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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媒介分析”的理论语境。这是笔者借用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杰的概念，他把西方媒介研究方法称之为“媒介分析技巧”，主要包括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社会学四大媒介分析的主要方法。[10]此一语境强调“媒介分析”的理论方法，其研究涉及文学、艺术、文化等诸多领域，主要思想涵盖了“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分析”等西方媒介分析的主要理论。此一语境的媒介批评理论也是当前国内不少媒介批评专著着重评介的内容。[11]笔者认为，这一语境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国内相对缺乏的学术性媒介批评注入源头活水，为不少学者开展媒介批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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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下，近年来文艺文化学界也纷纷关注“媒介批评”。特别是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的日益兴盛，媒介直接影响了当下文学艺术、文化艺术等的发展，“媒介”自然成为文化批评、艺术批评、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对象。蒋原伦在《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一文中就指出，媒介批评是应当代文化环境变化而生的；媒介批评的功能一是揭示某一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因和路径，二是拓展“趣味”的范围，以净化文化大环境；媒介批评的任务是开辟新的批评范畴，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或者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包括在内，以对当下文化做出应有的阐释。[12]这多少代表了文艺文化学界对“媒介批评”的理解和期望，也多少是对早期吴迪等人提出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一种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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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传媒评论”语境下的“媒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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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顾名思义，是围绕“新闻传媒”展开的批评。这一语境主要由刘建明等人提出。1997年1月始，《新闻出版报》发表了“传媒评论学”系列文章。包括：刘建明《建立新闻传媒评论学》、《新闻传媒评论主体与客体》（以哲峰为笔名），林之达《传媒评论学的现实主义方法》、《新闻感受的分化和效果评价的量化》，刘卫东《传媒结构及其对社会意识的调控》，易涤非《传媒评论的历史观》，胡钰《如何评价新闻价值》，黄道宏《如何评价传媒的党性意识》，焦国标《评析新闻作品的文本理论》，等等。刘建明认为，这次讨论“拉开了媒介批评学研究的序幕”[13]。其后，刘建明等人又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开设“传媒评论学讲座”，包括：刘建明《建立传媒评论学》、《传媒评论的主体》，展江《传媒评论的范围和任务》，林之达《传媒批评的现实主义方法》（上、下），胡钰《新闻作品的评析》（上、中、下）等12讲内容。[14]这次讲座与前次讨论语境一脉相承，基本搭建了后来刘建明等人“媒介批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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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两次“新闻传媒评论”语境的讨论，其参与讨论者基本都来自传统的新闻学界或业界，他们的研究取向比较偏重新闻专业理论或业务实践，其讨论话题完全围绕“如何从新闻学角度批评传媒”展开，包括评价传媒的主体、客体、方法、意识、原则等等。显然，这些讨论开创了“媒介批评”研究的一个新视阈，即新闻专业取向的“媒介批评”，这就是后来刘建明等人倡导的“媒介批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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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传媒评论”语境下，当前“媒介批评”研究开始大量关注媒介现实问题，包括对媒体机构的观察与批评（如对央视的批评），对各种传媒现象的批判（如对新闻炒作现象的批评），对新闻记者的监督（如对名记者或具体采写行为的批评），对栏目作品的评析（如对某个新闻栏目或某则新闻作品的评价分析）等等。其理论语境涉及“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伦理”、“职业道德”、“媒介责任”、“业务规范”、“宣传价值”、“专业主义”等各种传统新闻专业的理论话语。目前，不少新闻专业期刊设立的“媒介批评”专栏，其中发表的不少文章都属于此类语境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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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关注“媒介批评”制度与实践机制的问题。一些学者积极评析西方媒介批评实践的制度、机制及具体做法，将港台及西方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新闻评议会”、“媒介公评人”、“媒介自律机制”，以及媒介管理法规等，统统纳入“媒介批评机制研究”的视野，并进行了大量深入翔实的探讨。[15]这些讨论对我国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有学者将媒介批评机制研究纳入媒介素养教育机制研究的语境中，将媒介批评问题纳入“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视野，[16]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论视阈和实践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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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语境下的“媒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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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报刊批评”及“报刊批评学”概念提出得也比较早，1999年，张羽等人在《报刊之友》（现《今传媒》）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报刊批评”以及“报刊批评学”。他们的思路是：图书有书评，文学艺术有文学批评，那么，报纸期刊也该有报刊批评。[17]这组文章包括：张羽《加强对报刊的批评与监督》、《报刊批评学浅说》、《试论报刊批评的性质和作用》、《报刊批评方法》，若文、张弓长《报刊批评与舆论环境》，孙月琴、军文《报刊批评与批评主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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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报刊批评”这个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报刊审读”，所以从一开始，“报刊批评”就和“报刊审读”粘连在一起——尽管“报刊批评”概念的提出者极力强调他们与“报刊审读”的不同。同样在《报刊之友》上，有学者发表文章讨论“报刊审读”与“报刊批评”的关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闻仲“五谈审读与报刊批评”，包括《报刊批评的有效实现形式》、《全面领会报刊批评的内涵》、《正确把握报刊批评的标准》、《让批评走进大众》、《谁来监督监督者》等5篇文章。作者援引刘建明、王君超等人的观点佐证自己，认为“报刊审读是报刊批评（媒介批评）的重要形式”[18]，从而将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直接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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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日，《报刊之友》（现《今传媒》）上仍有不少学者，包括一些媒介管理者以及各地新闻审读工作者，撰文强调报刊审读之于媒介批评的重要性，并借助所谓“媒介批评学”的相关理论概念，丰富、建构自己的理论语境。“媒介批评与审读探索”也是该杂志的一个著名专栏，并成为当下“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特别是最近几年，结合“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的语境，不少研究者着力将“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勾连，有人甚至还提出建立以“新闻阅评”为主的“中国式媒介批评制度”的主张。