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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吸收依赖理论学者的概念，将之增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15世纪在欧洲发展以来，已形成了一个世界性分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capitalist world-economy）。此世界体系可区分为核心、边陲、半边陲三个分工区域
:核心区域主导世界经济，剥削其余的地区；边陲区域负责提供原料给核心，而受严重剥削；半边陲则是一残余概念，是处于核心与边陲之间的区域。（黄瑞祺，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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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分工的世界体系理论主张资本主义的面貌会有阶段性的变化，也是促使世界变化的唯一动力。华勒斯坦强调1450年迄今，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生命周期，有其萌芽时期、正常发展时期，以及现在进入的终极危机时期。这是由于三类结构性压力，包括工资/原料/赋税等水平的不断推高，加以国家结构丧失正当性，限制了资本家累积资本的能力，最终迫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解。（Wallerstei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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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明显，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的典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式响应，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颇有号召作用。基于依赖理论的典范，大众传播媒介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环，是借着依附—支配关系才能有效运作，为维系“边陲”国与“中心”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则需要一套意识形态使之合理化。此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就经由文化—媒介产品的形式输入“边陲”国，形成文化—媒介依附关系，进而影响本土文化—媒介之发展。简单地说，在依附的情况下，媒介在“边陲”国是扮演“中心”国意识形态的“代理人”（agents）的角色，其功能无非是加深对“中心”国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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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化—媒介依附关系的特征就是以“信息自由流通”的理由，推动信息、文化产品的单向流通——由“中心”国流向“边陲”国。由于此种不平衡的、单向的文化品输出，使得“中心”国文化价值充斥于“边陲”国，形成了国际性文化—媒介之依附与支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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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论者对于文化—媒介依附关系的解释，认为是“西方媒介帝国主义”或“信息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详言之，即“中心”国——尤其是美国——蓄意将其文化价值强加诸于“边陲”国（Schiller,1976）。而另外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论点，将文化、媒介依附现象归因于“边陲”国的政策，此派学者否定“媒介帝国主义”，而肯定文化、媒介依附导因于“边陲”国政治精英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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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出发，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呼吁一个“世界信息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运动，以解决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平衡流通的问题。（黄新生，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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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各发展与传播概念的冲击下，有所谓“支持发展的传播”（development support communication）与“参与的传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等做法出现。前者主要的特色是加入以人为取向（people-oriented）的因素，导因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对强调经济成长的主流传播理论的不满所致。结果，重心由支持巨幅经济成长（greater economic growth）的传播，转向支持人民自决（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的传播。整体来说，从事“支持发展的传播”者相信落后或低度开发（underdevelopment）是因为缺乏进用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资源，也是因为一般人缺乏权力与控制力。因此参与改变的人员采用的传播模式，应该是基于赋权合作、分享知识与资源、建立组织的非直线的方式。其目的在增强市民对物质的、心理的、文化的、信息的资源之进用，并强化个人与社群的能力、领导技能、传播沟通能力，进而赋权给地方性组织与社区。（Melkote,2000）至于后者，导因于对主流现代化发展与传播典范的批判，目的在避免权威式的传播与发展方法，反而采取多元的精神，强调传播是一种过程（communication-as-procedure）的架构，激发相关性别、权力、社会、集体行动的议题，透过草根性的策略，带动新的社会运动，争取自我的权益。（Huesca,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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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依赖理论之后，一个备受争议的发展理论的典范称为“全球化理论”，不同的是前者猜忌外力的影响，而后者却崇拜外来的影响。全球化被视为世界往全球市场发展的一个过程，发展的单位不再只是国家，而是涵盖地区与地方。（Pieters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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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理论典范对于发展概念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其一，兴建工厂与基础结构不再被视为国家或个人的福祉。相反的，掌控世界的信息、科技与银行体系才是权力的发挥。其二，世界不再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对立。反而，世界迈向互相依赖与整合，成为普世的价值。（Roberts and Hite,2000）因此，全球化也被称为“后发展”（postdevelopment）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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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一词在1980年代初逐渐地频繁出现，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张有关，初期仅是经济上的意涵。正如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80年代末主张的：美国与友邦已经达到“历史的终结”，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失败之后，唯有市场的民主形式（market democracy）——消费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的稳定的未来形态，形成历史的最后的制度。换句话说，全球化是后历史的世界，追求的是自我的舒适，而尼采所谓的“最后一人”的人生期盼的无非是肉体的安全与富裕的物质。（李永炽译，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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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球化的过程却不可避免地涉入政治与文化的领域。例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89年提出全球化会造成“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导致文化、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对决，尤其是“西方的”与“伊斯兰的”体系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撞。另外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巴伯（Benjamin Barber）提出“圣战士对抗麦当劳化的世界”（Jihad vs McWorld）的说法，主张市场与消费的全球化将引起地方与地区的抗拒。（Cheney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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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全球化有其地理的与心理的因素。一方面由于大众媒介化的影像不断地串联，航空运输的日新月异，以及新传播科技的整合，使得世界的地理显得逐渐缩小；另一方面对于相互依赖的关联性与过程之意识，人们更是了然于心。因此，全球化“强调一个认知、了解，甚至劝服的过程”。（Cheney et al.,200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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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全球化的定义并不明确，各流派学者颇有歧义。有人认为全球化指的是“一套过程，逐渐使世界各部分相互依赖地整合一起”，特别是经济上的整合，生产与贸易在全球的范围大量地互相依赖与增加。（Roberts and Hite,2000：16）基于此一观点，全球化是指全球的人员/机构交互往来与联系的扩张化、深入化与迅速化。