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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意义——促进媒介文化民主开放。媒介批评是媒介的一种自律自省行为，同时也是受众对媒介的一种自觉自主行为。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媒介产品营造的文化当中，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或多或少地在受传媒的影响。但随着受众意识的觉醒，受众不再是媒介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干预者，媒介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不断被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的一种变化就是媒介的参与性越来越强，“你写我看”、“你说我听”、“你拍我看”的模式已经大大改观，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都是“主角”，读者的意见、观众的意愿、网友的兴趣爱好等成为各种媒介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媒介产品的形式特点和内容安排，例如近年来，电视媒体一些参与意识强的节目类型，像竞猜类节目、赛事类节目、选秀类节目等受热捧就与此有关，观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关注和尊重，节目的受关注程度也自然就会有所提高。而网络媒体就如同是一个开放的大秀场，没有门槛，没有限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参与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媒介不再对受众熟视无睹，受众的意见、建议、言论、价值取向、趣味、品味等都引起媒介的高度重视，媒介批评带来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不再是独裁与被独裁的关系，而更趋向于民主。媒介产品因为观众的参与而不那么封闭，显得更加开放，所营造出来的媒介文化也显得更加和谐轻松而易于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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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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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中国媒介发展、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成绩取得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中国内地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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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语”——专业性和时效性不足。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如“超女”，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介批评界并没有及时地给予理论上的引导和批评，导致各种评论沸沸扬扬，社会公众不知所措，处于“失语”状态。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缺乏专业性，没有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容易受制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所谓“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媒介批评成了媒介产品的鼓噪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或说而不真，一方面采取“捧杀”，为各种媒介产品做无原则的吹嘘和追捧，客观公正的、直言不讳的评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骂杀”，即情绪化的感性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甚至是谩骂。第二，缺乏时效性，理论批评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媒介批评对媒介实践要起到理论指引作用，就要求媒介批评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对新近发生的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给予理论上的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批评”的功效，否则全是“马后炮”，只是对媒介事件的一种总结，就失去了媒介批评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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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理”——科学性和人文性不足。所谓“无理”首先指的是没有学理。目前的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价值等基本命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媒介批评的方法、模式、范式等中观问题，至于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还尚待完善，因此媒介批评有时显得随性、随意、随便。对一些媒介现象的分析不是站在学理的立场上，而因个人的好恶、情绪好坏就大放厥词，争而不辩，争而不议，只是“争斗”，毫无建设，甚至到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个人攻击、谩骂、指责的地步。其次是没有情理，即媒介批评缺乏人文性，缺少善意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在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潮流中我们急需以人为本，富于感染力，具有高品位、高品质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媒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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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力”——权威性和规模性不足。之所以出现媒介批评“疲软”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媒介批评质量不高，缺乏权威性。我们发现很多批评一般性描述多，有见地的观点少。媒介批评重在批评，即要依据合理、合法、公正的标准，来判断媒介产品、媒介现象的意义之有无和价值的大小。因此媒介批评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直面现实，并拿出勇气和科学依据，明辨是非，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媒介产品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功能最大化；对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有害于社会的媒介产品坚决予以反击。“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数量上的不足，难以形成规模。这个规模一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人士，二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言论，由于平台的缺乏、组织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媒介批评难以形成连续性、大规模的言论，因此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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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媒介批评研究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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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发展还欠成熟，要建立成熟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就需要海纳百川，从西方相对成熟完整的媒介批评体系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从其他相对成熟的批评体系中吸取经验，并紧随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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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结合——全球化视野、本土化道路。媒介批评起源于西方，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它们在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美国的“党刊论战”、新闻评议等媒介批评实践，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欧洲批评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北美学院派的媒介批评思想等，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在媒介批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上做出了精辟的阐释，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但一味地照搬照抄、食而不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媒介批评问题，中国的媒介批评更要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纯粹的西化解决不了中国媒介批评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遇见的问题，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更是对中国的媒介批评的开展毫无裨益。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需要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道路，在与西方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成熟的经验、先进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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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外结合——媒介批评与其他批评相结合。如今的媒介是大众的媒介，大众媒介自然要受到来自“大众”的批评，从西方的媒介批评中我们也可以佐证这点。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化学、艺术学到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这些经典的理论和思想无不出现在媒介批评当中，成为媒介批评重要的思想工具和理论武器。与此相吻合的是，媒介批评大师不是媒介精英和专门研究媒介的研究者，而是近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如葛兰西、哈贝马斯、罗兰·巴特、布尔迪厄、麦克卢汉、阿多诺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介的辐射力太广，影响力太大，渗透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媒介批评者可以是政府官员、媒介研究专家，也可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还可以是普通受众；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介本身有较强的融合性，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等各个方面，因此媒介批评也牵涉到各个领域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或者是一门学问，媒介批评的成长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式、模式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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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理结合——理论批评与实践发展相结合。