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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出现在1950年代，由美国倡导，成为当时主导性的（leading）发展理论，用以解释、指导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的经济、传播发展。该理论认定发展应该是由政府/国家所领导的经济成长（growth），以西方为模范，脱离传统并迈向工业化，寻求外国援助，是一种直线性的进步观念（linear progress）（Pieterse,2001）。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成长是以国民平均所得与全国总生产量（GNP）作为衡量的标准，并未考虑所得分配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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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冷纳（Daniel Lerner）出版经典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指出现代化的过程有“都市化、识字、媒介参与、政治参与”等四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与统治者为摆脱动荡与贫穷的恶性循环，必须在都市化、工业化、传播媒介的使用等社会情境中，将国家与人民带入过渡阶段，进而逐步达到现代化社会的理想愿景。（Roberts and Hit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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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理论尊尚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将之转变为世界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的通则或典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亦步亦趋的学习对象。这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蕴涵了一种赛跑模型（跨栏赛），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好像是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赛，要不要加入全凭各国的意愿或决定。欧美国家是先进者，其他国家则是后来者，各国各自凭其内在的动力及互相采借（尤其是后来者借鉴先进者的经验，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发展）而向前发展，也许有一天这些向往现代化的国家，能达到‘现代社会’的境界，各方面都像现在的欧美国家……赛跑模型蕴涵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即参不参加竞赛悉听尊便，不会被勉强，但事实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与此不符，是被强迫参与竞赛的，如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黄瑞祺，2002：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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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今日的眼光来看，现代化理论浮现不少的缺点，最严重的不外乎：“单线进化史观”、“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传统与现代过于简化的二分法”等等。这些价值观强加在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根本不符合当地的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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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现代化为基础的发展典范中，西方自由主义者以“国际信息传播的自由流通”及自由市场为理由，反对各国对信息传播做任何的管制措施，并且主张传播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扮演劝服转化的角色。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有能力传送现代化的讯息，劝服民众接纳符合现代化的态度、价值与行为，因而应该扮演改造与教育的功能，以形塑现代性、个人主义与理性的人格，提高民众对生活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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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发展理论典范的脉络下，大众媒介必须由社会与政治精英掌控，由上而下地向民众灌输现代化的价值观与整体性（universalism），借以革除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传统主义（traditionism）与特殊性（particularism）。此类主张承袭自当时美国社会精英的观念，诸如：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认定大众只是旁观者，民意无法了解公共利益，所以应该采取新宣传技巧，制造共识；政治学者凯南（George Kennan）表示理性的门槛很高，只有少数人拥有该技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则认定社会精英才是大众利益的最高裁判（江丽美译，2003）。由此，“社会营销活动”（social marketing campaign）的传播理论应运而生，“传播功能论”、“信息传送模式”（transmission model）与“社会工程模式”（social engineering model）大行其道。总的说来，信息传送模式下的发展传播，认定媒介的使用会引起态度的转变，因而促进发展。大众媒介的角色在创造新的个人，塑造动态的人格（mobile personality），勇于接受新事物，转化传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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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廿余年的努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但未有所改善，反而每况愈下。经济停滞、分配不均、异国文化渗透等情形十分普遍；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差距更形悬殊。因此，1970年代前后，许多学者——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学者——渐对现代化理论不满，而倡议依赖理论，借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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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其一是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两类国家，一是先进的已开发的“中心”国家（core or center），一是开发中的“边陲”或“卫星国家”（periphery）。前者掌握主控的地位，因牺牲后者的发展需要，得以继续不断地发展。“中心”国家透过投资、外援与贸易的架构，诱使“边陲”国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从事配合“中心”国所需的工业生产，遂受制于“中心”国的要求，得使依附支配关系维系不坠。此种不均衡、依附—支配的经济关系，乃是先进“中心”国何以发展，而依附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关键。这也就是说，“中心”国的生存与发展系于使“边陲”国永远地低度开发或落后。（Santo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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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吸收依赖理论学者的概念，将之增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15世纪在欧洲发展以来，已形成了一个世界性分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capitalist world-economy）。此世界体系可区分为核心、边陲、半边陲三个分工区域
