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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行业组织的批评标准模糊、权威性不高、效力有限。一般而言，行业组织的批评应当主要依据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目前，中国大陆的媒介行业组织基本上是由各个媒介以会员形式参与，行业组织负责人大部分来自媒介，有的甚至在媒介和行业组织同时任职。行业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各媒介缴纳的会费、国家资助、行业协会兴办的企事业收入以及海外捐赠等。媒介行业组织在人员、机构、经费等方面与媒介及各级党委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行业组织的宗旨与媒介以及党委和政府的根本宗旨基本一致[35]，因此行业组织开展媒介批评时所使用的标准中既有专业标准也有政治标准，并且二者的界限有时比较模糊，甚至有些偏重政治标准[36]。另外，从实践中看，与西方的行业组织不同，中国媒介行业组织是各媒介自发组成的相对松散的团体，因此开展批评有时权威性不高、约束力不强、效果不够明显。如中央、地方各级行业组织都对媒介“四大公害”（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进行过相关讨论并出台一些“准则”、“意见”、“规范”等，但由于缺乏强制力的保证加上媒介自律水准参差不齐，媒介“四大公害”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行业组织的批评有时很难直接产生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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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众生喧哗”的民间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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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批评是社会公众或民间团体自发或有组织地开展的媒介批评。雷跃捷教授称之为“来自社会的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批评”，并指出这种批评的主要形式有：（1）读者、听众、观众来信，对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提出表扬、批评或建议。（2）受众热线电话参与。（3）设置批评网站，通过BBS、QQ网络聊天等互联网络进行实时的媒介批评。（4）在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5）到广播、电视台或互联网站直接参与节目，发表言论。（6）组织开展听音会、读报会，组织开展评议会。（7）民间组织的评奖活动。如电影节的“百花奖”、电视界的“金鹰奖”等。[37]这种批评的主体是作为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公众、社会团体，批评的标准是个人及团体的情感、兴趣、利益、目标等，批评的目的是个人及团体的情感、兴趣、利益、目标等诉求在媒介实践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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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众舆论的一部分，民间批评对媒介实践的借鉴和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媒介内容关乎社会公众，媒介直接面对的对象是社会公众，媒介最终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社会公众。来自民间的批评是对媒介系统自身运行情况及媒介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互动情况最直接的反应和评价。这种反应和评价对改进和推动媒介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中央倡导的“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新闻宣传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等新闻宣传指导思想和报道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民间的意见。另外，近年来中国大陆媒介越发重视受众调查，通过调查了解民间对媒介实践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适当调整媒介行为，改进媒介实践，以更好地实现媒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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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批评立场不一、观点多样、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理性看待民间批评显得十分必要。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政治立场、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决定了人们不同的兴趣、爱好、情感、利益和需求，基于此开展的媒介批评必然是一派“众生喧哗”的景象。毫无疑问，民间批评中不乏理性、客观、充满智慧和富有建设意义的观点、意见和建议。如有些观众对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知识性错误的纠正，一些网友对易中天、赵忠祥等名人所写诗词的格律问题进行的探讨等。同时，民间批评中也混杂着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发泄、人格侮辱、人身攻击甚至反动、淫秽、色情等违反宪法和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公德的内容。如近来互联网上对中央电视台某个主持人的个人攻击，个别人在BBS或博客中揭露名人隐私、上传明星的暴露照片等。因此，对民间批评应当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仔细甄别、冷静分析、客观判断、理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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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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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法治批评、行业批评和民间批评等四种主要类型的批评并存是当代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以及各种批评类型的特点、功能、作用的发挥与中国大陆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媒介管理体制密不可分。四种批评类型的特点、功能和作用不尽相同，各种类型的批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四种批评有时可能会有所交叉，但不可相互替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各种类型的批评将不断完善，在整个媒介批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分量以及发挥的作用和效力将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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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0486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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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实践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基于对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2008年“媒介批评”专栏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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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滨 钟沈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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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媒介批评”专栏中所有文章作为分析样本，考察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在《新闻记者》媒介批评实践中的“影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媒介批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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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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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媒业受商业化的侵蚀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随着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引进，媒介批评逐渐成为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媒介批评观念逐渐获得新闻界广泛认可的背景下，在对媒介批评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部分新闻学刊物和学术专业网站等尝试开办“媒介批评”栏目，开展较为专业的媒介批评实践。就新闻学杂志而言，《新闻界》杂志在2004年开辟了媒介批评专栏；较早开辟“报刊批评学”栏目的《报刊之友》在2005年改名为《今传媒》后仍然不定期设立有媒介批评栏目；2005年7月，更有一本定位于“对各类大众媒介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学术性期刊”的《媒介批评》刊物面世；在《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杂志上也常能见到开展媒介批评实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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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被大量引介到中国。经过20多年的研究、沉淀，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逐渐消化、吸收了其中许多观点和方法，并自觉不自觉地将之运用到新闻传播的研究和实践之中。[39]当前方兴未艾的媒介批评也自然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当前的媒介批评？这种影响在不同媒介批评者群体中有无差别？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材料主要用以论证、说明哪些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认识我国当前媒介批评的学术品质和基本风格显然不无积极意义。而选择我国当前较有代表性的媒介批评样本，对这些样本中明确引用以作为论据或判断标准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即探讨近年来我国媒介批评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无疑能够为探索和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一个较为简便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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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媒介批评”专栏中所有文章作为分析样本。《新闻记者》杂志自2002年开始正式设立“媒介批评”专栏，是我国少有的连续、持久关注媒介批评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杂志。事实上，该刊早在1999年就开设了“切磋堂”专栏，致力于媒介批评；在该刊的其他栏目如《争鸣空间》、《正方反方》、《一月漫笔》等中也有许多批评性文章。该刊长期被列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和“CSSCI收录期刊”，在我国新闻业务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应该说，《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文章在总体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的，能够反映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专业水平。当然笔者并未打算以一家杂志的文章去代表我国媒介批评的所有风貌。本文在此只是尝试做一实验性解剖，希望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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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基本情况 1.引用频率。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共出刊34期，有29期设立“媒介批评”专栏（2007年第10期、2008年第2、3、4、6期未设专栏），发表媒介批评专栏文章100篇（2008年第10期刊发了谢静的《拯救的期待与想象》为媒介批评理论文章，未统计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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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1的统计显示，该刊“媒介批评”专栏较为频密地引用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鉴于这些观点和案例在文章中往往充当着论据或判断标准的作用，说明该栏目的媒介批评实践受到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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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媒介批评”专栏文章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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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身份作者的引用情况。《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40]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传媒研究、教育者共发表文章65篇，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比率也最高，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1.74；传媒从业者发表文章21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0.38；社会公众发表文章6篇，未见有直接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情况；身份未注明的作者发表文章8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0.2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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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身份作者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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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用观点、案例的使用分布。从此次考察的样本看，《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专栏文章引用西方观点、案例在内容上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涵盖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及实践、新闻专业理念、传播学基础理论和传媒批判思想等。“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在引用西方新闻学、传播学材料时，主要用以论证或说明以下问题：改进新闻教育；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承担传媒责任；维护新闻真实；新闻事件（包括犯罪、自杀、死亡、灾难和诉讼等）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强调人文关怀；广告批判及其道德探讨；其他传媒文化批评。其中，在关于新闻事件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方面引用最多，观点和案例引用次数总计达74次，其后依次是新闻真实问题、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等（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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