[19]但是，此一语境一直饱受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者的争议，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曾专门撰文认为“新闻阅评”不能等同于“媒介批评”，[20]但此种观点也同样饱受争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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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关于“媒介批评学”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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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媒介批评”概念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三种非常不同的研究语境，但是，随着后续研究的逐步深入，各种不同语境又进一步细化、延伸、交织，出现了较为复杂多元的理论语境，由此造成“媒介批评”学术边界的日益扩大和模糊。笔者认为，这种现状并不利于作为一门学问的“媒介批评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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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媒介批评学”既然已经成为不少学者认可的“显学”，那么就有必要明确界定这门显学的学术边界，而不能简单化为“批评媒介”的一门学问，如果那样，势必造成学术探讨上的模糊或可能存在的争议。笔者认为，既然我国“媒介批评”研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三种非常不同的讨论语境，那么，能否从理论上对上述三种语境进行整合或分解，框定或分别框定一种相对可以对话的理论语境，从而为所谓的“媒介批评学”奠定基本的理论框架，使其真正有别于其他相近的学问，能够获得更多界内和界外人士的认可和真正对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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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下“媒介批评”研究的跨域十分广泛，这种多语境、多领域的研究很容易造成学术讨论上的概念或关系混淆，特别是上述三种语境的媒介批评概念如何在同一场域下协商、讨论就是个非常现实的矛盾，笔者曾参与过两次较有影响的媒介批评学术讨论，都多少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的区别、“媒介批评理论”与“传播批判理论”的区别、“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业务时评”的区别、“报刊批评”与“新闻审查”的区别、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与媒介批评实践研究之间的对接等等，都值得理论研究者尽早做出厘定，这也是框定“媒介批评学”学术边界的起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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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当前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而言，每一位研究者应该明晰自己的话语边界，就其在概念上，应该形成自己对媒介批评概念语境的主体性认同，对自己处于哪个语境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应十分明确。学术研究或理论商榷最起码应该在一个可以对话的语境下展开，即使是同一语境下的学术讨论，也应明确自己究竟是在哪个层面上，否则会有“风马牛不相及”或“左右拳头互搏”之嫌，这样将不利于学术讨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也明显不利于整个“媒介批评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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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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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大陆媒介批评格局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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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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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中国大陆大致形成了学术批评、法治批评、行业批评和民间批评等四种不同类型批评并存的媒介批评格局。重在阐明学理的学术批评在整个媒介批评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法律不十分健全、公权力被滥用、恶意诉讼等因素使得在中国大陆处于起步阶段的法治批评引发颇多争议。行业批评标准模糊，真正意义上的行业批评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民间批评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批评完全从个人或群体的情感、好恶、利益出发，对改进媒介实践的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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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是特定的主体（政党、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等）按照一定的标准（政治标准、法律标准、道德标准、专业标准、学术标准等）、运用一定的方法（思辨的方法、实证的方法等）、通过一定的形式（口头表达、媒介言论、学术论文等）对大众传播媒介系统（包括媒介活动、媒介产品、媒介从业人员、媒介现象、媒介文化等）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鉴别和价值判断。按照批评主体不同，媒介批评大致可以分为学术批评、法治批评、行业批评和民间批评等不同类型。在当代中国这几种主要的媒介批评类型并存，但各种类型的性质、特点、功能、效果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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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阐明学理的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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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新闻传播学及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以学术理论为基础，采用思辨、实证等科学方法，以科研报告、学术论文、教材专著、媒介言论等形式开展的媒介批评。这类批评的标准是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定义、范畴和理论，批评的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如思辨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民族志研究法等，批评的宗旨是进一步从学理上阐明媒介规律，以便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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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高等教育日趋繁荣，学术环境更加宽松和开放，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日趋繁荣。每年出版的专著、教材，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报告可谓汗牛充栋，难以计数。学术批评在积累研究成果，探寻理论真谛，阐明媒介学理，推动媒介实践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批评大致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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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使学术批评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学理性进一步增强。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中国大陆的学术批评存在着视野狭窄、方法单一、学理薄弱等问题。近年来，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被不断借鉴和吸收到学术批评中，丰富了学术批评的理论资源，提高了学术批评的质量和水准。如运用符号学、叙事学、话语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大众文化理论等对影视作品的批评和解读，拓宽了学术批评的视阈，丰富了学术批评的内涵，增强了学术批评的学理性。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实证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学术批评的科学性、规范性进一步增强。如喻国明等进行了中国大陆首次传媒公信力全国性调查，通过数据筛选、因子分析等方法建构了包含6个维度、23个题项的中国大陆媒介公信力判断维度量表。[23]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单纯思辨分析可能带来的先入为主、证据不足、用想象代替现实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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