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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批评、批判不应该只是态度上的怀疑，这只是工具或桥梁绝非目的，更重要的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继而使得经验者在面对一种情境或境遇时，他得以透过个人脑中的思辨来寻求现实条件存在下的更多可能性，并图谋充满困境的现况可以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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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媒介批评的发展轨迹仔细检视，便会发现有些传播内容的影响更大，例如广告，它们与道德、价值、风俗等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相关批评常是由新闻版面中的社论、专栏等作者出面为之；只是，道德的批评容易，但容易造成的问题就是前述所谓的媒体杀人，这是一种未审先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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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这些批评背后，批评者总以上位者的姿态，担心一般的市井小民容易被误导，以至于忘却高远的、美好的，且是可以教化人心的想法其实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碰撞。在这个面向上，这些知识精英多半相信自己具备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文化[11]，以至于能在环境的错综影响中超然出来，甚至不会被麻痹。因此，在希望民众能回归到一种人类应该要有的生活方式与作为的期待下，知识精英们经常复习的是一种不可能在今日此时此刻出现的特殊态度与过往社会，因而也与当前的生活环境区隔开来，使得那种批判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扎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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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素养：民众取向的行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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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在电影批评中出现的诠释，强调的是意义的生产。这一观点使得原先在传播流程（S-M-C-R-E）的结构中只能作为接受者（receiver）的阅听人，转而成为一种生产者，一种在有限资源中经营出新生活的消费者（consumer）。这种酝酿于媒介批评中的想法与相关论述，大幅度地改变了阅听人的被动位置，这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中间接促成了研究者对于人们主体位置的认识，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媒体素养、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的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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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整个发展背景上，消费社会自从17、18世纪出现，以迄于今日的高度成熟，也从真实的生活条件上支持了上述探索路径的价值。基本上，消费社会重视的是丰盛完整的商品陈列，以及购买者随心所欲的选择行为，这自然使得人们的主动性大幅提升，从而不再面对一系列的贫困问题，与接续而来的无知状态。甚且在人类学的田野资料中，某些原始部落，消费的最初意涵是一种氛围的积极投入，以致对现实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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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很多人都可以选择享受美好的生活，纵使只是生活中24小时中的部分与片段，或是长期困苦中的一段美好，人们也多半会因为这个感受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与自我认识。诚如Ann Bermingham在探索17世纪大众消费时指出：“消费俨然成为个人参与文化与转变文化的首要方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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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论述似乎凸显的是：人冷静、独立而有理性，感情丰富又不会任性。事实上，氛围的投入也会是种行为的迷失、价值的偏好，或者是会造成无力分辨价值时的歇斯底里。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往影响媒介批评甚大的实证主义所标举着的客观价值，也开始受到置疑；现在，在媒体素养中的我们，受到批判与诠释研究的影响，已清楚认识到人不可能没有价值，我们能做的是使价值的影响被我们意识到，并致力于追根溯源的谱系整理，以厘清自己所持有的价值，与自身位置之间的辩证关联性。这种对于自身“存在”处境的自觉非常重要，少掉这种自觉，我们的表达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本能”表达或反应，没有反思的空间，也缺乏创意酝酿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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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多以媒体素养之名进行的课程讲授，并未重视这种主观的自觉，反而着力于对客观存在事物或问题的揭示，并因而又彰显了那种在媒介批评时存在的精英态度。因为要对自身的存在状态有所觉察，于是我们便可以较缓慢的步伐，重新发现消费具有积极的复杂性以及在特定情境中的主动性，文化绝不是先制作好的。换句话说，在解读、消费各种信息内容时，我们应该不断自我提醒的是，它之于我们的意义究竟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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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媒介批评会指出问题何在？媒体素养却重视在这样的问题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诚如Karl Marx所提醒我们的，不同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观点解释世界，但我们要的是改造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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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与媒体素养同样都是关心那个问题层出不穷的社会，尤其聚焦在大众传媒组织及其产品，只是随着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现实的传媒生态早已无法透过单独、个别、有限的努力来解决。诚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所慨叹的，人类的生活环境总是被系统化地扭曲（systematically distorted），有效的解决之道唯有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致力于理想的言说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形塑、经营与逐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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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言说行动（speech act）所凸显的是对口语传播的重视，这是过往新闻、传播学者极容易忽略之处。也就是说，要重视生活中的语言与修辞，但得要大家先重视日常生活中自觉态度的培养。一旦可以重视自身价值所依止的立场，一旦能尝试以有立场的观点加以言说，那么自身的生活便会开始有了转变，这是一种使阅听人权力被开发出来的过程，我们一般称之为赋予权力（赋权）、培植力量（培力）（empowerment），继而直接标示出我们生活中的意义都是逐步形成的建构主义式（constructivism）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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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媒介、媒体的关注不应该只是怀疑与否定而已，它鼓吹的是一种慎思明辨的态度，并在仔细凝视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彰显出关注者的权力展现。