其特质在于互赖的程度、距离的影响及时空的压缩。所谓互赖的程度是指国际涉入的程度，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层面；距离的影响指的是全球互动的影响力；时空的压缩则是指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因科技的发达而大幅地缩短。（Held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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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人主张，全球化的定义不仅是经济的整合，而且受到中央化、同质化的控制，由外来的不必负责任的政治与经济精英所控制，诸如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复合体所做出的决策所主导。（Roberts and Hite,2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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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自1960年代起，美国倡导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政策，在世界各地鼓吹私营化（privatiz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等政策措施，带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市场导向的成长（market-led growth）价值观。全球顿时迈向解放管制的目标，国际金融移动极为快速，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受到肯定，加以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各国广播电视承袭解除管制的政策，弥漫着全球市场化与商业化（marketization and commercial globalization）。（Curran and Park,2000）诚如单世联指出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各个国家无论国家强弱、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如何，都将无可选择地置身其中，迎接它的挑战，接受它的洗礼。全球化涉及金融全球化、市场和市场战略全球化，特别是竞争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和与此相联系的知识、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全球化，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与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调节与控制机会的全球化，作为一个世界从政治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全球化，观察和意识的全球化。从现代化史来看，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当代形式，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内在规定。就是说，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动荡，经过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冲击，现代化以全球化的形式以更大规模滚滚而来。”（单世联，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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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指出的，全球化的冲击后果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议题。例如，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矛盾一直在持续中。有人以“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一词形容其过程，也就是“整合全球的”（glocal）与“地方的”（local），将全球性的产品与服务加以裁制调整，以适合地方的市场需求。此外，全球化有汇合的力量（forces of convergence），将社会与组织之结构/目标朝同质形塑，但是也有分歧的力量（forces of divergence），特别注意原生族群、文化特色与地方的能力问题，反而增进文化的多元性（cultural pluralism），称之为“片段化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fragmentation）。（Cheney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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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有人认为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民族社会的统一性为之崩解，国家/政府主权受到打压与穿透，失去相当的控制力量，以至形成新形态的权力/竞争关系，以跨国的社会空间突破民族国家的思考模式，是一个未经民主合法化的过程。（孙治本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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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社会学家包曼（Zygmunt Bauman）指出，全球化过程中地理上的萎缩产生“地理的终结”，人们之间的关系并未更靠近，反而颠覆传统的空间地图，被另外一种分割状况所取代。那就是说，被排除在精英特权网络之外的当地人或在地人，却进而出现部族化与基本教义化的倾向，展现中心与末端失联的矛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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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与发展的领域，文化全球化或传播全球化的议题备受关切。文化与传播全球化指的是文化与传播的产品在全球层面的流通，其输入时的“在地化”与抗拒的过程，引发学者们的热烈辩论。有些采取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或西方文化霸权理论（theory of hegemony）的批判立场，认为流行文化的流通是新版本帝国或是殖民经验的再生，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挟着政治经济与传播优势，透过各类媒体文本与流行商品的大量输入，不仅创造出深广的文化经济依赖，更进一步将其世界与意识形态灌注于本土，导致文化的同质化的结果；另有些采用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立场，主张大众文化的流通是一种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下的必然，而传播科技的变化与多元价值的竞逐，足以打破资本垄断与殖民神话，并促成文化的异质化或混杂化。（李明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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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传播媒介的集中化现象引起多方的讨论。一方面，媒体所有权集中于少数大型公司，新闻越来越配合大企业的特殊利益，而威胁新闻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媒介集中化的趋势也导致新闻的多样性日益缩减，工作流程更加标准化，以琐细、煽情、天灾与人祸为报道的主流。（Herman and Chomsky,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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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大的现象，是传媒内容的过度商品化。一方面掌握传媒的公司生产着最适合的阅听人，将之贩卖给广告客户，以商品利益逻辑将媒体产业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且其内容终将反映资方与特定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媒介公司掌控者借着传播新科技的运用，无时无刻不监控媒介工作者，等于将劳动过程加以商品化。（Smythe,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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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受重视的现象，是国家在传播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传播所有权集中与商品化，都使国家的传统角色受到挤压，尤其是全球化体系的波动会直接地震撼当地市场的起伏，因而削弱国家的主权。在此一趋势下，国家会采取迎合跨国媒体产业，选择结盟的策略？或者发挥影响力，介入波动的过程中？是值得探讨的议题。（Jakubowicz,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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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全球化对于发展的问题涉及科技网络（technological networks）的兴起与扩张，而同时此一科技网络反映出新的角色、认同、实践等等的出现，包括女性、原住民、环保人士等，因而导致一个矛盾的问题出现，即如何在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中护卫当地的文化认同与弱势族群?（Escoba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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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发展的脉络下，传播媒介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应探讨什么传播网络可以启动地方性知识/文化/认同?如何建置能导致护卫地方的传播实践?（Escoba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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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抓紧“媒介批评”的教学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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