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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刘建明《媒介批评导论》和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相继出版，“标志着呼唤多年的媒介批评理论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研究范畴与规范”，并“预示我国媒介批评研究进入‘预热’阶段”。[4]此后，一大批“媒介批评”研究著作诞生，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势。诸如：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神秘面纱》（200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陈龙《媒介批评论》（2005，苏州大学出版社），李岩《媒介批评 立场 范畴 命题 方式》（2005，浙江大学出版社），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刘建明《西方媒介批评史》（2007，福建人民出版社），雷跃捷《媒介批评》（2007，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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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综观当前“媒介批评”研究及相关实践，我们仍然很难在学理上明确其学术边界。在众多关于“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论语境中，我们既看到“社会批判”、“文化研究”、“媒介分析”等一大堆西方社会学、传播学领域的知识概念，又看到“传媒评论”、“媒介监督”等深具我国传统新闻特色的理论话语；即使在实践领域，既有“新闻评议会”、“公评人制度”等西方新闻制度话语的介绍，也有“新闻阅评”、“报刊审读”等极具我国新闻特点的实践话语探讨。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媒介批评”研究领域广泛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感觉到“媒介批评”研究边界的模糊，而这显然不利于媒介批评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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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从文献上梳理了我国“媒介批评”研究的大量成果，从概念语境上对我国“媒介批评”研究主要涉及的三个重要语境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介批评学”的学术边界问题提出了粗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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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文化批评”语境下的“媒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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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媒介批评”概念最早由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一文提出——“顾名思义，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5]这个定义后来被学者一再“顾名思义”地引用，造成“媒介批评”概念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批评媒介”的简单烙印。此后关于“媒介批评”概念的很多讨论，都是在“批评媒介”这个最简单的理解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这是造成当下“媒介批评”概念语境多元复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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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理解并非那篇文章的本意。吴迪所言的“媒介批评”，更多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批评”，即“大众文化批评”，它是相对“精英文化批评”（即文艺批评）而言的一种理论探索。作者明确指出：“就批评对象而言，媒介批评主要面对的是大众文化”，“广告、商业性电视剧、娱乐节目、流行歌曲、通俗文艺、消闲书刊、港台和西方类型片、时装表演等等传媒推出的大众文化产品都应该成为媒介批评的对象。”[6]由是可见，吴迪所谓的“媒介批评”，并不是简单的“批评媒介”，而是一种带有深刻理论开创意义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即一种“社会文化批评”的理论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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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种“社会文化批评”语境的出现，与当时学者的学术背景有关，他们大多来自文艺批评或影视批评领域，比较熟悉西方那套批判思想，对媒介现实文化也十分关注。因此，他们所谓的“媒介批评”，一开始就带有十分浓厚的“文化批判”意味。这从学界最早关于“媒介批评”的讨论文集中就可佐证。1996年，《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搞了一次“媒介批评”学报沙龙，一共组织了7篇文章，[7]虽然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综观相关讨论的话题语境，仍能看出其浓厚的“文化意蕴”和“批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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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文化批评”语境下的“媒介批评”研究日益兴盛，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批判理论的广泛评介和深入研究为此一语境的媒介批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影视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讨论逐渐关涉媒介现实，围绕媒介现实的各种理论研究日益丰富。具体说来主要涉及如下三种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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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社会批判”的理论语境。在传播批判理论语境下，这一研究语境大多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欧洲媒介批判理论为基础，对社会批判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并将其运用到分析中国媒介现实的问题中去。