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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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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的社会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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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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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话语在批评主体、关系和知识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建构了基于话语主体的身份权威与报纸本身的机构权威结合而成的批评话语权威。二是在批评的参与者包括批评主体、作为客体的电视剧、观众、电视剧的生产者以及《人民日报》本身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互利的协同关系。三是确立与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的批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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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它与社会是相互作用和建构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20]话语的建构效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社会身份与社会主体的建构、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及知识与信仰体系的建构。就《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话语而言，我们将分析其建构了什么样的和如何建构批评主体、批评关系和批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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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评主体：话语权威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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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电视剧的批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文艺领域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包括：党政机关职能部门如各级宣传部、广电总局等负责人，半官方的有关各级协会如文联、作协等负责人等等；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专家与学者；电视剧的主要创作人员；《人民日报》的记者；其他广大的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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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批评主体通过在《人民日报》上的批评言说活动生长成一种话语权威。这种权威不为某个个体单独享有，而是作为一种话语整体发生作用。根据《辞海》，“权威”有两个含义：一是，“权力与威势”；二是，“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权威的产生有其社会物质基础，权威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21]权威必须与一定社会物质形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存在和发挥作用，如与权力、知识或某种符号结合在一起。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区分和论述了三种类型的权威：传统型、魅力型和合法型权威。不同的权威获得的途径是不同的，传统型权威是以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权威基于个人的不凡个性、英雄气概与罕见的神圣性献身精神。合法性权威基于所制定规则的合法性，它来源于以理性为取向建立的官僚机构。权威是根据严密的制度和程序产生，又根据这种程序和制度来发布命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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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建立合法型权威的意义上，《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树立了话语权威，其基本的方式是以各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其含义接近“正当性”。有学者指出，“批评的一个社会功能即社会控制，其副产品则是社会合法化”[23]。批评要建构自己的权威，影响社会控制，必须首先确定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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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合法性的建构之话语策略之一是表明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当批评主体的身份非常清晰的时候，对批评话语的评估往往转化为对批评主体权威的评估。上文所提及的五类批评主体除学界的作者以外，其他四类作者的社会身份都会在文本的适当位置得到说明，或是直接在作者面前直接冠以头衔：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电视剧《忠诚卫士》导演潘小阳”，“本报记者向兵”；或是在栏目中添加标记，如，注明此文章为“创作手记”；或是在文末介绍作者身份，如“大连市中山区侯文学”；最后一种身份标注方式，不像前几种那样身份定位明确，一般用于观众来信中，只是表明这是来自社会公众，给出其大致的地理位置。学界的专业人士的身份，一般没有明确的标注，这里显示出不突出专业批评者身份的意涵，同时也意味着专业人士的权威树立更需要依靠于其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不能依赖外在的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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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话语建构不是批评主体思想的自由飞舞，而是受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直接制约的。《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不同，其权威性指向也不同。文艺领域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其树立的是以政治为导向的权威。文艺领域的监管者是党和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的解释者、执行者、守护者甚至是制定者，他们直接代表了党和国家意志，他们的批评话语或是阐述社会主义条件下电视剧发展方向，或阐发电视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成就，或是对某些电视剧的现象表明看法。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一个被授权发言的人在一个严肃场合表达他自己的正式话语，具有一种其限制与其机构的授权程度相一致的权威”。[24]而且，某些中宣部、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批评话语可能与某些具体的政策或是管理行为直接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是与行政权力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对电视剧的制作和传播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强制力。如，2004年5月2日刊发的《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就加强涉案剧播出管理答记者问》，以新闻发布的方式，阐述相关的政策，对涉案剧的有关管理问题进行说明。这种政治权威的树立是由我国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电视的喉舌性质和党的领导绝对不可动摇，必须讲政治，必须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这是中国电视的安身立命之所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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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者而言，作为专业的信息采集者，他们所树立的权威是一种信息权威。记者准确及时发布电视剧相关的信息，包括电视剧的拍摄情况、播出信息、观众反映、最新的文艺政策动态、电视剧的总体成果等一切具有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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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的有关创作者现身说法，将自己在电视剧生产制作过程中的理念、心得、创作意图等相关问题借助《人民日报》的阵地直接向观众来传达，他们指向的是来自于实践的知识权威。作为创作者的自我批评，他们可以直接阐明电视剧的首要意义，掌握意义协商的主导权；可以说明电视剧的创作过程，展示艺术成就等。如电视剧《忠诚卫士》的导演潘小阳写作的《蹚过真理的河》，阐发电视剧的主题：“我们力图通过《忠诚卫士》的情节载体和透过戏剧冲突所着力塑造的人物，使本剧的总体意蕴至少在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和开掘：财富与人性、信念与人生。”来自创作者本身对电视剧的阐释，从逻辑和情理上都显得更具有效性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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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作为批评主体，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其他四类批评主体的话语有较大的不同，它们所产生的文本属于“第三级文本”的范畴，这类文字在《人民日报》上多在《看台人语》栏目以观众来信的方式出现，文字短小，视角细微。《看台人语》栏目是2000年才设立的，这个栏目的设立显示了《人民日报》在电视剧批评话语权利方面变得更为开放，向一般社会公众开放话语阵地，显示了对受众主权的尊重。来自普通民众的电视剧批评，借助《人民日报》的话语空间，树立的是一种民意的权威。因为他们来自人民群众，也就是电视剧直接的主要的接受主体。不过，普通观众的声音，在这里不是十分充分。