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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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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法治批评、行业批评和民间批评等四种主要类型的批评并存是当代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以及各种批评类型的特点、功能、作用的发挥与中国大陆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媒介管理体制密不可分。四种批评类型的特点、功能和作用不尽相同，各种类型的批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四种批评有时可能会有所交叉，但不可相互替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各种类型的批评将不断完善，在整个媒介批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分量以及发挥的作用和效力将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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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0486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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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实践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基于对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2008年“媒介批评”专栏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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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滨 钟沈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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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媒介批评”专栏中所有文章作为分析样本，考察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在《新闻记者》媒介批评实践中的“影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媒介批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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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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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媒业受商业化的侵蚀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随着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引进，媒介批评逐渐成为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媒介批评观念逐渐获得新闻界广泛认可的背景下，在对媒介批评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部分新闻学刊物和学术专业网站等尝试开办“媒介批评”栏目，开展较为专业的媒介批评实践。就新闻学杂志而言，《新闻界》杂志在2004年开辟了媒介批评专栏；较早开辟“报刊批评学”栏目的《报刊之友》在2005年改名为《今传媒》后仍然不定期设立有媒介批评栏目；2005年7月，更有一本定位于“对各类大众媒介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学术性期刊”的《媒介批评》刊物面世；在《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杂志上也常能见到开展媒介批评实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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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被大量引介到中国。经过20多年的研究、沉淀，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逐渐消化、吸收了其中许多观点和方法，并自觉不自觉地将之运用到新闻传播的研究和实践之中。[39]当前方兴未艾的媒介批评也自然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当前的媒介批评？这种影响在不同媒介批评者群体中有无差别？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材料主要用以论证、说明哪些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认识我国当前媒介批评的学术品质和基本风格显然不无积极意义。而选择我国当前较有代表性的媒介批评样本，对这些样本中明确引用以作为论据或判断标准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即探讨近年来我国媒介批评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无疑能够为探索和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一个较为简便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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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媒介批评”专栏中所有文章作为分析样本。《新闻记者》杂志自2002年开始正式设立“媒介批评”专栏，是我国少有的连续、持久关注媒介批评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杂志。事实上，该刊早在1999年就开设了“切磋堂”专栏，致力于媒介批评；在该刊的其他栏目如《争鸣空间》、《正方反方》、《一月漫笔》等中也有许多批评性文章。该刊长期被列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和“CSSCI收录期刊”，在我国新闻业务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应该说，《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文章在总体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的，能够反映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专业水平。当然笔者并未打算以一家杂志的文章去代表我国媒介批评的所有风貌。本文在此只是尝试做一实验性解剖，希望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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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基本情况 1.引用频率。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共出刊34期，有29期设立“媒介批评”专栏（2007年第10期、2008年第2、3、4、6期未设专栏），发表媒介批评专栏文章100篇（2008年第10期刊发了谢静的《拯救的期待与想象》为媒介批评理论文章，未统计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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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1的统计显示，该刊“媒介批评”专栏较为频密地引用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鉴于这些观点和案例在文章中往往充当着论据或判断标准的作用，说明该栏目的媒介批评实践受到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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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媒介批评”专栏文章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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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身份作者的引用情况。《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40]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传媒研究、教育者共发表文章65篇，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比率也最高，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1.74；传媒从业者发表文章21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0.38；社会公众发表文章6篇，未见有直接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情况；身份未注明的作者发表文章8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0.2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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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身份作者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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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用观点、案例的使用分布。从此次考察的样本看，《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专栏文章引用西方观点、案例在内容上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涵盖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及实践、新闻专业理念、传播学基础理论和传媒批判思想等。“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在引用西方新闻学、传播学材料时，主要用以论证或说明以下问题：改进新闻教育；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承担传媒责任；维护新闻真实；新闻事件（包括犯罪、自杀、死亡、灾难和诉讼等）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强调人文关怀；广告批判及其道德探讨；其他传媒文化批评。其中，在关于新闻事件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方面引用最多，观点和案例引用次数总计达74次，其后依次是新闻真实问题、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等（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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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使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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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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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实践较为广泛深刻地融入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视野，大量媒介批评文章在观点论证和批评标准等方面使用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长期以来，我国对新闻传媒的批评往往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实施的，这就使批评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当下“最为主流的媒介批评”[41]样式——新闻阅评，主要就是从管理媒介的实际需要出发而开展的阅读与评论，其官方政治色彩十分明显。显然，在媒介批评实践中适当加入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理探讨，不仅是对主流批评的一种补充，而且对于推动媒介批评的专业化发展，并进而促进和培育我国新闻传播实践领域内的职业规范意识也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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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媒教育、研究者是《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第一大作者群体，同时他们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也最为频密。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这一群体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对于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亲近和认可程度。相对来说，传媒从业者的引用频率较低。这可能与他们的关注话题、知识结构和作文习惯等有一定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西方理论的认可度就一定低。但是从样本分析来看，传媒教育、研究者们更习惯或者擅长于借用和参照西方理论来评议中国的传媒现象却是不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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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专栏文章在引用西方观点、案例时，其着力点主要在于批评和矫正当下传媒业的种种失范现象。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我国学界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则是集中在对西方传播批判学派的引介和探讨上。例如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就认为：“考察我国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嬗变轨迹，有两条平行发展的研究路径：一条是文学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由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尤其是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研究；与此同时，另一条是新闻传播学界发生的由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尤其是转向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研究。”[42]清华大学李彬教授也观察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传播批判学派作为“不同于美国经验学派的学术传统，尤其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孕育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一方沃土。”[43]传播批判学派内部流派众多，共同特点是“反对美国行为主义取向的量化传播研究，并企图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探讨媒体在宰制与抗争之间所扮演的角色。”[44]由此观之，我国近年来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批判学派的基本意旨几乎没有在“媒介批评”专栏文章的引用实际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媒介批判理论研究和《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引用、借鉴实践存在着较大距离。在此次考察中，也有部分文章引用了批判学派席勒、弗洛姆、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等人的某些观点，但基本上用于论证或说明传媒业中的种种业务和道德等问题。这种反差体现了《新闻记者》媒介批评实践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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