由于此一语境本身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因而经常引来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广大学者的研究关注。笔者认为，此一语境，将西方哲学、社会学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引入传播学的研究上来，从而将“媒介批判”与“社会批判”粘连起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的“媒介批评”不过是“把媒介作为一个社会批判领域”[8]，实则是他们“社会批判”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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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化批判”的理论语境。在传播批判理论视野下，这一研究语境大多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为基础，对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并将之运用到分析中国媒介现实的问题中去。此一语境侧重人类学方式的“文化研究”，重视对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媒介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探讨不同领域中文化的权力关系及其运行机制。[9]笔者认为，此一语境无疑将前述社会批判的理论视野进一步“下放”到文化研究的视阈，媒介不再只是批判的注脚，已然成为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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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媒介分析”的理论语境。这是笔者借用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杰的概念，他把西方媒介研究方法称之为“媒介分析技巧”，主要包括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社会学四大媒介分析的主要方法。[10]此一语境强调“媒介分析”的理论方法，其研究涉及文学、艺术、文化等诸多领域，主要思想涵盖了“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分析”等西方媒介分析的主要理论。此一语境的媒介批评理论也是当前国内不少媒介批评专著着重评介的内容。[11]笔者认为，这一语境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国内相对缺乏的学术性媒介批评注入源头活水，为不少学者开展媒介批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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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下，近年来文艺文化学界也纷纷关注“媒介批评”。特别是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的日益兴盛，媒介直接影响了当下文学艺术、文化艺术等的发展，“媒介”自然成为文化批评、艺术批评、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对象。蒋原伦在《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一文中就指出，媒介批评是应当代文化环境变化而生的；媒介批评的功能一是揭示某一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因和路径，二是拓展“趣味”的范围，以净化文化大环境；媒介批评的任务是开辟新的批评范畴，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或者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包括在内，以对当下文化做出应有的阐释。[12]这多少代表了文艺文化学界对“媒介批评”的理解和期望，也多少是对早期吴迪等人提出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一种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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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传媒评论”语境下的“媒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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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顾名思义，是围绕“新闻传媒”展开的批评。这一语境主要由刘建明等人提出。1997年1月始，《新闻出版报》发表了“传媒评论学”系列文章。包括：刘建明《建立新闻传媒评论学》、《新闻传媒评论主体与客体》（以哲峰为笔名），林之达《传媒评论学的现实主义方法》、《新闻感受的分化和效果评价的量化》，刘卫东《传媒结构及其对社会意识的调控》，易涤非《传媒评论的历史观》，胡钰《如何评价新闻价值》，黄道宏《如何评价传媒的党性意识》，焦国标《评析新闻作品的文本理论》，等等。刘建明认为，这次讨论“拉开了媒介批评学研究的序幕”[13]。其后，刘建明等人又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开设“传媒评论学讲座”，包括：刘建明《建立传媒评论学》、《传媒评论的主体》，展江《传媒评论的范围和任务》，林之达《传媒批评的现实主义方法》（上、下），胡钰《新闻作品的评析》（上、中、下）等12讲内容。[14]这次讲座与前次讨论语境一脉相承，基本搭建了后来刘建明等人“媒介批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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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两次“新闻传媒评论”语境的讨论，其参与讨论者基本都来自传统的新闻学界或业界，他们的研究取向比较偏重新闻专业理论或业务实践，其讨论话题完全围绕“如何从新闻学角度批评传媒”展开，包括评价传媒的主体、客体、方法、意识、原则等等。显然，这些讨论开创了“媒介批评”研究的一个新视阈，即新闻专业取向的“媒介批评”，这就是后来刘建明等人倡导的“媒介批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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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传媒评论”语境下，当前“媒介批评”研究开始大量关注媒介现实问题，包括对媒体机构的观察与批评（如对央视的批评），对各种传媒现象的批判（如对新闻炒作现象的批评），对新闻记者的监督（如对名记者或具体采写行为的批评），对栏目作品的评析（如对某个新闻栏目或某则新闻作品的评价分析）等等。其理论语境涉及“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伦理”、“职业道德”、“媒介责任”、“业务规范”、“宣传价值”、“专业主义”等各种传统新闻专业的理论话语。目前，不少新闻专业期刊设立的“媒介批评”专栏，其中发表的不少文章都属于此类语境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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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关注“媒介批评”制度与实践机制的问题。