:核心区域主导世界经济，剥削其余的地区；边陲区域负责提供原料给核心，而受严重剥削；半边陲则是一残余概念，是处于核心与边陲之间的区域。（黄瑞祺，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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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分工的世界体系理论主张资本主义的面貌会有阶段性的变化，也是促使世界变化的唯一动力。华勒斯坦强调1450年迄今，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生命周期，有其萌芽时期、正常发展时期，以及现在进入的终极危机时期。这是由于三类结构性压力，包括工资/原料/赋税等水平的不断推高，加以国家结构丧失正当性，限制了资本家累积资本的能力，最终迫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解。（Wallerstei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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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明显，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的典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式响应，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颇有号召作用。基于依赖理论的典范，大众传播媒介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环，是借着依附—支配关系才能有效运作，为维系“边陲”国与“中心”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则需要一套意识形态使之合理化。此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就经由文化—媒介产品的形式输入“边陲”国，形成文化—媒介依附关系，进而影响本土文化—媒介之发展。简单地说，在依附的情况下，媒介在“边陲”国是扮演“中心”国意识形态的“代理人”（agents）的角色，其功能无非是加深对“中心”国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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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化—媒介依附关系的特征就是以“信息自由流通”的理由，推动信息、文化产品的单向流通——由“中心”国流向“边陲”国。由于此种不平衡的、单向的文化品输出，使得“中心”国文化价值充斥于“边陲”国，形成了国际性文化—媒介之依附与支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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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论者对于文化—媒介依附关系的解释，认为是“西方媒介帝国主义”或“信息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详言之，即“中心”国——尤其是美国——蓄意将其文化价值强加诸于“边陲”国（Schiller,1976）。而另外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论点，将文化、媒介依附现象归因于“边陲”国的政策，此派学者否定“媒介帝国主义”，而肯定文化、媒介依附导因于“边陲”国政治精英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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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出发，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呼吁一个“世界信息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运动，以解决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平衡流通的问题。（黄新生，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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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各发展与传播概念的冲击下，有所谓“支持发展的传播”（development support communication）与“参与的传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等做法出现。前者主要的特色是加入以人为取向（people-oriented）的因素，导因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对强调经济成长的主流传播理论的不满所致。结果，重心由支持巨幅经济成长（greater economic growth）的传播，转向支持人民自决（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的传播。整体来说，从事“支持发展的传播”者相信落后或低度开发（underdevelopment）是因为缺乏进用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资源，也是因为一般人缺乏权力与控制力。因此参与改变的人员采用的传播模式，应该是基于赋权合作、分享知识与资源、建立组织的非直线的方式。其目的在增强市民对物质的、心理的、文化的、信息的资源之进用，并强化个人与社群的能力、领导技能、传播沟通能力，进而赋权给地方性组织与社区。（Melkote,2000）至于后者，导因于对主流现代化发展与传播典范的批判，目的在避免权威式的传播与发展方法，反而采取多元的精神，强调传播是一种过程（communication-as-procedure）的架构，激发相关性别、权力、社会、集体行动的议题，透过草根性的策略，带动新的社会运动，争取自我的权益。（Huesca,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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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依赖理论之后，一个备受争议的发展理论的典范称为“全球化理论”，不同的是前者猜忌外力的影响，而后者却崇拜外来的影响。全球化被视为世界往全球市场发展的一个过程，发展的单位不再只是国家，而是涵盖地区与地方。（Pieters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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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理论典范对于发展概念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其一，兴建工厂与基础结构不再被视为国家或个人的福祉。相反的，掌控世界的信息、科技与银行体系才是权力的发挥。其二，世界不再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对立。反而，世界迈向互相依赖与整合，成为普世的价值。（Roberts and Hite,2000）因此，全球化也被称为“后发展”（postdevelopment）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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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一词在1980年代初逐渐地频繁出现，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张有关，初期仅是经济上的意涵。