内容的影响更大，例如广告，它们与道德、价值、风俗等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相关批评常是由新闻版面中的社论、专栏等作者出面为之；只是，道德的批评容易，但容易造成的问题就是前述所谓的媒体杀人，这是一种未审先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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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这些批评背后，批评者总以上位者的姿态，担心一般的市井小民容易被误导，以至于忘却高远的、美好的，且是可以教化人心的想法其实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碰撞。在这个面向上，这些知识精英多半相信自己具备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文化[11]，以至于能在环境的错综影响中超然出来，甚至不会被麻痹。因此，在希望民众能回归到一种人类应该要有的生活方式与作为的期待下，知识精英们经常复习的是一种不可能在今日此时此刻出现的特殊态度与过往社会，因而也与当前的生活环境区隔开来，使得那种批判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扎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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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素养：民众取向的行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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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在电影批评中出现的诠释，强调的是意义的生产。这一观点使得原先在传播流程（S-M-C-R-E）的结构中只能作为接受者（receiver）的阅听人，转而成为一种生产者，一种在有限资源中经营出新生活的消费者（consumer）。这种酝酿于媒介批评中的想法与相关论述，大幅度地改变了阅听人的被动位置，这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中间接促成了研究者对于人们主体位置的认识，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媒体素养、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的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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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整个发展背景上，消费社会自从17、18世纪出现，以迄于今日的高度成熟，也从真实的生活条件上支持了上述探索路径的价值。基本上，消费社会重视的是丰盛完整的商品陈列，以及购买者随心所欲的选择行为，这自然使得人们的主动性大幅提升，从而不再面对一系列的贫困问题，与接续而来的无知状态。甚且在人类学的田野资料中，某些原始部落，消费的最初意涵是一种氛围的积极投入，以致对现实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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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很多人都可以选择享受美好的生活，纵使只是生活中24小时中的部分与片段，或是长期困苦中的一段美好，人们也多半会因为这个感受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与自我认识。诚如Ann Bermingham在探索17世纪大众消费时指出：“消费俨然成为个人参与文化与转变文化的首要方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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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论述似乎凸显的是：人冷静、独立而有理性，感情丰富又不会任性。事实上，氛围的投入也会是种行为的迷失、价值的偏好，或者是会造成无力分辨价值时的歇斯底里。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往影响媒介批评甚大的实证主义所标举着的客观价值，也开始受到置疑；现在，在媒体素养中的我们，受到批判与诠释研究的影响，已清楚认识到人不可能没有价值，我们能做的是使价值的影响被我们意识到，并致力于追根溯源的谱系整理，以厘清自己所持有的价值，与自身位置之间的辩证关联性。这种对于自身“存在”处境的自觉非常重要，少掉这种自觉，我们的表达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本能”表达或反应，没有反思的空间，也缺乏创意酝酿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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