一些学者积极评析西方媒介批评实践的制度、机制及具体做法，将港台及西方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新闻评议会”、“媒介公评人”、“媒介自律机制”，以及媒介管理法规等，统统纳入“媒介批评机制研究”的视野，并进行了大量深入翔实的探讨。[15]这些讨论对我国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有学者将媒介批评机制研究纳入媒介素养教育机制研究的语境中，将媒介批评问题纳入“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视野，[16]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论视阈和实践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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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语境下的“媒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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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报刊批评”及“报刊批评学”概念提出得也比较早，1999年，张羽等人在《报刊之友》（现《今传媒》）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报刊批评”以及“报刊批评学”。他们的思路是：图书有书评，文学艺术有文学批评，那么，报纸期刊也该有报刊批评。[17]这组文章包括：张羽《加强对报刊的批评与监督》、《报刊批评学浅说》、《试论报刊批评的性质和作用》、《报刊批评方法》，若文、张弓长《报刊批评与舆论环境》，孙月琴、军文《报刊批评与批评主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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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报刊批评”这个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报刊审读”，所以从一开始，“报刊批评”就和“报刊审读”粘连在一起——尽管“报刊批评”概念的提出者极力强调他们与“报刊审读”的不同。同样在《报刊之友》上，有学者发表文章讨论“报刊审读”与“报刊批评”的关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闻仲“五谈审读与报刊批评”，包括《报刊批评的有效实现形式》、《全面领会报刊批评的内涵》、《正确把握报刊批评的标准》、《让批评走进大众》、《谁来监督监督者》等5篇文章。作者援引刘建明、王君超等人的观点佐证自己，认为“报刊审读是报刊批评（媒介批评）的重要形式”[18]，从而将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直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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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日，《报刊之友》（现《今传媒》）上仍有不少学者，包括一些媒介管理者以及各地新闻审读工作者，撰文强调报刊审读之于媒介批评的重要性，并借助所谓“媒介批评学”的相关理论概念，丰富、建构自己的理论语境。“媒介批评与审读探索”也是该杂志的一个著名专栏，并成为当下“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特别是最近几年，结合“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的语境，不少研究者着力将“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勾连，有人甚至还提出建立以“新闻阅评”为主的“中国式媒介批评制度”的主张。[19]但是，此一语境一直饱受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者的争议，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曾专门撰文认为“新闻阅评”不能等同于“媒介批评”，[20]但此种观点也同样饱受争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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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关于“媒介批评学”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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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媒介批评”概念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三种非常不同的研究语境，但是，随着后续研究的逐步深入，各种不同语境又进一步细化、延伸、交织，出现了较为复杂多元的理论语境，由此造成“媒介批评”学术边界的日益扩大和模糊。笔者认为，这种现状并不利于作为一门学问的“媒介批评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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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媒介批评学”既然已经成为不少学者认可的“显学”，那么就有必要明确界定这门显学的学术边界，而不能简单化为“批评媒介”的一门学问，如果那样，势必造成学术探讨上的模糊或可能存在的争议。笔者认为，既然我国“媒介批评”研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三种非常不同的讨论语境，那么，能否从理论上对上述三种语境进行整合或分解，框定或分别框定一种相对可以对话的理论语境，从而为所谓的“媒介批评学”奠定基本的理论框架，使其真正有别于其他相近的学问，能够获得更多界内和界外人士的认可和真正对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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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下“媒介批评”研究的跨域十分广泛，这种多语境、多领域的研究很容易造成学术讨论上的概念或关系混淆，特别是上述三种语境的媒介批评概念如何在同一场域下协商、讨论就是个非常现实的矛盾，笔者曾参与过两次较有影响的媒介批评学术讨论，都多少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的区别、“媒介批评理论”与“传播批判理论”的区别、“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业务时评”的区别、“报刊批评”与“新闻审查”的区别、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与媒介批评实践研究之间的对接等等，都值得理论研究者尽早做出厘定，这也是框定“媒介批评学”学术边界的起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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