正如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80年代末主张的：美国与友邦已经达到“历史的终结”，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失败之后，唯有市场的民主形式（market democracy）——消费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的稳定的未来形态，形成历史的最后的制度。换句话说，全球化是后历史的世界，追求的是自我的舒适，而尼采所谓的“最后一人”的人生期盼的无非是肉体的安全与富裕的物质。（李永炽译，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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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球化的过程却不可避免地涉入政治与文化的领域。例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89年提出全球化会造成“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导致文化、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对决，尤其是“西方的”与“伊斯兰的”体系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撞。另外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巴伯（Benjamin Barber）提出“圣战士对抗麦当劳化的世界”（Jihad vs McWorld）的说法，主张市场与消费的全球化将引起地方与地区的抗拒。（Cheney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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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全球化有其地理的与心理的因素。一方面由于大众媒介化的影像不断地串联，航空运输的日新月异，以及新传播科技的整合，使得世界的地理显得逐渐缩小；另一方面对于相互依赖的关联性与过程之意识，人们更是了然于心。因此，全球化“强调一个认知、了解，甚至劝服的过程”。（Cheney et al.,200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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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全球化的定义并不明确，各流派学者颇有歧义。有人认为全球化指的是“一套过程，逐渐使世界各部分相互依赖地整合一起”，特别是经济上的整合，生产与贸易在全球的范围大量地互相依赖与增加。（Roberts and Hite,2000：16）基于此一观点，全球化是指全球的人员/机构交互往来与联系的扩张化、深入化与迅速化。其特质在于互赖的程度、距离的影响及时空的压缩。所谓互赖的程度是指国际涉入的程度，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层面；距离的影响指的是全球互动的影响力；时空的压缩则是指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因科技的发达而大幅地缩短。（Held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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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人主张，全球化的定义不仅是经济的整合，而且受到中央化、同质化的控制，由外来的不必负责任的政治与经济精英所控制，诸如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复合体所做出的决策所主导。（Roberts and Hite,2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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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自1960年代起，美国倡导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政策，在世界各地鼓吹私营化（privatiz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等政策措施，带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市场导向的成长（market-led growth）价值观。全球顿时迈向解放管制的目标，国际金融移动极为快速，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受到肯定，加以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各国广播电视承袭解除管制的政策，弥漫着全球市场化与商业化（marketization and commercial globalization）。（Curran and Park,2000）诚如单世联指出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各个国家无论国家强弱、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如何，都将无可选择地置身其中，迎接它的挑战，接受它的洗礼。全球化涉及金融全球化、市场和市场战略全球化，特别是竞争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和与此相联系的知识、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全球化，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与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调节与控制机会的全球化，作为一个世界从政治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全球化，观察和意识的全球化。从现代化史来看，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当代形式，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内在规定。就是说，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动荡，经过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冲击，现代化以全球化的形式以更大规模滚滚而来。”（单世联，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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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指出的，全球化的冲击后果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议题。例如，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矛盾一直在持续中。有人以“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一词形容其过程，也就是“整合全球的”（glocal）与“地方的”（local），将全球性的产品与服务加以裁制调整，以适合地方的市场需求。此外，全球化有汇合的力量（forces of convergence），将社会与组织之结构/目标朝同质形塑，但是也有分歧的力量（forces of divergence），特别注意原生族群、文化特色与地方的能力问题，反而增进文化的多元性（cultural pluralism），称之为“片段化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fragmentation）。（Cheney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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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有人认为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民族社会的统一性为之崩解，国家/政府主权受到打压与穿透，失去相当的控制力量，以至形成新形态的权力/竞争关系，以跨国的社会空间突破民族国家的思考模式，是一个未经民主合法化的过程。（孙治本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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