从美国的媒介批评发展来看，媒介批评起初是由业界发起的，是对自己实践的一种反思，后经由学界参与理论总结。媒介批评需要结合具体的媒介实践，从媒介实践中来，再回到具体的媒介实践中去。媒介批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完善从根本上说必须来自于对媒介实践的一线观察、思考，即密切关注媒介工作人员、媒介产品、媒介现象、媒介文化、媒介生态、媒介体制，并适时给予评价，分析其是非得失、长短优劣，从而总结归纳出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此同时，再将这些鲜活的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媒介实践中，一来检验这些理论的科学性，二来为媒介生产朝着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提出有价值的思路、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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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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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媒介批评”研究的概念语境及边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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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程 王 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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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我国，“媒介批评”研究主要有三种概念语境，一是“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它关注媒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蕴含，突出对媒介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二是“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它秉承传统新闻学思想，突出与媒介相关的新闻理论和业务问题的批评反思；三是“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的语境，包括专门针对报业的批评和带有管控性质的“媒介审查”。文章认为，三种不同语境的细化、交织和延伸，使当前“媒介批评”研究呈现语境复杂多元的局面，并造成媒介批评学术边界日益模糊，这将不利于“媒介批评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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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吴迪先生在大陆率先提出“媒介批评”概念，自此，这一研究在大陆已有十几年光景。十几年来，“媒介批评”历经“呼吁—评介—整合”几个阶段，而今，已经被不少学者称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门“显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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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刘建明《媒介批评导论》和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相继出版，“标志着呼唤多年的媒介批评理论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研究范畴与规范”，并“预示我国媒介批评研究进入‘预热’阶段”。[4]此后，一大批“媒介批评”研究著作诞生，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势。诸如：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神秘面纱》（200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陈龙《媒介批评论》（2005，苏州大学出版社），李岩《媒介批评 立场 范畴 命题 方式》（2005，浙江大学出版社），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刘建明《西方媒介批评史》（2007，福建人民出版社），雷跃捷《媒介批评》（2007，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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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综观当前“媒介批评”研究及相关实践，我们仍然很难在学理上明确其学术边界。在众多关于“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论语境中，我们既看到“社会批判”、“文化研究”、“媒介分析”等一大堆西方社会学、传播学领域的知识概念，又看到“传媒评论”、“媒介监督”等深具我国传统新闻特色的理论话语；即使在实践领域，既有“新闻评议会”、“公评人制度”等西方新闻制度话语的介绍，也有“新闻阅评”、“报刊审读”等极具我国新闻特点的实践话语探讨。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媒介批评”研究领域广泛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感觉到“媒介批评”研究边界的模糊，而这显然不利于媒介批评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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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从文献上梳理了我国“媒介批评”研究的大量成果，从概念语境上对我国“媒介批评”研究主要涉及的三个重要语境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介批评学”的学术边界问题提出了粗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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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文化批评”语境下的“媒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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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媒介批评”概念最早由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一文提出——“顾名思义，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5]这个定义后来被学者一再“顾名思义”地引用，造成“媒介批评”概念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批评媒介”的简单烙印。此后关于“媒介批评”概念的很多讨论，都是在“批评媒介”这个最简单的理解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这是造成当下“媒介批评”概念语境多元复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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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理解并非那篇文章的本意。吴迪所言的“媒介批评”，更多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批评”，即“大众文化批评”，它是相对“精英文化批评”（即文艺批评）而言的一种理论探索。作者明确指出：“就批评对象而言，媒介批评主要面对的是大众文化”，“广告、商业性电视剧、娱乐节目、流行歌曲、通俗文艺、消闲书刊、港台和西方类型片、时装表演等等传媒推出的大众文化产品都应该成为媒介批评的对象。”[6]由是可见，吴迪所谓的“媒介批评”，并不是简单的“批评媒介”，而是一种带有深刻理论开创意义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即一种“社会文化批评”的理论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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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种“社会文化批评”语境的出现，与当时学者的学术背景有关，他们大多来自文艺批评或影视批评领域，比较熟悉西方那套批判思想，对媒介现实文化也十分关注。因此，他们所谓的“媒介批评”，一开始就带有十分浓厚的“文化批判”意味。这从学界最早关于“媒介批评”的讨论文集中就可佐证。1996年，《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搞了一次“媒介批评”学报沙龙，一共组织了7篇文章，[7]虽然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综观相关讨论的话题语境，仍能看出其浓厚的“文化意蕴”和“批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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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文化批评”语境下的“媒介批评”研究日益兴盛，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批判理论的广泛评介和深入研究为此一语境的媒介批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影视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讨论逐渐关涉媒介现实，围绕媒介现实的各种理论研究日益丰富。具体说来主要涉及如下三种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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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社会批判”的理论语境。在传播批判理论语境下，这一研究语境大多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欧洲媒介批判理论为基础，对社会批判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并将其运用到分析中国媒介现实的问题中去。由于此一语境本身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因而经常引来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广大学者的研究关注。笔者认为，此一语境，将西方哲学、社会学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引入传播学的研究上来，从而将“媒介批判”与“社会批判”粘连起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的“媒介批评”不过是“把媒介作为一个社会批判领域”[8]，实则是他们“社会批判”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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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化批判”的理论语境。在传播批判理论视野下，这一研究语境大多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为基础，对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并将之运用到分析中国媒介现实的问题中去。此一语境侧重人类学方式的“文化研究”，重视对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媒介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探讨不同领域中文化的权力关系及其运行机制。[9]笔者认为，此一语境无疑将前述社会批判的理论视野进一步“下放”到文化研究的视阈，媒介不再只是批判的注脚，已然成为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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