无论在批评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其他批评主体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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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领域，就此而言，专家最有资格来评价电视剧。在《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队伍中，专家实际上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颇为微妙的是，专家的身份在批评文本中并不直接标示，这意味着他们的专业权威没有得到明确的保障。专家们需要在话语内部建立其专业标尺。根据符号互动理论，专业的特性、权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定事实，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社会建构。[26]在批评话语中，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包括坚持学理深度、使用学术话语、秉持专业视角、保持学术品格等等。但是，《人民日报》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其批评不能过于学术化，必须将学术追求与大众接受能力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的主导意图在于引导和宣传，而不是独立的学术研究，所以，专业策略必须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默契或一致，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界之内。在这种双重的束缚下，《人民日报》的专家剧评的专业权威难以完全确立和凸现，相对于政治权威、信息权威而言，专业权威是一种弱势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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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各种权威形态，在很多时候会整合在一起，形成权威组合与强化效应。如文艺领域的监管者有时就会把政治权威、信息权威与专业权威等趋向整合在一起。《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所塑造的话语权威，是话语主体的权威指向与《人民日报》在社会系统中的权威地位相结合而形成的群体累积的权威和组织化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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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评关系：合作互利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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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以及话语行为在批评的参与者包括批评主体、作为客体的电视剧、观众、电视剧的生产者以及《人民日报》本身等多类社会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互利的协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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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肩负着及时报道国内外重要新闻事件、准确传达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与观点、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其新闻话语、言论话语的生产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其中的电视剧批评作为宣传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服从于《人民日报》话语建设与生产的总体目标。具体而言，就是把握电视剧批评中意义协商的主导权，以达到引导电视剧生产走向的正确方向，宣传主流文艺思想，推介主旋律电视剧，监督和校正某些不良现象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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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作为权威主流媒体，在以之为媒介的电视剧批评话语生产与建设中，发挥了一种积极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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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作为把关人发挥把关作用。根据传播学理论，媒介把关作用是指媒介以及媒介组织中参与传播的人不可避免地从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出发，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发挥把关作用的人或组织就叫把关人。具体到《人民日报》的批评来说，把关作用主要体现在批评话题与主题的选择、批评话语具体呈现方式的安排这两个大的方面。当《人民日报》的编辑面对来自不同的批评主体的批评文本时，他们会根据他们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他们会确定哪些批评话题或是批评主题应该重视，哪些文本应该刊登，哪些电视剧或电视现象值得讨论等。批评话语的具体呈现方式的安排是指编辑们确定何时、在何版面以何方式把文本刊登出来。他们会确定文本中哪些部分需要删除，哪些部分需要补充修改，放在什么版面，采用什么栏目，以什么版面语言呈现出来。版面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报纸态度和观点的反映，体现批评受重视程度和重要程度，例如，发表在要闻版与发表在副刊版的批评的重要性有区别，配发了编者按比没配的重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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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组织与策划。《人民日报》的话语生产和建设必须依靠一定的资源，其中作为话语基本生产力的批评主体，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人民日报》以选择性刊登来稿、约稿等方式联系和聚集一批比较稳定的批评队伍。另外，还对于具体的批评活动进行组织策划。包括设立固定的批评栏目，稳定话语空间，如设立《大地·评论》、《看台人语》等；确定批评话题与主题，约请作者等；开展批评征文活动，如就“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面向社会征文组织评价和讨论；组织座谈会，就某部作品和现象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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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议程安排与设置。议程设置机制是大众传媒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议程设置的基本含义是指媒介有一项突出的作用，即为公众安排谈论的话题，决定人们谈什么和想什么。也就是媒介对某一事务的强调程度与公众对同一问题的强调程度成正比关系。[27]这种议程设置是媒体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机制。《人民日报》所确定的批评话题与主题，既决定批评客体的出场机会，决定批评主体的言说机会，同时也影响受众对电视剧的收看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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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在批评话语中的主导作用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并有效地维持和持续发挥，关键在于其本身所拥有的资源。这种资源对其他批评参与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使用价值，所以才会在批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民日报》的资源从基本的层面来看，就是所提供的发表载体与话语阵地，但是如果仔细辨识，其发表阵地和发表空间蕴涵着巨大的价值。第一是大众传媒的传播功效。大众传播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在其中传播的内容与涉及的相关人物，会产生与众不同的特质，而使一般的人与事得以突出出来，传播学中称这一功能为“赋予地位”功能。[28]第二是《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所致。《人民日报》是主流社会的发声阵地，能够以此作为话语阵地，意味着：或是主流社会的代言人，或是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承认。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具有《人民日报》这种地位的报纸或媒体，就此一家，别无分店，其价值具有独特性和垄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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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的这种非凡价值我们可以利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来分析。布尔迪厄扩展了资本的概念，认为有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29]就此而言，《人民日报》的话语阵地与载体就是某种声望与关系网络的连接点。以《人民日报》为中心，形成批评主体、批评客体、观众和电视剧创作方互相连接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其中暗含着不同资本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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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主体的文章如果能够在《人民日报》得以发表，意味着他的社会资本的提升：社会声望增高、社会影响力得到增强与扩大。而这种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间接转化为经济资本，因为名气与声望往往决定了作者出场的价码。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经济资本，如有些单位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重要的科研成果，成为晋升职称的有利条件；还有的直接给予经济奖励，规定发文一篇发给多少数量的奖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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