当然，权力的展现很重要，这是一种需要练习的方向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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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很多的媒体素养教师会鼓励学生聚集起来去跟大众传媒讨回属于他们自身的权力，不容被污名；世新大学新闻系的余阳洲（2005）在《媒体识读的实作、实作的媒体识读：一门新课程的缘起与教学经验谈》一文中，便指出有些阅听人尝试落实“要求有线电视业者提升服务质量”、“抵制血腥暴力的报纸新闻”、“抗议购物频道广告不实”、“投诉报纸色情分类广告”、“检举地下电台贩卖违法药品”、“反对电视戏剧的置入性营销”。然而，在有了想法到付诸行动之间，他写道：媒体识读是一门非关传播专业技术的实务课程……由导引学习者检视、反思自身经验出发，进而确立个人的主体意识，使不致迷失在媒体氛围之中，最后期待结合众人的智慧与力量，打造清新健康的传播环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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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播生态中的媒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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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讨论中，关于媒介的改革，我们处理了两个不同的词汇，两个有同有异的取径。一个是媒介批评，一种酝酿于20世纪中叶的批判运动；另一个则是媒体素养，关注的是如何因应环境的变迁，以及因而酝酿、产生的个人能力，这一取径产生于上世纪末的英、美，但在世纪之交，却于两岸三地纷纷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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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何呢？是新、旧之间的交替、取代？还是一次又一次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提出最具原真性（authenticity）的质疑呢？本文的立场是建基于后者，力主以文化研究的视野与特性来寻回传播在此时此刻的积极性，以响应那种不断批评反而治丝益棼的社会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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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最核心的关键在于同时追求一个更完善的理想社会的落实。媒介批评中的“媒介”是好的，它带有模糊的面向，既可指单纯的中介性事务，也可以指涉大众传媒组织的体制面向，因而在涵盖性上成为适当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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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非常重要，因而厘清两者乃是进行媒介改革中一定要有的认识。媒体素养中的出发点是可取的，那种对现实生活中改变的促成是可贵的精神，但媒体一词过分地聚焦在大众传播组织上，以至于在使用的同时，也忽略甚至背反了它原先倡导的精神。本文因此主张以“媒介”涵盖“媒体”，以“素养”作为印刷时代识读能力的平行对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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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者成露茜（2005）在撰文介绍《批判的媒体识读》专书时，曾在序言中讨论一首在2005年流行于大陆的歌曲《两只蝴蝶》。歌词是“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她因为反复多次聆听，觉得厌烦，因此怀疑起年轻人的品味。但是当年轻人讨论起这两只蝴蝶究竟是男蝴蝶告知女蝴蝶要慢慢飞？还是女蝴蝶用带刺的玫瑰提醒男的时，又有人说为何是一男一女？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两只男的，两只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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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自觉就是媒介素养所希望提倡的，只是品味的比较只是提醒我们拥有选择空间的权力。年轻人的对于文化的自觉，是在生活中可培养的能力。然而，媒介素养绝不是新闻专业教育的基础。上面的案例确实阐明了大众媒体的力量，但要破解这类幻化为景观（spectacle）[14]存在的物质基础，只有民众能以自己的语言经营起一个更有意义的生活境遇，而且不能小看这种在生活中的玩笑与嬉戏，因为它正提示、点明每一个人身上所拥有的革命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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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主张媒介批评应延续下去，但要意识到过往批评概念的局限，批评其实更是一种自省，因此我们应该可以将其界定为：在诸种条件成立下，对更多可能性的探询。如此一来，传播生态的经营就更为重要。因此就在孩子还小，根本还不足以成为新闻专业工作者之前，我们就希望借由语言来使他们成为能够承担责任，能够付诸行动的人。如此一来，境遇主义者（Situational International,SI）关于境遇的经营，就被视为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目标与有力启发，因为他们保证了生活将可以开展成为一种每个个人都可以参与且勇于负责的真实环境。诚如法国学者Guy Debord（1931—1994）于1957年6月在“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s and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 Tendency’s Conditions of Organization and Action”一文中便执笔指出：这个世界必须被改变，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束缚人的社会与生活进行彻底的解放与变革，关键就在于一种有意义生活情境的经营。传播媒介就是这个情境中极为关键的一种文化机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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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Debord总是关注如何在平日生活作息中寻找出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情境，继而使个体主动而有意识地参与到生活的每一时刻的建构过程中。一旦生活的情境可以经营，那么人们便更有可能发挥潜能，继而寻获自己的愉悦。在这里，现代社会的景观特质是我们要批判、检视的对象，毕竟“景观是对生活的具体颠倒，是无生命体的自主运动”；而情境（situation）便是我们用以对抗宰制、压迫，以及彻底解决某些所面临问题的关键概念。在这里，他延续情境主义者之前的一些艺术传统，主张可以借由自身的想象，而非外在力量来改变艺术与生活分离的现状，继而使得每天生活中的每一个时间都可以成为革命的现场：创造我们想要及需要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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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错、好、坏与善恶的二元判断，是建立在问题的存在基础上之上的。可是，当代社会的最大特色在于：问题难已被辨识；只有引导感觉的状态（景观），却没有明确对象供理性掌握、检视与反省。这因此显示出情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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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景观社会的一体性、凝聚力证明了革命的正当与必要，因为人们如果不将整体拆散为部分的话，那么就无法在最小的环节上进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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